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困境的“治安十策”來了

　　貨幣政策放了貨幣卻轉化不成信貸，問題出在銀行不作為，而財政政策放了項目轉化不成投資，問題出在“官員”不作為，這里的官員包括廣義的政府、國企和事業(yè)單位人員。傳統的“激勵相容”機制弱化甚至消失，原有的政府治理體系和官場規(guī)則發(fā)生變化，以“地方政府錦標賽”為核心的經濟運行機制被打破。

　　瑯琊閣上錦囊妙計安天下，中南海里保持定力新常態(tài)。問題與主義，似無須爭論。循吏或謀臣，關鍵要解決當下問題。那么，問題是什么?

　　一曰供給不足。我們面臨的不單是大蕭條時期的需求不足、供給過剩，因為我們看到服務業(yè)、高端制造業(yè)、中西部和農村地區(qū)基礎設施的供給依然嚴重不足，很多人為了購買一份心儀的保險甚至一個衛(wèi)生的馬桶蓋而遠赴海外，很多號稱一流的城市卻每每在暴雨之后成為水城。這種短缺不可能單純依靠凱恩斯主義從需求端去解決。

　　二曰需求不足。但是，我們面臨的也不單是大滯脹時期的供給不足、需求過熱，因為我們看到傳統工業(yè)的產能過剩依然嚴重，PPI已經連續(xù)43個月負增長，煤炭鋼鐵水泥等企業(yè)苦不堪言，產能過剩的實質仍然是產需不匹配。這種過剩也不可能單純依靠里根經濟學主義從供給端去解決。

　　我們需要摒棄“左”和“右”的偏見，從歷史中吸取管仲、桑弘羊、王安石、張居正等先賢之政治智慧，亦須吸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和供給主義等西方學者之理論精華，平衡需求側擴張與供給側改革之間的關系，一手擴張不足之需求，一手改善不足之供給，以中國式新供給主義的理念，走出一條新路。

　　從大滯脹到大緩和，從大緩和到大調整，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瑯琊閣上可還有錦囊?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說過，經濟學家唯一的樣本就是歷史。在現實中發(fā)現問題，到歷史中尋找答案。基于此，我們提出走出當前經濟困境的“治安十策”。

　　【一策】激勵官員，重建激勵相容機制，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反腐打破了政府運行中原有的激勵相容機制，導致官員消極怠工。反腐并沒有錯，問題出在配套改革的滯后。就像一場比賽淘汰了不會飛的鳥，但卻沒有把鳥放出籠子，結果是鳥依然不會飛。下一步應該通過配套改革，把飛鳥的潛力真正釋放出來。(1)建立以績效為導向的公職人員管理體系，包括公務員、國企和事業(yè)單位人員。高薪不一定養(yǎng)廉，低薪也不一定養(yǎng)懶，關鍵在于讓薪酬和編制浮動起來，打破鐵飯碗，怠政者能下，勤政者才能上。新加坡的“Meritocracy”(任人唯賢)制度提供了有益的經驗。(2)改革央地財政關系，激發(fā)地方政府積極性。分稅制改革形成的財稅體系問題逐步凸顯：財權事權不匹配、負向激勵、財政資金投放不暢。未來一是要適度擴大地方政府對現有財政資金的支配權。擴大向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提高一般轉移支付比例。二是要適度提高地方財政收入比例。一新增地方稅種，比如房地產稅;適當擴大共享稅中地方財政分享比例。

　　【二策】放松管制，大幅降低服務業(yè)門檻，以市場力量突破供給瓶頸。

　　服務業(yè)是未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雙重穩(wěn)定器。一方面穩(wěn)定經濟，另一方面穩(wěn)定就業(yè)。國家統計局根據近兩年數據測算得出，第三產業(yè)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創(chuàng)造約100萬個就業(yè)崗位，比工業(yè)多50萬左右。服務業(yè)的發(fā)展瓶頸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給不足，下一步必須通過供給端的開放來解決：(1)金融業(yè)開放。資本市場對外國投資者進一步開放;放松外資對金融業(yè)的控股比例;放松銀行業(yè)的牌照管制;允許混業(yè)經營;(2)教育市場化。公立學校教職工未能獲得市場化的收入，缺乏有效激勵機制。下一步應該擴大學校的自治權和社會資本的辦學權;采用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促進私立和公立學校的合作;發(fā)展民營教育集團。(3)醫(yī)療民營化。地方政府可以甩掉財政包袱，社會資本可以獲得新的投資渠道，通過產業(yè)鏈實現盈利;醫(yī)院人員可以獲得市場化收入，一舉多得。

