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新思科技中國董事長兼全球資深副總裁葛群：新基建助推“數字社會” 半導體將迎“最黃金”發展階段

2017年末，新思科技（Synopsys）宣布在中國成立新的戰略投資基金，首期基金規模一億美元。不過此后，該公司并未過多向外界透露其進展情況。近日，新思科技中國董事長兼全球資深副總裁葛群在深圳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的獨家專訪時，首次介紹了投資基金成立以來的進展和今后的投資策略。

“我們希望解決中國產業的痛點。”葛群表示，“我們已經完成了兩家合資公司的成立，每一家都經過1年多的醞釀才最終落地。”此外，投資基金的另一條主線則是FOF（基金的基金），以充分利用新思對產業的深刻理解，通過基金最大化對產業的助力。

新思在2018年和2019年分別成立了芯思原和全芯智造兩家合資公司，前者意在加強芯片IP領域的本土合作，助力本土晶圓廠和設計企業實現自主研發，掌握核心技術；后者旨在加強制造類EDA領域的本土合作，帶動國內技術能力。

新思科技是全球排名第一的芯片自動化設計（EDA）解決方案供應商，也是全球排名首位的芯片IP供應商。EDA作為芯片設計的重要必需工具，可極大地提高集成電路設計的效率和抽象層次。如今，一塊小小的芯片上可以有多達百億個晶體管——這使得高端芯片設計的實現離不開EDA。作為一家處于產業鏈最上游的重要企業，新思科技對于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新基建”下的機遇以及疫情帶來的長遠影響也有著自己的理解。

葛群。資料圖

與中國市場共成長

《21世紀》：為何此前未透露過投資基金的具體進展？

葛群：投資基金是新思全球戰略的重要里程碑，是一個幫助我們更好地實施新思中國戰略的平臺。為此，我們醞釀了很久。作為唯一一家中國區員工過千的EDA公司，新思不僅僅將中國區視為一個分支機構，而是視為全球重要的技術研發中心之一——在新思中國，超過8成的員工都是技術人員。區別于其他廠商初入中國市場時采用的代理公司模式，新思中國自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全資子公司。

在新思看來，中國的業務是一個“事業”，而非幾單“買賣”。因此我們一直在思考，除了在技術上幫助客戶，還可以從哪些維度幫助中國半導體產業？而最終做出的策略便是在技術、資本、產業資源、人才等領域全方位地支持中國半導體產業。在分別經過一年多的產業盡調、規劃和籌備之后，我們已經在這一策略下完成了兩家合資公司的落地。

《21世紀》：兩家公司具體進展如何？

葛群：第一家叫“芯思原”。當時我們看到IoT（物聯網）是中國半導體行業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卻也存在著不少行業痛點，比如工藝層面缺乏本土芯片IP、開發成本較高等。我們希望用更有效的產品和成本結構去支持該領域的中小型企業，因此想要打造一家本土化芯片IP企業，專注于IoT所需的成熟的40納米以上的IP。

最終在和許多潛在合作伙伴討論之后，我們選擇與芯原這家能夠承接新思IP技術能力的企業合作。芯原與我們已有十多年的合作基礎，也是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簡稱“大基金”）投資的芯片設計服務公司之一。

此后，我們瞄準了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另一個痛點，籌備第二家合資公司，也就是“全芯智造”。晶圓制造是國家關注的重點，“大基金”的一大投資重點便是芯片制造。芯片制造類企業進行先進工藝開發的時候，所需的絕大多數制造類EDA都來自于新思，在全球我們占據了70%左右的市場。但痛點在于中國本土的專業服務人才和力量不足，因此市場需要一個實體機構，吸引更多人才和資源，在產品上研發和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更好地服務中國集成電路制造企業。

