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前副秘書長沙姆沙德·阿赫塔爾：對外開放的中國極具吸引力 大灣區能夠為中國發展提供更多先進經驗

“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和潛力、市場規模，以及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力，已經受到廣泛的認可，特別是‘一帶一路’合作伙伴們。”聯合國前副秘書長、亞太經社理事會前執行秘書、博鰲亞洲論壇政策顧問沙姆沙德·阿赫塔爾于12月5日在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粵港澳大灣區總部和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主辦、21世紀經濟報道承辦的“2019南方財經國際論壇”上表示。

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沙姆沙德·阿赫塔爾表示，通過對外開放，中國正在為外資企業提供一個極具吸引力、開放的市場，中國要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

沙姆沙德·阿赫塔爾也指出，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如果同時能夠把大灣區進一步的融合，以及與海外市場進行對接，將能夠讓資金有效流入國內。

沙姆沙德·阿赫塔爾曾任巴基斯坦中央銀行行長以及世界銀行副行長。

聯合國前副秘書長沙姆沙德-甘俊攝

全面開放帶來信心

《21世紀》：當前中國正在進行一系列改革，中國金融領域的開放步伐很快，你此前對中國金融業改革、資本市場的發展有一些研究，你認為中國金融領域的開放會帶來怎樣的變化？

沙姆沙德·阿赫塔爾：早在1990年代中期，我就曾以亞洲開發銀行治理、金融和貿易處主管的身份，協助了中國金融框架的重構，1990年代到現在，世界發生巨變，中國更是滄海桑田，現在看到中國跟我當時來到中國所見所聞完全不同。

當前中國的市場中仍在發展、并且非常積極的事情之一，就是通過對外開放，為外資企業提供了一個開放的市場，這是政府或監管機構的一大飛躍。但中國也應該逐步建立一個更加開放的市場，例如形成與全球交易所能夠不受限制、自由流動的資本市場。在今年改革也是不斷的推進，一方面在銀行和資本市場，同時也有計劃不斷的簡化支付體系，另外也讓監管者通過各種技術手段能夠有效管理金融體系和確保風險的監控。

現在中國監管機構對在岸和離岸市場中的資本進入設立了不同的標準，當然他們現在已經對一些限制做出改善，但最終目標應該是完全消除這些限制。我的一個建議是改變經紀行業的運作方式，改變中國國內證券或基金公司在海外開設經紀子公司的模式，通過適當的制度框架使資金成為中介資金。這會是一種很好的系統性吸引資金的方法，由于經紀行業處于證券監管者的監管框架之內，中國也能夠更好地進行管理。

《21世紀》：你對中國的金融改革有哪些建議？

沙姆沙德·阿赫塔爾：我認為重要的是構建和培育更多的投資者對市場的信心,這需要開放與全面自由化,也需要加強市場的透明度,而且還需要通過加強一線監管機構的交流,使他們的業務實現高質量自我調整,支持和保護投資者。同時也要確保交流有良好的治理和獨立的管理，資本市場要保持獨立性,其功能基于透明開放的監管框架和有效執行。

現在中國有許多的改革，這些改革也是循序漸進，不斷的推進改革開放的過程，如果同時能夠把大灣區進一步的融合，以及與海外市場進行對接，將能夠讓資金有效流入國內。

中國經驗提升全球治理水平

《21世紀》：國際上多個經濟體在一些政策主張上與“一帶一路”倡議不謀而合。你如何看待“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于這些經濟體的意義？各個經濟體應該如何幫助亞洲、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各方應如何合作？

沙姆沙德·阿赫塔爾：以歐盟為例，歐盟與亞洲、非洲地區都有著自己傳統的關系，中國也逐漸通過融資、發展項目與這些地區的國家發展合作伙伴關系。從總體上來看，歐盟對這些地區的支持力度并沒有中國高，此外，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能夠幫助沿線國家更節約時間、更具成本效益地進行通道的建設。

