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尤為重要

　　收入是消費的基礎和前提。近年來我國百姓居民收入總體增長較快，但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尚未根本改觀，廣大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渠道不多，收入增長較慢，擴大消費還有不少障礙。

　　增收入、鼓腰包，廣大中低收入群體有哪些期盼?從“模仿型排浪式”到“個性化多樣化”，人們對擴大消費有哪些訴求?釋放消費潛力，讓老百姓放心花錢，需要哪些政策精準發力?從今日起，我們推出系列報道“新常態 新消費”，嘗試探尋這些問題的答案。

　　新常態下，我國消費從過去的“模仿型排浪式”步入“個性化、多樣化”的新階段。推動這個轉變的是中等收入群體，引領消費新常態的也是中等收入群體。

　　工資漲幅能否跑贏物價

　　歲末年初，方芳幾乎每天都要加班。她在北京某公司做財務，最近趕上年終決算和年初預算，忙得不可開交。

　　在國貿附近上班、每年10天帶薪年假……在親朋好友眼中，名牌大學畢業的方芳有一份體面的、令人羨慕的工作。但談及工資收入，方芳卻“滿腹委屈”：“工作3年沒有攢下幾個錢，我是名副其實的‘年光族’。”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日益凸顯。“可是，如果收入不增加，或者增加的收入還沒物價漲得多，談何拉動消費呢?”方芳說。

　　“3年來，工資雖然一直在漲，但相對來說增加得太慢了。”方芳仔細對比工資單，她的稅前工資從5000元出頭漲到6000多元，每年漲幅大概在5%左右。但由于工資基數小，5%的漲幅只有幾百元，和公司高管10%—20%的漲幅相比，差距十足。“不夸張地說，公司中層每年的工資漲幅相當于我2個月工資。”

　　盡管2014年官方公布的CPI漲幅較前幾年低一些，但方芳感覺生活壓力依然不小。“工資漲得慢，物價卻一直在漲，基本生活成本一直在增加，漲的那點工資也完全被漲的物價給‘消化’了。”

　　在方芳的記賬小本上，有幾項開銷是每個月的固定支出：房租1800元、餐飲開銷1000元、交通費300元、通訊費100元。“這些固定支出已經花掉3000多元，每個月工資到手也就4000元，自己再怎么節省，也會有一些人情往來，比如參加婚禮、請朋友吃飯等，算下來，每月所剩無幾。”

　　“工資用起來緊巴巴的，我感覺自己離政府文件里提的拉動消費還有好遠，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是能省就省。”在工作中和數字打交道，生活中的方芳也是精打細算。“在中央商務區吃飯最讓我頭疼，高端餐飲多，大眾消費少，樓下的盒飯套餐已經從十幾元漲到二十幾元了，但相比動輒幾百元的大餐廳，也只能接受。商場里的衣服一直在漲價，打完5折還是覺得貴，平時都是去淘寶貨比三家，能省一點是一點。”

　　“為了降低生活成本，我跟幾個人合租住在東五環外的一個小房子里，每天早晨擠完公交擠地鐵。”方芳說，最近地鐵漲價之后，交通成本又提高了，每天往返要花10多元。“我已經開始考慮乘公交車上班了，雖然要倒一趟車，但每天節省幾元錢，每個月算下來也能省一筆。”

　　新常態下，我國消費從過去的“模仿型排浪式”步入“個性化、多樣化”的新階段。推動這個轉變的主力軍是中等收入群體，引領未來消費市場新常態的也是中等收入群體。然而，由于中等收入群體增收緩慢，又面臨著買房、贍養老人、子女教育等生活負擔，實現消費升級阻力不小。

　　方芳滿懷期待：“新一年開始了，國家一直在倡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希望物價漲得慢一些，工資漲得快一些。兜里有了錢，消費起來才有底氣。”

　　新常態下，擴大消費就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過初次收入分配和二次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

　　打工收入為啥不夠用

　　“經常聽到新聞里說居民平均收入又增長不少，可為啥自己很難感受到變化?”35歲的李德棟，是深圳某床墊加工廠的一名布料裁剪技術工。2010年他從河北老家來到這個廠子，已經干了近5年。

　　5年來，李德棟的工資相當“穩定”：5年前每月工資3000多元，現在還是3000多元。可這份工資的含金量已完全不同：5年前，每月3000元的工資，在老家聽起來是一個大數目，每次過年回家，都會“放開手”采購一大批年貨;現在，3000元的工資，吸引力已經不大。“農忙時在老家的農業合作社做幫工，每天都能掙兩三百元呢。”

　　“雖然生活在大城市，但日常消費方面跟城里人還有不小差距。”李德棟說，身邊不少城里的朋友，每到周末就相約去看電影、下館子，每年還能休假外出旅游，生活很精彩、很灑脫。“做夢都想過上和他們一樣的日子。”

　　李德棟為什么不愿嘗試這些消費?

　　肩挑養家重擔，生活成本高。“大兒子到了結婚的年紀，置辦起來需要不少錢。小女兒正在讀高中，也是花錢的時候。妻子雖然在老家打工賺點錢，但大部分還是靠我的收入來維持家用。”李德棟說。

　　更重要的是還要為養老存錢。“現在年輕干得動，每個月能有穩定的收入。可將來哪天干不動了，工廠肯定也就不發錢了，衣食住行就只能靠手頭上的存款。”李德棟說。

　　“經濟進入新常態，我們這些進城務工人員對生活也有新想法，最迫切的還是希望收入能再漲一漲。”李德棟說。收入提高了，才能和家人一起更好地在城里享受生活。

　　根據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高收入群體雖然收入高，但邊際消費傾向較低，新增消費支出占新增收入的比例趨于下降。相比而言，低收入群體消費愿望較強。擴消費，需要在他們身上下功夫。

　　新常態下，擴大消費就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過初次收入分配和二次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千方百計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在李德棟看來，漲工資不能只靠企業主動，還要發揮工人的主動性。“新年又開始了，希望有關部門可以提供更多職業培訓，讓進城務工人員掌握更多‘值錢’的技能，找到更高收入的工作，避免漲工資成為空談，這會來得更實在。”

　　新常態下，農村仍是擴大消費的“富礦”。撬動農村市場，關鍵是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釋放消費潛力，讓農村消費活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