“全芯智造”從2017年底開始籌備，到2019年最終落地。由于共同的產業布局戰略，我們和中電集團（CEC）首先走到了一起，其次在資本方面，為了保證合資公司的國產化定位，我們非常注重資本比例的控制，以確保國內資本占企業的主導地位。目前，合資公司的進展非常好，國內很多領先的晶圓企業，都在通過全芯智造獲取基于新思的技術和全方位的服務。未來全芯智造也將推出自己研發的產品。

我們非常注重和中國產業生態伙伴的合作，每次精心選擇不同的合資方力求優勢互補，一同為中國集成電路產業助力。新思中國基金在未來的投資中也會一直堅持這樣的策略。

《21世紀》：為什么要做這些？

葛群：我們的主要目標不僅僅是把EDA和IP的業務做好，而是要參與中國半導體的成長。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關注的不是競爭而是成長。根據市場調查數據，中國僅有12%的芯片靠本土企業供應，因此本土企業有著巨大的成長空間。如果新思能夠積極參與其中，中國市場成長的同時新思也會加速發展。

很多中國企業在成長過程中需要得到幫助，不僅是采用一些EDA軟件及IP，還需要芯片技術整合、企業管理、產業生態方面的支持。我們希望通過身體力行地幫助中國企業，也同時讓新思的品牌深入人心。

新思投資的另外一條策略是成為FoF。畢竟我們的基金在一期時只有1億（美元），相較千億級的“大基金”體量很小。很多產業界和投資界的朋友們告訴我，新思自身其實就是最好的產業資源——我們深耕中國25年，幾乎服務于中國每家芯片企業，沒有哪家公司對產業的認識和對客戶的了解比新思更深、更廣。新思投資基金與其他產業基金的合作，這個杠桿作用將讓我們能夠幫助到更多的人。盡管暫時還不能透露，但我們已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成為一家產業基金的LP（出資合伙人）之一。接下來還會參與第二家、第三家。

“新基建”助推數字社會

《21世紀》：如何看待中國產業在過去一段時間的發展？

葛群：新思進入中國已有25年，我本人進入集成電路行業也已有20多年。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成立了幾家大體量的公司，但一直到2000-2006年都還處于非常初期的階段。彼時，中國半導體產業還在摸索發展，產業環境還沒有形成良好的循環。之后，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我們在跟著國外走。即使是中國芯片業非常頭部的企業，技術也比國外晚兩代左右。不過，得益于國內企業需求的快速爆發，新思業務的成長速度也有幸遠高于行業的成長速度。

第二階段，國內領先企業開始趕上，從使用落后兩代的技術到只晚一代，甚至與新技術同步。但這一階段仍是我們提供現成的工具和方法，國內領先企業僅僅趕在同一代去使用它們，并沒有在開發之前進行技術探討和定制。因此，比起國外的進度，中國的企業仍會晚接近半年的開發進度。

第三階段，國內領先的芯片設計企業開始在我們的產品定義階段就提出需求。例如在芯片IP領域，技術的提前期大概有8個月到1年半，我們的產品定義部門和技術部門會提前和客戶就其需求和期望進行非常深度的討論，保證做出來就是他們想要的。此時，有幾家國內芯片企業已開始進入全球第一梯隊行列。

第四階段，一些國內企業開始引領技術潮流。例如，華為和蘋果都是首批采用10納米芯片工藝并量產的企業。從晚別人兩代，到成為領導者，作為這個過程的見證者和親歷者，我也頗感榮幸。

《21世紀》：上述發展對新思中國業務有何影響？

葛群：EDA行業在半導體產業的最上游，總體發展比較平穩，過去30年一直如此。所有的波動傳遞到上游都會被放緩，這樣既有好處也有壞處。可以透露的是，新思在過去幾年穩定增長，在中國市場更是穩定高速增長，且這種增長并不是一個普通的“兩位數”，而是一個“大兩位數”。新思的中國業務，從原來在全球、亞太都是倒數，發展成為亞太的領頭羊。我們的中國業務增長速度，超過了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增長速度，這也讓我對中國半導體行業的發展絲毫沒有懷疑。