　　【三策】擴張財政，提高赤字發(fā)債減稅，從需求端解決產需不匹配。

　　名義上“積極的財政政策”實際上一點都不“積極”，其根源在于財政收入下滑，而預算財政赤字率又不開口子。2015年的財政赤字目標雖然提高到2.3%，但仍遠低于國際警戒水平3%，也明顯低于我們在2009-2010年的水平，下一步可以繼續(xù)擴大財政赤字。(1)擴大政府發(fā)債規(guī)模。從中央政府角度說，可以增發(fā)專項國債和特別國債，專項金融債作為一種特別的特別國債，可以繼續(xù)擴容。從地方政府角度說，可以把正門開大一點，提高地方債發(fā)行額度，并做好配套制度改革。(2)大規(guī)模減稅。“里根經濟學”應對滯脹的核心就是大規(guī)模減稅。一是下調個人所得稅率，中國最高稅率45%，高于大部分國家。二是提高直接稅比重，減少重復征稅。三是個人所得稅指數化。四是加速固定資產折舊。五是分類稅制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轉變。

　　【四策】壓縮過剩，加快企業(yè)重組并購，從供給端解決產需不匹配。

　　經濟危機的實質是“過剩”，不解決產能過剩，就不可能走出危機。很多決策者對去產能聞之色變，認為去產能就是“破”，意味著砸機器、倒牛奶，社會動蕩，但事實上，去產能也是“立”，通過并購重組，可以有效緩解去產能的陣痛，同時重塑企業(yè)活力。結合國際經驗和中國困境，政府可以從以下幾點尋求新突破：(1)推動大巨頭整合重組，可以從央企整合開始。從美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化解產能過剩的過程一定伴隨著行業(yè)寡頭的整合和超級巨頭的誕生，要么大并大，要么大吞小。(2)降低并購重組的制度交易成本。簡化相關法律流程與環(huán)節(jié)，降低并購重組的時間成本。監(jiān)管機構放權，減少行政審批。(3)發(fā)揮金融體系尤其是資本市場的的融資、定價和監(jiān)管職能。(4)實施過渡期保護，為并購重組贏得時間。在企業(yè)并購到形成新的贏利點之前，可以由政府實行一定的產業(yè)保護。

　　【五策】穩(wěn)定房市，組織中國版住房銀行，盤活存量惠民生去庫存。

　　房地產既不應該被神圣化，也不應該被妖魔化。短期來看，房地產不穩(wěn)，則中國經濟不穩(wěn)。中長期來看，中國目前城鎮(zhèn)化率只有55%，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沒有滿足基本的住房需求。對政府來說，房地產既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民生問題，必須想辦法對合理的住房需求進行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信貸融資支持。(1)盡快成立中國版的住房銀行。通過購買商業(yè)銀行的房地產抵押貸款，盤活信貸資產存量，改善商業(yè)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提高其放貸意愿。(2)改變保障房供應模式，購買存量，加快商品房庫存消化。(3)矯正房地產市場的制度扭曲。一是增加城市開發(fā)中住宅用地比例，降低購房成本;二是改革戶籍制度，讓人戶分離的農民工真正實現城市化，為合理的購房需求掃除障礙。

　　【六策】推廣PPP，改善投資環(huán)境，政府向社會資本讓利。

　　通過PPP和混合所有制加強政府資本與社會資本合作，或者更準確的說，政府向社會資本讓利，是應對當前中國經濟困境的必然選擇。對中國來說，國企私有化并不現實，更現實的是通過混合所有制，而PPP其實也是混合所有制的一種重要形式。(1)厘清中央層面的PPP頂層設計與領導機制。在國務院層面建立PPP領導小組，辦公室可設在財政部或發(fā)改委。(2)完善相關法律體系，改善PPP制度環(huán)境。理清價格機制、財政承諾和預算銜接等問題，以立法的形式保障社會資本的利益。(3)投入財政資金進行項目可行性分析。通過投入財政資金對項目進行科學的可行性分析，降低企業(yè)的參與成本，擴大項目參與主體。(4)為PPP項目投融資提供政策支持。可通過提供信貸優(yōu)惠、項目收益資產證券化、發(fā)行項目收益?zhèn)确绞剑瑸镻PP項目提供融資支持。

