品牌的成功與失敗，皆在于受眾的認可。

　　曾經有一些服裝品牌，在中國的市場紅極一時，然而，卻在前行途中逐漸迷失，甚至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如果說，這些品牌曾經在人們心目中的分量，相當于當下的LV、Prada之神秘、高端，那么，他們如今的不堪境地，倒是像沒落的貴族。品牌依然還在，但貴族的范兒早已殆盡。

　　也許皮爾·卡丹并沒有變化，而是時代變化了。這就好像20年前拿個手機是了不起的事情，但現在絕無神氣可言。

　　“皮爾·卡丹以前是高端品牌，現在應該是大眾名牌。”北京圣達制衣有限公司的汪經理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圣達制衣代理皮爾·卡丹已將近20年。

　　作為高端品牌的皮爾·卡丹，十幾年前絕對名噪一時。

　　1978年改革開放后，皮爾·卡丹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外國服裝品牌，也是當時中國大眾對奢侈品概念的第一印象。

　　當時的皮爾·卡丹，代表著高檔、奢侈、身份、時尚、國際化……而現在，這些符號與皮爾·卡丹已經漸行漸遠。特別是當更多歐洲奢侈品牌涌入中國后，皮爾·卡丹開始淡出追捧奢侈品人群的視野。

　　皮爾·卡丹沒落了嗎？亦或它在中國并不在意躋身高端？

　　20多年前的中國時尚界，屬于皮爾·卡丹。

　　1978年，皮爾·卡丹先生將公司的員工組成一個旅游團第一次進入中國。在一張流傳甚廣的照片上，他穿著毛料大衣走在北京街頭，旁邊滿是對他投來好奇目光的中國人。

　　彼時的中國人，大多穿著綠色軍便裝或藍色中山裝，尚不知時尚為何物。

　　皮爾·卡丹先生卻在這樣的人群中看到了商機。他曾說：“一個擁有10億多人口的國家，如果給每個人衣服上釘10個扣子，就是100多億個，那是個多么大的市場啊！”

　　1989年年底，他以戰略家和冒險家的雙重膽識把皮爾·卡丹的服裝打入北京。圣達制衣的老板汪經理也成了這個品牌在中國的第一個代理商。

　　“改革開放初期，大家開始有錢了，但還不知道該怎么花，也沒見過好東西。皮爾·卡丹當時的服裝種類還很單一，只有西服、西褲、襯衣和領帶這幾樣。”汪經理回憶道。

　　對于皮爾·卡丹的一炮走紅，汪認為，這跟皮爾·卡丹生產線上的管理者都來自意大利及服裝版型都采用意大利原版，有很大的關系。正是這種“原汁原味”的意大利成衣，揭開了中國市場的一角。

　　當時，內地制造的西服售價30元至50元人民幣，皮爾·卡丹的西服一套售價要700元至800元人民幣。對當時的國人來說，皮爾·卡丹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汪經理評價。

　　那時的北京時裝界，也因為皮爾·卡丹而失去寧靜。

　　北京人逛商場必看皮爾·卡丹；趙本山的小品里，也將皮爾·卡丹作為創作元素，戲謔為“卡襠”，博人一笑。

　　至此，皮爾·卡丹本人實現了他的“中國夢想”。這個過程中，有他本人的智慧，也有當時的時代契機。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皮爾·卡丹開始在中國不同的城市開店。先是廣州，接著是沈陽、哈爾濱、上海、成都等地。

　　從嚴格意義上來講，皮爾·卡丹并不算是奢侈品。奢侈品用料考究，不能有任何瑕疵，但皮爾·卡丹的用料和做工并不如一線奢侈品那樣考究；其次，奢侈品講究物以稀為貴，講究手工制造，而皮爾·卡丹的理念則是產業化、機器化生產，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祥祺奢侈品研究中心副主任孔淑紅分析道。

　　“皮爾·卡丹本身并不定位于奢侈品。它是歐洲第一家將時尚設計產業化、大眾化的企業。”代理皮爾·卡丹羽絨服的江蘇世紀依豪服裝有限公司負責人黃經理告訴記者。

　　也許，皮爾·卡丹先生本人并無意躋身高端市場、營銷珍稀品。1959年，他就獨樹一幟，從政府取得了注冊商標，由工廠批量生產，再由百貨公司銷售。而另一方面，皮爾·卡丹獨特地按產品類別售賣商標使用權。

