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價值在哪

　　全國“兩會”正在北京如火如荼地召開,“供給側改革”無疑成為了其中的高頻詞之一。為什么要進行供給側改革?供給側改革能否給我們帶來更多“紅包”?在1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央廣網舉辦的“發力供給側改革 推進結構性升級”論壇上,代表委員接受了記者的采訪,各抒己見。

　　談到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性,全國政協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認為,真實世界的市場競爭是非完全競爭,政府需要處理引導結構優化的“政治供給”和激發潛力、活力釋放的“制度供給”的復雜問題。并且,從調控實踐來看,美國在金融危機時的供給管理發揮了重大作用。

　　“供給側改革不是貼標簽式選擇新概念,也不是否定需求側意義的簡單照搬美國供給學派,更不是搞所謂‘新計劃經濟’”,賈康強調,我國提出的供給側實際上是一個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的轉軌創新;是借鑒中外所有需求、供給管理經驗,又側重于供給體系建設的系統工程。

　　“六盤水利用當地的氣候,冬天經營滑雪場,全市2015年冬季滑雪場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分別增長217%和202%,這就是一種要素升級。”談到地方政府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國人大代表、中共貴州六盤水市委書記李再勇認為,改革帶來的要素升級能發揮重要作用,給當地百姓帶來切實利益。

　　李再勇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把握六方面要素的供給:一是創新土地要素供給,實施差別化土地使用出讓政策;二是創新金融要素供給,積極為企業主體提供融資政策支持;三是創新人才要素供給,著力營造有利于各類人才創新創業的環境;四是創新勞動力要素供給,加強教育培訓,保證充足的高素質勞動力供給;五是創新水、電、氣、通訊等生產要素供給,切實為經營主體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六是創新生態環境要素供給,堅持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實現生態、經濟、社會、旅游價值“四個價值”最大化的有機統一。

　　明確了供給側改革理論上的“角色”,那么實際情況又怎么操作?其中,投資作為傳統的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在未來的“十三五”又將如何表現?國家發改委投資司司長許昆林介紹,投資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有三方面,一是改善制度供給,健全體制機制;二是推動結構調整,培育發展動能;三是創新投融資方式,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

　　“我們這三年工作量每年遞減50%,投資管理工作的中心逐步向事前審批核準轉向了過程服務和事后監管,極大提高了效率,也調動了社會投資積極性。但與政府職能轉變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相比,還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比如簡政放權還不協同、不到位、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還有待進一步確立。”許昆林稱,“這需要我們抓緊推進投融資體制改革,不斷完善制度性供給,來提供政策保障和發展新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