　　【七策】科技轉化，組建國家級科研中心，打造產學研資本市場整體產業(yè)鏈條。

　　中國的R&D投入占GDP比例為2.01%，但與韓國、芬蘭等國家接近4%的水平仍有較大差距。技術創(chuàng)新一方面需要資本市場的市場化激勵，另一方面也離不開政府的整合和支持，尤其是一些重大科研項目的短時間攻關。參考美國“重振制造業(yè)戰(zhàn)略”的經驗，建議在現有的中科院等國家級科研單位、高等院校基礎之上，組建獨立的國家級科研創(chuàng)新中心。(1)資金來源：采取政府出資和市場籌資相結合，一開始可以是政府完全出資，后續(xù)可以逐步遞減。(2)管理方式：政府和市場建立聯合領導委員會，采取市場化管理模式。(3)結合各地稟賦和技術優(yōu)勢進行布局。

　　【八策】守住底線，打破剛兌清理不良，傳遞風險信號頂住壓力倒逼改革。

　　貨幣政策失效的癥結出在商業(yè)銀行惜貸，商業(yè)銀行惜貸的癥結出在不良資產。現在的商業(yè)銀行體系就像一個得了癌癥的病人(不良資產就是他的癌細胞)。醫(yī)生目前開出的藥方是嚴控癌細胞擴散(監(jiān)管層嚴控不良資產，考核不良資產率)，病人(商業(yè)銀行)也出于恐慌少吃一切可能致癌的物質(惜貸情緒嚴重)。這種方法看上去無可厚非，但實際上這種方法僅能用來預防，現在癌細胞已經產生的情況下，反而會加速病人體質的惡化，形成惡性循環(huán)。建議：(1)監(jiān)管層和銀行管理層提高風險容忍度，發(fā)揮逆周期調控的作用，不要順周期強化銀行的惜貸情緒。(2)加大壞賬沖銷的力度，提高速度。(3)組建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剝離有毒資產，借鑒美國重組信托公司RTC和中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經驗。(4)通過多種方式補充銀行資本金，比如央行降準，讓商業(yè)銀行認購特別國債，然后補充資本金，或者由銀行發(fā)行優(yōu)先股。(5)加快不良資產的資產證券化(NPAS)。

　　經濟下行已經無法支撐剛性兌付，弊端愈發(fā)凸顯：擠出效應、扭曲資金配置;異化融資需求，推高融資成本;吞噬企業(yè)利潤。韓國是打破剛性兌付最為成功和果斷的國家，借鑒他們的經驗，建議：(1)一是抓住危機的機會，倒逼改革破局。中國錯過了2008年的機會，不能再錯過2015。(2)抓住典型殺一儆百，讓大而不倒的企業(yè)倒下去。韓國曾經拿第二大財閥大宇集團開刀，中國也可以找一兩個巨頭做典型。(3)建立配套的社會安全墊，防止次生社會危機，比如存款保險制度。(4)加快破產企業(yè)兼并重組，既要“破”又要“立”。

　　【九策】制定規(guī)則，主動二次開放，強化對國際規(guī)則的影響力。

　　從歷史上看，一旦一個經濟體躋身到全球前幾位，從被動開放到主動開放都是必然選擇：(1)主動改造多邊貿易制度。一方面加快與各國尤其是發(fā)達國家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和自貿區(qū)建設(FTA)，比如中國與日本韓國的自由貿易協定。另一方面加快推進多邊貿易協定和貿易區(qū)建設，比如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2)主動改造多邊金融機構。中國現在也需要自己的金融陣地，必須推動現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一是加快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的投票權改革，改革美國的一票否決權。二是加快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銀行、上合組織銀行等國際投融資平臺的建設。

　　【十策】活躍思想，廣開言路鼓勵建言，激活思想市場凝聚社會共識。

　　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成功的政府都必定會廣開言路，集思廣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經濟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過去是瑯琊閣里的麒麟才子為君主提供錦囊妙計，現在也應該有智庫的專家學者為政府獻言獻策。中國不僅需要“江左盟主”，更需要很多個“瑯琊閣”，出現一批“麒麟才子”。(1)提高官方智庫的包容性，打破部委利益的藩籬，打破行政編制的束縛;(2)大力發(fā)展民間智庫，對民間智庫進行稅收和人才政策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