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投董事長：未來15年中國或陷“中等收入陷阱”

　　過去15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9.6%。按市場匯率計算，人均GDP從1995年的600美元躍升到2010年約40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分類標準，中國已經從低收入國家進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在未來15年，中國經濟能否保持它過去的增長表現?

　　未來面臨的風險

　　我們不能從過去15年或30年增長趨勢簡單外推，以此預測中國的未來增長。經濟發展的國際經驗表明，從中等收入過渡到高收入，要比從低收入過渡到中等收入更為困難，亦即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主要源于收入分配惡化。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在近年來持續擴大。經濟結構和體制上的一些缺陷，例如，至今依然存在的對城鄉勞動力流動的限制，資本、土地等要素市場的市場化改革不完全，部分行業的壟斷，財政再分配功能的薄弱等，是收入分配惡化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國必須扭轉當前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趨勢，在未來幾年投資于跨區域的基礎設施，建立起有效的社會安全網，以及保證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在地區和城鄉間的均等分配。

　　即使中國能夠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其經濟潛在增長率在將來也會有較大幅度的下降。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國在相當早的階段就開始了人口轉型。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就開始了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上升，和少兒撫養率的下降，由此分別導致了勞動力的充足供給和儲蓄率的提高，人口轉型為經濟增長帶來了“人口紅利”。中國過去的經濟高增長即是這一“人口紅利”的反映。

　　在過去30年，中國有兩個階段經歷了少兒撫養率的較大幅度下降，分別為上世紀80年代初和從2001年至2008年。后一個周期少兒撫養率的下降，是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并維持高順差的重要原因。

　　“人口紅利”來得早也去得早。根據聯合國預測，2010年以后，中國的少兒撫養率將基本停止下降，而老年撫養率將開始顯著上升，總撫養率在2013年到達最低點之后開始上升。勞動年齡人口在2015年以后將進入零增長和下降。發展階段的轉型，再加上人口因素，預示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在未來三四年內，可能會由目前的10%以上，下降到7%至8%，或者更低一點的水平上。

　　持續增長的動力

　　事實上，如果中國的人均GDP能在未來保持6%的增長，就可以在未來20年左右步入高收入現代化國家的行列。關鍵在于增長的持續性。城市化和創新將是未來中國經濟實現持續，增長的主要動力。

　　城市化推進帶來的農村勞動力向現代化制造業和服務業部門轉移，將導致中國的有效勞動供給不會因為總勞動力數量下降而下降。城市化發展將改善目前近2億流動勞動力的生產和生活條件，使他們融入城市生活的主流，并且有意愿也有能力為下一代的人力資本而投資，從而有利于提高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后勁。

　　然而，近幾年中國各地推進的城鎮化，更多屬于城市邊界的擴張。一部分農村人口被城鎮化，僅僅是因為居住地被劃為城鎮，而其生活方式并沒有變化，即只有“土地的城市化”，而沒有“農民的城市化”。

　　在城鎮化總體水平較低的同時，城市發展的結構也存在一定問題。首先，大量地級城市規模較小，難以起到有效的集聚作用，不能大規模吸納就業，也不能更有效率地利用土地資源和各種公共服務。其次，部分由于行政區劃條塊分割的原因，城市的專業化和分工程度不夠，城市間的協作和聯系薄弱，大中小城市分工協作、功能互補的城市群還沒有真正發展起來。無疑，中國需要加快城市化進程，并且使城市化推進得更有效率和更具包容性。{page_break}

　　隨著中國步入中等收入社會，國內市場的擴張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自然也就需要更多的本土企業通過創新，創造出服務于中國市場、適合中國國情的新產品、新服務以及新的經營組織方式。

　　創新是一項高風險的投資，它需要一個有效的金融市場來分擔這些分險。中小企業往往是創新的主體，而在中國，中小企業融資難已是一個長期存在卻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的問題。中國需要發展類似于國外的村鎮銀行和社區銀行，它們接觸了解中小企業情況，盡職調查成本低，可以為中小企業提供基本的融資。由于這些金融機構規模小，國家需要幫助提供清算以及再融資等方面的支持。風險投資是創新型企業和重大創新活動的催化劑和孵化器，其發展需要發達有效的股票市場，以保證其可以退出并實現收益。

　　創新往往是由新進入的企業，而不是由現存的企業來提供的。因此，實現創新需要一個好的競爭環境，保證企業的自由進入和退出。國內一些基礎性上游行業和服務業部門，存在較多的行政性壟斷和管制壁壘。此外，還有一些地區性的和針對不同所有制的進入壁壘。要建設創新型國家，需要制定一套綜合的國家競爭政策框架，以保證創新和企業家精神潛力的發揮，保證整體經濟的長久活力。

　　宏觀經濟政策的挑戰

　　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國需要對潛在增長水平具備清醒的認識。在這方面，日本和韓國提供了重要教訓。日本和韓國在其經濟增長潛力已大幅放緩的時候，試圖通過擴張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維持增長。但是，經濟增長不可能長期背離其潛在水平，靠政策刺激維持的高增長往往通過金融或經濟危機來強迫實現調整。

　　日本和韓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分別因為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而結束。當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下降的時候，政策制定者也需要相應調整對適當的貨幣總量增長和利率水平的認識。

　　在財政政策方面，應該進一步深化稅制改革和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個人所得稅應從分類征收最終過渡到綜合稅制，而不是像目前這樣只對工資收入征收累進稅。增值稅應擴展到服務業，取代現在針對服務業征收的營業稅，以支持服務業的發展。物業稅(房地產稅)的開征將為地方政府提供一個穩定的收入來源，有助于引導和改善地方政府的行為，使其更關注于公共服務和民生，減少行為的短期化傾向，有利于城市化的良性發展。此外，改革稅費體系以理順資源價格體系，將有利于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也有利于西部資源富集地區的發展，促進區域間平衡。

　　在財政管理體制方面，應按照管理復雜性、受益范圍激勵相容等原則，科學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職能，并通過稅制和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保證這些職能有相應的財力支撐。中國政府間職能劃分過于分散，許多應該由中央政府承擔的職能，如養老保險、司法、海域管理、跨域水利建設等，中央政府沒有承擔起來。這些都是具有強外部性的跨地域公共品，應當由中央政府提供。醫療保險和義務教育應該在中央政府承擔主要費用的基礎上，由中央協助地方加以管理。通過地方和中央事權的合理劃分，努力達到基本公共服務在城鄉、地方和社會階層間的均等化，實現機會平等。

　　經過30年的改革，中國已經建立了基本的市場經濟制度。現在要主動向和諧公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