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詩歌，如果單以時間論，自1840年鴉片戰爭始，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不過半個世紀光景，在中國漫長的詩歌發展的河流中，只是一朵飛濺的浪花。但由于中國社會經濟性質的深刻變化，使這一時期的文學具有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的內容。近代詩歌的醒目之處在于，許多詩人都力圖通過詩歌的標點、行句，攝下眼見的瞬息萬變的現實和正在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近代詩歌的一個寶貴價值，就是它的“詩史”意義。從能夠讀到的幾首近代歌詠紡織的詩歌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帝國主義與官僚資本相互勾結的重壓下，中國弱小的分散的紡織業如何衰敗的過程。

　　詩人們在五口通商（1842年）不久，就敏感地看到了中國經濟的進一步貧困。張子虞的一首絕句：“互市甘松滿海濱，青云望氣識金銀，可憐伎巧開中土，菽粟人間賤似塵。”（《泛海詠史》）譚瑩的詩句說得更簡潔明了：“互市利既分，瀕海力遂困。”（《甲寅書事》十五首）

　　洋貨伴著火輪的隆隆聲滾滾而來，到處充塞，詩歌里有不少具體生動的記載。蔣師轍過天津紫竹林寫了一首《天沼歌》：“天沼不溺窮冥開，峨峨夷舶橫空來。破浪無勞視飛綩，殷雷激蕩雙輪催。纟集賄篚筐累千億，海濱捆載車轤轆。開場九市競陳列，蜃氣幻作金銀臺。斑罽流蘇混朱綠，繡螺錦貝爭奇環……”廣東的情況，亦如楊季鸞所詠：“重洋破浪浩無垠，粵肆爭傳百樣新。誰道樓臺憑蜃氣，但夸組織出鮫人。奇珍入境曾聞禁，食貨通商竟有神。番舶累累載何物？極天煙焰黑如輪。”（《雜感》六首之一）這兩首詩都描繪得細膩逼真，使人讀罷，眼前浮現出一幅幅立體的畫面。

　　海關進口的大洋貨中，以西洋布與洋紗為大宗。倪在田的《西洋布》，形容西洋布運積在“火輪車站”上：“機中錦字流費斷，天外飛車屈戍嘩。”姚瑩的《荷蘭羽毛歌》嘲諷外國奸商的狡黠與“貴人大賈”奇珍洋貨的媚外丑態，語言曉暢潑辣：“荷蘭羽毛不易得，數金才能買一尺。貴人大賈身服之，意氣非常動顏色。吳綾蜀錦皆暗淡，何況尋常布與帛？荷蘭小國通西洋，海道至此萬里強。往時諸國盡互市，荷蘭歲歲來盈筐。紅毛恃強作奸黠，劫奪不使來舟航。如今獨有紅毛種，貨遠不及價亦重。世人好異亦貴之，坐使蠶家絲積壅。吁嗟乎！食惟飽腹衣被寒，輕紈細縠徒華觀。華觀不足厭羅綺，紛紛異國求其難……眾商接待皆屏息，一語不合紅毛嗔。”

　　西洋布、西洋紗大量傾銷，市場被搶掠，致使鄉里織機紛紛停息，織工衣食無著，還日夜為官稅操急，他們自然要泣訴，要憤怒。鄧嘉輯的《秣陵織業行》說素以“織工巧”名震一時的秣陵織業行，“承平之日甲天下，水載以舟陸運馬。富商大賈工負販，仰給至無游手者。兵燹以來未復業，湘鄉相公發軍帖。招集四方織戶來，吱吱軋軋機房開。機房開，絲不賤，火船載絲出洋去，富者干沒貧不便。今年絲價高于珠，我見童子泣路隅。自言家有織機匠，年年衣食才有余。而今十機不織一身閑，那得搖絲車？

　　我為童子三嘆息，長官司機捐設正急。”童子的哭泣接應著織婦的嘆息。方濬頤的《織婦嘆》，用歌行體，如泣如訴地抒發了“不織之婦”的嘆息：“呼嗟乎！四方團練農不耕，四海通商婦不織。不織不耕之農何咆哮，不織之婦惟太息。太息未了向客言，掩袂欲語先聲吞。妾家珍此一端布，糴將新谷供晨昏。不堪市有波斯胡，西洋價賤難與論。千錢勝穿鶉結衣，三百可裁犢鼻裈……停我九張機，廢我五雜俎。藁砧荷戈去不返，說到征衣淚如雨。”詩人通過“道旁過客”的“噫嘻”來揭示何故“停我九張機”：“爾作織婦毋乃癡，方今有道賓四夷。火浣之鼠冰蠶絲，香荃石胍咸在茲。不耕而食不織衣，閨中奚用鳴梭為？”這兩首詩選擇童子、織婦的悲慘遭遇，有相當的典型意義。

　　近代以紡織為題材的詩歌，所見不多。上述所引幾首紡織詩歌，盡管它們藝術上沒有多少創新和特色，但從密切詩歌與現實生活的關系，研究近代社會經濟變遷，特別是了解辛亥革命爆發有著諸多深層次的社會原因的意義上說，都值得珍視，值得加以援引、紹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