　　據記者了解，每一家代理商僅領取一個產品類別的商標使用權，并與皮爾·卡丹先生本人簽訂協議。這種代理模式細化到男正裝會有一家代理商，男休閑裝會有一家代理商，甚至到領帶、襪子都會有不同的代理商。

　　“我們只負責男正裝產品的設計、生產和銷售。”天津津達制衣有限公司的負責人告訴記者。

　　這些代理商不僅代理銷售，甚至有些還在進行設計。而在設計都本土化之后，皮爾·卡丹到底有多少的國際大品牌的實質內涵，難免受到質疑。也許皮爾·卡丹沒有變化，而是時代變化了。這就好像20年前拿個手機是了不起的事情，但現在絕無神氣可言，黃經理如此比喻。

　　即便如此，中國整個上世紀90年代服裝界的統領者皮爾·卡丹，還是慢慢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甚至在2009年，“溫州商人買下皮爾·卡丹商標權”的新聞被炒得沸沸揚揚。人們似乎覺得皮爾·卡丹一路走下坡，終被國內民企收購。而實際上，采訪中的代理商均告訴記者，溫州商人買下的僅為皮具類別的商標使用權，皮爾·卡丹仍有中國代表處，負責品牌宣傳推廣、組織秀場。

　　最近幾年，皮爾·卡丹開始力圖在中國重新振作。他們加強品牌監管，以統一品牌形象；在服裝系列中嘗試年輕化的設計，培養年輕客戶。然而，此時的北京、上海街頭已經和紐約、巴黎街頭一樣，到處是國際奢侈品品牌的旗艦店。皮爾·卡丹重覓輝煌，并不容易。

　　皮爾·卡丹這些年同樣飽受冒牌侵擾之苦。各代理商也都花了很大精力去打假，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江蘇世紀依豪在去年曾狀告淘寶網，稱他們銷售未授權的皮爾·卡丹羽絨服。世紀依豪的相關負責人白女士無奈地告訴記者，淘寶相關產品已經下架，但是究竟誰在賣這些產品，貨源來自哪里，仍然無法深入追究。

　　“除了網絡不經授權售賣，實體店售賣假貨，商標混淆，都是我們會遇到的問題。”白女士說。

　　記者查詢到一家“法國皮爾·卡丹皮具”的網站，稱自己代理皮爾·卡丹皮具，并歡迎加盟。電話接通后，對方的劉先生自稱是皮爾·卡丹四川經銷商。他稱，自己公司的產品是在重慶做的真正的皮爾·卡丹，與溫州商人收購的皮爾·卡丹皮具是兩個廠，他們做的皮爾·卡丹目前在重慶各大商場都有售賣，絕對不會出現侵權問題。

　　“這樣打擦邊球的企業很多，作為代理商只能是投訴到工商部門，等待地方行政執法。”天津津達負責人說。

　　皮爾·卡丹進入中國最早，品牌也賺錢，所以在知識產權方面受到的傷害也最大，前述天津津達負責人說，而這必然導致皮爾·卡丹品牌價值的下降。皮爾·卡丹在中國市場沉浮的幾十年，經歷了輝煌，品嘗了沒落，最終又將何去何從？奢侈品的誘惑就在于，讓你避之不及，但卻得之不易。能夠消費得起的只是少數群體，大多數人只有欣賞的份兒。
　
　　40多歲的佘建偉了解奢侈品誘惑的力量。他在東莞有一家專門做奢侈品A貨(仿貨的一種，和正品相比，做工、質量稍有區別，但是外觀、材質和正品幾乎一樣)的小廠，這些高仿品不僅繼承了奢侈品的經典設計，價格也非常親民。

　　上世紀80年代，對潮流的熱捧及朦朧的品牌意識回歸，精明的佘建偉從中發現了商機，并開始獨辟蹊徑。
那個時期，人們已經習慣了同樣色彩、同樣款式的衣服，所謂對品牌的社會認知度，不過是人們對一種獨特款式、一道鮮艷圖案的初級欣賞。而承襲大牌的風格但價格適中的正品大牌的山寨貨，其目標用戶則頗為廣泛：從無收入的學生、低收入人群，到收入頗高的白領，甚至到主持人和明星。