“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多個通道提供連通性，形成了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了便捷的多式聯運模式。而歐盟也在發展自身在亞洲、非洲的通道，其中最大的爭議點是，以誰的法律規則、準則為基礎來進行？因此，必須有一個提供標準化法律法規框架和環境監督標準體系，但是它非常復雜，比如說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歐盟已經形成了其自身的標準，但亞洲正在發展，你不能指望老撾、柬埔寨或亞洲其他地區能夠一夜之間達到歐盟標準，按照歐盟的標準進行建設，這將會耗費很長的時間。

但是在此期間，重要的是我們要提高各方的項目可行性標準，一個競爭性招標過程，以項目執行過程為基礎，并以統一的方式進行，以確保促進更加平衡和公平的發展。

每個經濟體都必須在其能力范圍內進行操作，我認為不同國家最基本的是要確保在建設中進行競爭性的招標，而不是孤立進行。

《21世紀》：你認為中國需要對沿線國家合作伙伴的哪些需求最為重視？

沙姆沙德·阿赫塔爾：首先我認為,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幫助這些國家打開他們的貿易通道,因為其中一些國家沒有高質量的貿易通道,這種情況下的第一步是建設國家基礎設施,因為“一帶一路”倡議沿線的國家很多是相對低收入國家，或者赤字較高，基礎設施質量相對較弱。因此，中國和“一帶一路”合作伙伴應優先發展高質量的基礎設施。

其次，在對沿線國家的合作伙伴進行投資前，應該以戰略性的眼光進行思考，按實際需求進行相關的基礎設施的建設，使得這些合作能夠更具競爭力，經濟走廊的發展也會更好。

再者，在基礎設施開發建設的時候，應該考慮到多式聯運，比如說在建設港口的時候，應該考慮如何將其與陸上的公路、鐵路連接。

我同時認為，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和國家的經濟部門或者工業部門的專業知識非常薄弱，自身也缺乏可利用的資源，在資源與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對于項目實施的進展和順序造成阻礙。中國也應該幫助沿線國家提升他們的能力、擴展當地資源的融資能力，然后再啟動大型的基建項目。

大灣區將產生溢出效應

《21世紀》：你覺得粵港澳大灣區能夠對中國經濟發展起到怎樣的推動作用？

沙姆沙德·阿赫塔爾：我認為大灣區是一個偉大的想法，也需要非常系統的方式來確保其協調實施，因為它涉及到三個不同的關稅區。目前大灣區內部之間的聯系是便捷的，如何通過現有的金融體系、產業結構來促進灣區的經濟發展值得探究。此前我拜訪過大灣區的多個城市，在香港的時候我到訪過數碼港，參觀在創新孵化器中的創業公司，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來自灣區不同地方的人集聚在數碼港當中，探索如何幫助這些創業公司運營、發展。

作為全球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大灣區正在產生持續的效應。比如說香港是一個具有悠長貿易歷史的城市，有著現代化的港口以及香港金管局和香港交易所等提供的協調發展、可持續融資的機制。如果在包括跨境普惠金融在內的模式能夠在大灣區內發展起來，這將會是非常先進的，中國的其他城市或地區也會從大灣區的發展中獲取經驗，大灣區可以在多個領域產生溢出效應。

《21世紀》：為了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目前多國施行了寬松的貨幣政策，部分經濟體已經負利率，你對此怎么看？

沙姆沙德·阿赫塔爾：當下全球市場還是存在內在的薄弱性和脆弱性，具有系統穩定性、重要性的國家，他們目前還沒有辦法提出有效的政策，來及時應對這種危機，而財政的刺激措施也不及預期。現在在不同的市場當中，基礎設施的差距還沒有得到有效的彌補，行業的機構改革目前還是有所放慢，這些導致生產力的增長不如預期，競爭力也有所下降。在這種趨勢下，出現對全球經濟和經濟治理信心的喪失。各個國家必須深挖資本市場的潛力，能夠為儲蓄者帶來客觀回報，同時讓投資者進行風險投資。

而負利率是貨幣寬松的體現，無論是通過債券購買計劃進行量化寬松，還是降低利率，高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很大的風險，金融體系會將錢“推”到非生產性投資上，資金會流向投機，或者用于低質量的投資，這就有必要有效校準貨幣寬松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