《21世紀》：如何看待“新基建”的產業機遇？

葛群：我樂觀地估計，如果資源配置合理，至少可以讓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增速翻倍。我的理解是，“新基建”是一個劃時代的思維改變，把中國從一個傳統社會徹底改變成“數字社會”；而我們早先所討論的“數字經濟”僅僅是做加法，將一些傳統產業從線下搬到線上。

例如，現在的孩子可能不能理解過去沒有電話、互聯網的時代；而出生在數字社會的一代，他們會習以為常地通過高速互聯網上課、用在線溝通完成日常商業交流、用人臉識別技術完成各種身份認證。這種觀念上的轉變會影響到生活、生產和工業化等各個角落。

新基建的“新”在于，它不是“新的基建”，而是“為新的數字世界做的基礎建設”。過去是鐵路、公路、水利；現在數字社會需要的是5G、寬帶網和數據中心。進入數字社會有一定的門檻，而我們已經有很好的基礎，例如在4G和5G的部署上，也包括基礎性的電力、運輸等方面。

《21世紀》：我們需要做數字時代的原住民嗎？

葛群：是的，未來不懂AI的人，在競爭力上可能就像現在不會用搜索引擎的人。如果大家都接受這種變化，半導體的機會是無窮大的。數字社會的底層是軟件和芯片，芯片更是軟件的載體。現在芯片還是硅基的，未來可能會有其他的半導體化合物。未來5到10年一定是半導體最黃金的發展階段。

過去，有不少技術方向僅僅是被迫去做一些疊加，并沒有需求層面帶來的緊迫性。例如“物聯網”的概念講了很多年，也一直不溫不火。但觀念如能改變，物聯網將成為數字時代的基礎，需求量就會是另一個數量級，至少是10倍地增長。新思的任務就是讓芯片行業能夠更快、更低風險地設計出數字社會所需要的產品。

產業或轉向“松耦合”

《21世紀》：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會使半導體產業回暖的態勢受到影響？

葛群：挑戰是存在的。不管是哪家分析機構出具的報告，只是對衰退的預測數字不一樣。之前疫情期間手機銷量大跌，這影響了很多人的信心。對半導體公司來說，也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但從新思的最新數據來看，我們現在發展情況非常好，包括接下來第三和第四季度的預測也一樣。回過頭來，我再去跟客戶聊的時候，他們其實也比之前有信心了。政府對于復工復產以及推出“新基建”這些明智的決策，給行業增加了巨大的信心。

其實半導體行業本身也在思考未來的方向。例如，手機芯片做到現在只剩這么幾家，其他領域也一樣。“新基建”給大家指明了新的方向，走出過去兩三年的迷茫。產業的積累和試水已經足夠，之前只是缺乏動力。芯片的研發需要相當的研發周期，在寒冬中需要做的就是潛心技術。等到半年或一年后市場需求顯現的時候，產品出來也就剛好。

《21世紀》：疫情也帶來了對全球化的一些討論，新思如何看待？

葛群：不單是芯片產業，全球經濟一體化都會發生變化。過去的經濟一體化有些像電子系統里的“強耦合”（模塊間關聯程度較強），有精細的垂直分工以追求極致的高效，每一領域都有龍頭企業占據著大部分的利潤。這會造成系統很高效，卻也很脆弱。但在高可靠性的電子系統里，比如智能汽車或航空航天，都需要雙備份甚至三備份，追求效率的同時，更需要的是穩定性和安全性。

如今全球的制造能力已經足夠，未必只一味追求極致的效率。產業會從過于注重全球分工協作，轉向追求一個穩定的系統，我們稱之為 “松耦合”（模塊間關聯程度較弱）系統。但我認為，較大程度的分散也不可能。

這個體系會往極端走一點，又來回調整，慢慢趨于平衡，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全球可能正在從一個“強耦合”體系向一個“松耦合”體系轉型，對于習慣了“強耦合”的模式下生存的企業來說，挑戰就是要探索走向“松耦合”模式中的發展之道，并提前做一些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