　　他的第一批山寨貨仿皮爾·卡丹在市場上的悄悄搶灘，深深契合了部分人對品牌的認知度。全新的品牌消費時代來臨，“毛澤東的孩子們穿起了時裝(當時的西方輿論如此表述)”。

　　“那個時代我剛開始創業，店里從服裝到鞋帽飾品都有一些名牌的仿貨，主要是老人頭、駱駝、鱷魚、勞力士等。”佘建偉告訴《法治周末》記者，他深知，國外大牌出現在少數中國人身上，即使是仿造的，在某種程度上也代表著第一批“先富起來的”人的夢想。

　　“回到上世紀80年代初，你能真正體會到品牌是如何被推向風口浪尖，那是人們的一場自我覺醒。”出生在上世紀60年代末的張漢麗對記者說，“電影明星穿什么我們也爭著穿什么，不管手中錢多錢少，我們都可以在一夜之間把從前所失去的彌補回來。”

　　“事實上，那個時代出現的品牌在中國被仿得幾近泛濫，山寨貨在中低端消費群體中的風靡之勢難以阻擋，‘正規軍’卻大失民心。”佘建偉說。

　　佘建偉的堂哥佘建新走了同佘建偉不同的道路，財運也截然不同。上世紀80年代，他同佘建偉一道下海，但他選擇的是做法國鱷魚LACOSTE在內地的正規代理商。

　　然而，就在他試圖瞄準高端消費群體、大力創業的同時，在正品鱷魚之外，山寨版鱷魚也風起云涌。但這些“鱷魚”，要么換了法國鱷魚頭的朝向，要么改造了法國鱷魚標識的顏色。總之，打“擦邊球”的方法林林總總。街邊店鋪里，鱷魚T恤的售賣聲不絕于耳，而上述場景是佘建新最不想看到的。

　　“國內銷售的正宗進口貨，價格都在千元以上。買正宗的法國鱷魚，幾百元甚至一百多元的價格絕無可能。”佘建新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2004年，他終于在連續虧損后放棄了法國鱷魚的代理，“和法國鱷魚有關的牌子太多，新加坡鱷魚、香港鱷魚，但消費者難分其中究竟。所以，真正的法國鱷魚遭遇山寨貨的‘圍剿’，生存空間日益狹窄，難以東山再起”。

　　實際上，不少頂級品牌在國內都遭遇到了和法國鱷魚一樣的境況。以華倫天奴為例，國內竟有200多個山寨版華倫天奴，有的給華倫天奴加了“帽子”(如“蘋果·華倫天奴”)，有的給華倫天奴加了“墊子”(如華倫天奴·格拉瓦尼)，有的則是模仿華倫天奴的“V”形商標標志。

　　記者致電香港華倫天奴亞太區辦事處，詢問如何做華倫天奴代理，并咨詢了相關打假問題。該處相關人員非常慎重地表示：“開展代理的授權非常復雜，要先將市場目標消費群體、市場潛力等一系列指標做論證后以表格形式發到公司郵箱。我們接過不止一件侵權案子，也懶得打假了，因為根本就打不過來，所以現在代理商并不好做，我們授權也很謹慎。”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頂級品牌在國內遇到的山寨“圍剿”，已經實實在在地阻礙了其在國內的推廣進程。據佘建新觀察，越是頂級品牌越容易被“傍”，而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被“傍”的品牌如今差不多都已經沒落了。

　　30年過去了，佘建新已經轉做國內某品牌服飾箱包的開發和營銷。回憶創業初期自己的失敗，他的感悟頗引人深思：一方面，那個時代的經濟基礎薄弱，消費水平也不高；另一方面，那個時代的人們品牌意識卻提前覺醒了。這就帶來一個矛盾，即物質和精神的沖突，而山寨貨正是這種矛盾沖撞的結果。

　　如今，佘建偉已對創業之時的策略稍加改變，開始仿起新銳奢侈品時尚絢麗的風格一樣搶眼，價格稍高卻又不像正品那樣霸道。“登堂入室了。因為公司有了一定資金，而國內的新富階層也成長起來了，所以現在做高仿愛馬仕、Chloé、Miumiu等。”

　　鱷魚、老人頭等已不在他仿造的視野之內。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連高仿廠家都開始怠慢它們了。

　　在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會長劉鳳華看來，上世紀80年代的品牌已經不受80后、90后的待見，現在即使穿這些品牌的正品，也感覺有失身份，像是假的。

