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工業奠基人之一--陳維稷

　　說到紡織工業，那可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支柱產業之一。但你知道當時我國紡織工業一系列重要決策是如何制訂的嗎?后來的多個紡織行業國家標準是如何出臺的嗎?而這些，都與出生于安徽省青陽的一個人有關。

　　一、在教學從事革命工作

　　1902年10月，陳維稷出生于安徽省青陽縣楊田鄉梅溪村一個仕宦家庭。據《青陽縣志》記載，因家境不錯，幼年的陳維稷得以進入私塾就讀，加上他勤奮好學，因此奠定了比較扎實的國學基礎。

　　1918年秋，陳維稷從家鄉考取了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學，畢業后升入復旦大學化學系，并于1925年赴英國留學攻讀染化工程。1929年陳維稷從英國留學歸來，就先后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學、復旦大學、北平大學工學院、南通學院等。“陳老師講課時深入淺出，理論聯系實際，注意啟發引導，深受學生歡迎。”據他的學生后來回憶，陳維稷在南通學院授課時曾將英國新出版的《染色集成》一書交給全班學生分工翻譯，然后進行具體指導，這樣使學生既擴大專業知識，又提高了英語水平。

　　眾所周知，在陳維稷執教期間，正值我國國難日益嚴重，全國人民抗日熱情高漲的時候。陳維稷在教學的同時也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并且于1938年3月由香港返回家鄉，擔任安徽省青陽縣民眾動員委員會副主任。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陳維稷任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總工程師。在這期間他繼續從事革命活動，發起成立了“中國紡織事業協進會”，不僅在上海解放前夕團結了許多廠長、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積極參加以工人為主體的護廠斗爭，而且常以聚餐為名召開秘密會議，為黨的地下工作者提供掩護和工作場所，并協助皖南游擊隊在上海采購電臺等物資。

　　二、我國紡織工業一系列重要決策的主導者

　　新中國成立以后，陳維稷就被任命為紡織工業部副部長。作為新中國紡織工業奠基人之一，他主導了我國紡織工業一系列重要的決策。如紡織工業是加工工業，必須充分重視原料的開發;要在發展紡織生產的同時，注意發展紡織機械和器材工業;要發展天然纖維，同時也要逐步發展化學纖維等等。同時，他還提出要踏踏實實地抓好紡織生產的基礎性技術工作。“在他的組織和推動下，中國紡織工業在50年代就制訂出了統一的經營技術標準和技術經濟指標，總結推廣了各項工作法，開展了工藝研究。這些在當時大多屬于首創，且都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有關史料中這樣評價道。

　　早在上世紀50年代，陳維稷就提出要探索紡織新技術、新工藝，努力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并強調要走自己的路子。根據中國人口眾多、勞動成本相對低廉的具體情況，陳維稷認為棉紡工業既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又要大力提高成紗質量和降低細紗斷頭率。他創造性地主張細紗應采用中速、中卷裝。“這種獨創、富有遠見的科學見解，對克服和糾正當時盛行的片面強調速度的錯誤觀點，正確引導紡織科技事業的發展有重要意義。”青陽縣相關方志研究者這樣說道。當然，效果也是明顯的。據《青陽縣志》等史料記載，在他的領導下，中國紡織工業科學技術發展迅速，到上世紀60年代時已逐步縮小了與國際水平的差距，并研制完成了轉杯紡紗機、靜電紡紗等新型紡紗、新型織布等重大科技項目。

　　我們知道，紡織原料和纖維檢驗是紡織工業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陳維稷一貫重視并支持紡織原料如棉花等的開發和纖維檢驗工作。

　　上世紀80年代初期，農業部門培育和推廣了魯棉1號、中棉所7號、10號等一批早熟高產棉，使中國棉花產量大幅度提高。但是，這些品種有著致命的弱點，即強力低、成熟度差、細度不勻率大，造成了紡織加工的困難和紡紗成本的增加。陳維稷了解情況后，立即向有關領導反映，并迅速召開國產良種原棉及紡紗性能學術討論會，從而溝通了農業和紡織工業科技人員的思想，在棉花品種培育上取得共識。“可別小看了這次會議，它對以后的棉花品種培育可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會后不久，農業部門就培育出適合紡織工業生產的新的良種棉代替了魯棉1號和中棉所10號，棉花品種培育出現了新的勢頭。”青陽縣方志研究者告訴我們。

　　棉花檢驗工作，是保證棉花品質的重要環節。1950年4月紡織工業部成立纖維檢驗所，統一管理棉花檢驗工作。隨著纖維檢驗機構的建立，陳維稷就組織力量著手制訂纖維標準，先后制訂了細絨棉、粗絨棉和霜黃棉等標準。1972年經陳維稷的推動，我國頒發了棉花(細絨棉)GB1103-72國家標準試行方案，從此誕生了中國第一個棉花國家標準。而這個標準至今還在執行。隨后幾年中，在陳維稷的關心和組織下，中國又陸續制訂了毛、麻、絲等纖維的國家標準。

　　三、援外工作受到周總理表揚

　　除了積極推動國內的紡織工業發展外，長期分管紡織工業援外工作的陳維稷還發揚國際主義精神，處處真心誠意地幫助受援國發展民族經濟，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好的影響。

　　據史料記載，1956年中國幫助緬甸建設的直邁紡織廠，是紡織工業部承接的第一個援外項目，也是中國工業部門的第一個援外項目。陳維稷在主持這個項目時，親自過問和研究了技術上的有關問題。當了解到緬甸當地只生產纖維較短的粗絨棉時，陳維稷果斷地決定把緬棉運回國內在國產設備上試紡，據以制訂合理的工藝條件和設備配套方案。經過對設備部件和工藝的多次改進，終于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中國援建的緬甸直邁棉紡織廠僅用了兩年時間就建成。

　　最有意思的是，中國援建的這個廠與美國原來援建的棉紡織廠相毗鄰。美國廠用進口原棉，成本高，而且由于工藝不合適，成紗質量差，產量也低，年年虧損。而中國援建廠由于采用當地棉花，工藝合理，成本低，成紗質量又好，產品供不應求，連年盈利。據史料記載，這個廠的建設成功，為中國贏得了國際聲譽，為此受到了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的表揚。

　　除此之外，在中國幫助越南南定棉紡織廠恢復生產、援助柬埔寨建設棉紡織廠等方面，陳維稷都能根據各國實際情況制訂援助方案，不僅大大增加了越南、柬埔寨等國政府的財政收入，而且搞活了這些國家城鄉織布業，繁榮了當地經濟。

　　從1949年11月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紡織工業部副部長，一直到1982年4月離任，陳維稷應該還創造了一個紀錄——擔任部領導長達33年之久。而作為新中國紡織工業的奠基人，這位從安徽省青陽走出的“老部長”，為新中國的經濟發展所做的貢獻是值得敬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