　　新富階層現在追逐的頂級品牌，已與20年前的名牌不可同日而語。如今，上海和深圳街頭已與紐約和巴黎無太多差異，到處都是新興國際奢侈品品牌的旗艦店，曾經紅極一時的部分大牌，如今在奢侈品市場已難尋一席之地。

　　金利來、鱷魚恤、老人頭、卡丹路、啄木鳥、卡蒂樂鱷魚等耳熟能詳的品牌，都有橋頭鎮的人在代理。當地人創立的品牌代理企業多達200余家，年銷售額超過300億元。

　　永嘉橋頭，這個以“中國紐扣之都”、“拉鏈之鄉”蜚聲中外的鄉鎮，早已不復當年人聲鼎沸、車水馬龍的景象。曾經商鋪林立的橋西一條街已經顯示出落寞，隨后啟用的紐扣城，也是略顯冷清，讓人很難想象這里曾經擁有的繁華。

　　同橋頭鎮紐扣市場的“冷清”相比，橋頭人通過十多年的努力，卻將國際品牌代理業務做得風生水起。

　　目前，在外從事國際品牌代理的橋頭人每年創造的產值遠超于橋頭鎮當地傳統產業的總產值。“中國紐扣之都”的美名，逐漸讓位于“國際品牌代理之鄉”的美譽。在這方面走到前面的是當地人周建云。

　　在代理國際品牌之前，周建云從事鈕扣、拉鏈、服裝輔料等小商品經營，隨后自己經營了一家滑雪衫工廠。但是“中國人賣苦力，外國人賺大錢”的現實，讓他走上了國際品牌代理之路。

　　1998年，周建云簽下“卡帝樂·鱷魚”皮鞋中國總代理權，成為業界公認的代理國際品牌第一人。他的舉動也引發了橋頭人代理世界品牌的熱潮。

　　周建云之后，又有一批橋頭人加入到代理國際品牌的隊伍中來。這其中就有2009年參與收購皮爾·卡丹品牌的孫小飛、陳小飛、洪建巧就是從橋頭鎮發展起來的。他們代理的國際品牌主要集中在服裝、皮鞋、皮具等行業。如金利來、鱷魚恤、老人頭、卡丹路、啄木鳥、卡蒂樂·鱷魚等。

　　出于對品牌的維護，橋頭人普遍選擇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作為創業基地。尤其是廣州，作為中國時尚最前沿的城市，更是吸引和聚集了大批的橋頭人將此作為品牌運作的總部基地。

　　《永嘉名片》一書的作者，曾任永嘉縣宣傳科科長的潘仁勇對記者介紹說，目前僅在廣州、東莞、深圳從事國際品牌代理及相關產業鏈上的永嘉人就有7000多人，其中大部分為橋頭人。

　　據記者了解，在廣東，橋頭人創立的品牌代理企業多達200余家，年銷售額超過300億元。而橋頭鎮2010年傳統的紐扣產業和拉鏈產業的總產值約為50億元。

　　橋頭人早年經營紐扣、拉鏈鋪舊的營銷網絡，成為助力橋頭人成功運作國際品牌的“法寶”。陳錦琰告訴記者：“橋頭鎮有7萬余人，在外經商的有3萬多人，形成了一個非常廣泛的營銷網絡。”

　　周建云對于營銷網絡的重要性更是有著切身的體會：“作為一個剛進入中國的國際品牌，要是沒渠道，多好的品牌都做不起來。國際品牌的國內二級代理商中，50%以上都是橋頭人。如果渠道網絡豐富，拿到品牌就比較容易做起來。”

　　代理國際品牌讓橋頭人有了更為廣闊的國際視野，也藉此使得資本得到了快速擴張。然而橋頭人很快發現，代理國際品牌仍受制于人。

　　事實上，隨著2004年我國零售業對外資的完全放開，一方面，一些真正有影響力的一線國際品牌開始通過直營的方式進入中國；另一方面，杰尼亞、Coach等一線品牌開始逐步收回中國地區的代理權。而作為代理商，則不可避免地要面臨著品牌商收回代理權的風險。

　　周建云很早就覺察出了這一點。他對記者說：“作為代理商，前期品牌投入不夠就很難提升品牌的知名度，也就賺不到錢，但是投入太多把品牌做大做強了，又怕被總部收回。”

　　其實周建云的擔心不無道理，像代理品牌最多的葉黎明就遭遇到了被別人收回代理權的經歷。葉黎明與“卓凡尼·華倫天奴”簽訂了代理合同，經過兩年的推廣，當葉黎明進行規模布點時，該品牌被他人收購，葉黎明損失慘重。

　　2002年，周建云兼并了香港七好集團有限公司，并將公司擁有的國際品牌意大利TUCANO啄木鳥品牌收入囊中，成為這一品牌的全球唯一持有人，開了收購世界名牌的先河。

　　“只有品牌是自己的，才有信心大量地投入資本進行廣告宣傳、文化建設和品牌維護。”周建云說。目前“啄木鳥”在國內開設有2000多個專柜和專賣店，每年的銷售額近6億元。

　　不到10年時間，橋頭人或是收購國際品牌，或是買斷該品牌在大中華區的權益。目前已被橋頭人購買的國際知名品牌有意大利品牌卡丹路、法國品牌LOSACOS和HOPTAHE等。BOSSSUNWWEN(博斯紳威)這一品牌也在橋頭人吳旭南代理了3年之后，買斷了在大中華區的一切權益，成為該品牌的所有者。

　　而2009年孫小飛等4名橋頭人收購皮爾·卡丹一事，更是引起了業界的關注。橋頭人在國際品牌運作上的大手筆也令業內驚嘆。

　　其后，橋頭人乃至整個溫州人，還經常“組團”赴歐洲考察、尋找有潛力的品牌，以便在合適的時機將其攬入懷中。

　　一位溫州當地知情人士向透露，目前，國內代理的國際品牌多為二三線品牌。尤其是一些三線品牌，尚未在國內形成知名度，獲利空間非常有限。有的縣市級代理商拿到代理權后，為了獲得額外收益，違規同一些服裝生產廠商合作，進行貼牌生產。代理一兩年后，再轉向代理其他品牌。如此一來，就對一些品牌產生了極大的損害。

　　再者，品牌代理在橋頭鎮發展起來并形成規模后，國內一些從事品牌代理的商家也嗅到了其中的另類商機。上述知情人士介紹說，有的企業看到國內消費市場對于國際品牌有一種天然的追隨和崇拜，就去國外注冊一家公司，并注冊一個商標，再將該商標引入中國，授權給國內的代理商進行銷售和經營。

　　近日，央視曝光了“卡爾丹頓”只是國外注冊的空殼品牌，其生產和經營都在國內進行，是所謂的“假洋品牌”。這在上述知情人士看來，已經成為服裝、皮具等行業的“潛規則”。

　　“擁有世界品牌是一回事，能否運作好這個世界品牌又是一回事。”周建云感慨道。

　　中國出現如今的品牌變局，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仿品對這些品牌的沖擊；另一方面是這些品牌自身的發展戰略存在問題。1978年，身穿黑色毛料大衣、脖子上隨意搭條圍巾、雙手插兜地走在北京大街上的皮爾·卡丹，吸引了周圍所有人的目光。

　　那時的中國滿眼還都是軍綠色，那時的中國人斷然不知什么是奢侈品。皮爾·卡丹的到來開辟了一個高端的服裝消費時代。

　　繼皮爾·卡丹之后，夢特嬌、花花公子等品牌隨之而來。它們和皮爾·卡丹一起被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國人視為改頭換面必選的名牌。

　　曾幾何時，這些曾經家喻戶曉、風靡一時的品牌，正在變得不再高不可攀。這些名牌梯隊中或有一兩個品牌，已經不再被人提起、甚至銷聲匿跡。

　　而想要標榜自我的人，也不屑于多提此類品牌，取而代之的是舉手投足間，不經意露出袖扣上一枚小小的四葉花刺繡(LV的經典設計)、或是胸前低調的倒三角Prada標志、抑或那誰看了都會懂的黃色格紋設計(Burberry經典圖案)。

　　是中國人變了？還是這些品牌變了？

　　中國出現如今的品牌變局，皮爾·卡丹等之所以沒落，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仿品對這些品牌的沖擊；另一方面是這些品牌自身的發展戰略存在問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祥祺奢侈品研究中心研究員張小琳對記者說。

　　而中國品牌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丁家永則認為，隨著奢侈品進入中國，皮爾·卡丹等原本就不是頂級奢侈品定位的品牌，沒落也是一種必然。

　　1990年以后，以杰尼亞為首的國際高端奢侈品品牌，借助中國高端酒店曲線進入中國市場。1991年，杰尼亞在王府精品廊開設了中國內地第一家直營店，成為首個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男裝奢侈品品牌。

　　一年后，LV專賣店在王府飯店開張。隨后，Gucci、Prada等國際頂級品牌先后通過代理等方式進入中國。從2000年之后，奢侈品在中國進入了掘金期，他們通過大規模擴張占領市場。而這種沖擊不僅是品牌規模上的，更是對國人心理上的。

　　如今，在一線城市，皮爾·卡丹、夢特嬌已經不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甚至，對這些品牌還有些負面評價，有些人戲稱皮爾·卡丹為卡爾·皮蛋。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仿制品太多，破壞了品牌的形象。張小琳說。打開皮爾·卡丹的官方網站，中文語言的界面下有一個欄目即是打假信息，內容包括律師函、投訴書、處理證明、紅頭文件、警告信等。

　　但在張小琳看來，與這些品牌一樣，LV、Gucci等頂級奢侈品被仿的情況更多，而且奢侈品打假是個世界性難題，在意大利也有一條街是專門銷售奢侈品仿品的，但這些品牌并沒有因為仿制品的存在而形象受損，所以皮爾·卡丹等品牌的沒落更重要的還要從自身找原因。

　　和涌入中國的奢侈品品牌相比，這些曾經的大牌，貴族身份也十分尷尬。并不清晰的市場定位，讓這些貴族徒有其名。我希望我的品牌能為更多的人所欣賞，而不僅僅是為一小部分人服務。皮爾·卡丹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表示。

　　奢侈品兩個重要特點就是價格昂貴和稀缺。一旦門檻降低，那品牌就不能稱其為奢侈品了。例如皮爾·卡丹先生，希望讓更多的中國人接觸到他的產品，等于放棄了其奢侈品地位。張小琳說。

　　張小琳是摩納哥國際大學的奢侈品管理碩士，在念書時，她的老師還曾經提到：luxuryisdetail.(奢侈緣自細節)

　　如果一個品牌把自身定位為奢侈品，那么首先它的質量一定是過硬的，其次它的服務也是一流的，否則，奢侈品無法支撐起昂貴的價格。張小琳舉例說，比如，你去珠寶類奢侈品店，你會發現，所有的光源都會打在一顆珠寶上讓珠寶呈現出最好的成色，玻璃柜臺上不會有任何的手紋存在，試戴項鏈時服務員會手戴手套為你解下原有項鏈并放到托盤里，而不會直接用手幫你摘下等，這些細節的服務都會給你一種奢侈和尊貴的感受。

　　而在皮爾·卡丹、夢特嬌等品牌的專賣店里，我們并不能體驗到類似的尊貴感。

　　在我們反觀品牌巨變時，卻發現我們談到的大牌幾乎都是舶來品。中國本土的奢侈品品牌卻寥寥無幾，即使有，也并未有國際性的知名度。

　　中國缺少奢侈品品牌，很大程度上是時間原因。國際奢侈品品牌大多有上百年歷史，而中國絕大多數品牌是從上世紀90年代才開始發展的。張小琳說。

　　在丁家永看來，除了時間原因，歷史和文化的因素也存在。

　　奢侈品分很多類，比如絲綢、酒類等，我國是有奢侈品的，因為我國有這些方面的文化積淀；但是在服裝、包包、化妝品等領域，我們就沒有優勢，這些類別的奢侈品大都在歐洲，這些奢侈品的價值是借由歐洲古老的宮廷文化得以實現的。丁家永說。

　　但為何我國有著文化積淀的奢侈品品牌未能得到全球性的關注？在張小琳看來，一方面是我國對品牌保護的意識還不夠，一些品牌上市后既面臨著被仿冒的風險，但這個問題并不只在中國才有；另一方面還有營銷上的問題，比較典型的就是我國的奢侈品品牌不會講故事，沒有把故事背后的理念輸出，為外界認知。

　　LV、Prada等品牌背后都有一個令人著迷的故事，并且他們在發展過程中一直秉承著故事背后的理念。事實上，這些品牌一方面是在賣物品；另一方面也在賣理念。打造品牌要學習奢侈品品牌講故事的能力，把歷史更好地闡述出來。張小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