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需要給自己配置不一樣的“藥方”

　　在過去的2015年，眾多經濟學家紛紛對中國經濟做出了各種分析和預判，特別是對企業家群體該如何在新常態下生存發展等現實問題，給出了不少獨特見解。對此，周其仁、許小年和張維迎三位島鄰，通過他們的觀察，給企業家們開出了不同的“藥方”，當然，他們也同時給企業家們發出了各自的勸告。

　　周其仁：低潮的時候，中國企業要這樣布未來的局

　　當下，中國企業可在一件事上做文章

　　今天中國經濟形勢復雜，你可以看很多數據，很多不同的領域。如果時間非常有限，又希望把握大勢，看什么呢?那就看中國的成本，為什么中國經濟主要看成本，因為多少年中國就是靠這個吃飯的。

　　現在遇到什么新問題?我們沒想到中國的比較成本優勢消失的這么快。下一步中國經濟往哪里打呢?現在主調就是轉型、創新，這些我都沒意見，問題是創新、轉型不會那么快。你說創新這個話好講，做起來可不容易。

　　所以對企業來說，短期內要好好想想這個價格，相對價格高了的話，有沒有辦法調下來?我想起柳傳志說的“毛巾擰水”，中國無論從企業、地方政府還是整個國民經濟，有沒有可能在短期內把虛高的成本給擰出來，用這個東西作為過渡，來支撐創新，支撐轉型，支撐更高水平的改革?否則，你不能做更貴、更有獨到性的生意，又不能節約成本，怎么有路可以走?

　　低潮的時候，要這樣布未來的局

　　我們要在低潮的時候布未來的局。冬天是投資的好時候，五年以后一定見分曉。今天不努力，不把心態調過來是不行的。現在就兩件事：包扎傷員、掩埋尸體是一部分工作，更重要的是要看未來。我的基本判斷是，中國難得的、把經濟搞起來的戰略機遇期沒有消失，兩個海平面還沒有拉平，工人工資還差了十倍，我們還有很大的機會。

　　第一，中國在全球的定位。很多人說中國的開放不行了，依賴度太高，所以要收縮、以內需為主。我認為這是不對的，外需還有很大潛力。中國無論是貿易還是投資，在過去二三十年習慣沖著發達國家去，因為有現成的購買力、現成的基礎設施、現成的服務，生意做得非常順。在現在正在長大的全球新興市場的板塊里，我們所謂的過剩產能有多少出去了，貿易做夠了嗎?投資做夠了嗎?

　　第二，要開放市場。我們制造業強、商人弱，就要開放市場。當一部分制造業走了，一部分制造業升級了，剩下的就是服務業。如果我們不注意這個問題，一部分人口會甩到經濟過程之外，這是下一步很大的問題，但也是很大的潛力。

　　第三個問題，中國的產品存在什么問題呢?很多產品我們都會做，質量升得很快，但還是差那么一點，商品質量滯后于收入水平，滯后于消費市場的要求。中國正面臨一場制造業的品質革命。質量差的東西過剩，質量好的東西方興未艾。

　　最后一條，中國高速增長，社會矛盾很尖銳，收入分配問題也很大。要通過深入的改革，通過法治，把權力放到籠子里。要解決公正的問題。

　　所以，全球化把我們帶到了一個誰也沒有料想到的新時代。我的看法是，全球化帶來的主要是正面的效果，尤其是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而言。當然也有挑戰，發達國家有發達國家的麻煩，我們有我們的麻煩，需要考慮的就是：怎么在一個全球化的框架中取其利、去其弊，增加未來的機會。

　　告誡企業家：這件事不能置身事外

　　不要認為“互聯網+”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它還是一個商業模式問題，是一個算法問題，它也是一個體制問題。而這個體制問題的改革，它絕不是說企業家可以身在事外。現在實現全面小康，企業是這個當中的主力，一定要參與到降低系統性成本的過程當中來。

　　許小年：慢下來，向自己的內心要這五個問題的答案

　　經濟蕭條至少5年，最壞的時間還沒到

　　總的來說增長比過去明顯放緩，其原因是周期性的，更是結構性的，而且主要是結構性的放緩，這決定了經濟新常態將持續較長的時間，到底長到什么多少?財政部長在最近一次會議上說可能要五年，我本人表示同意。在經濟增長放慢而且新常態持續比較長的時間的情況下，我認為不采取大規模的刺激政策，這樣的取向在當前的形勢下毫無疑問是正確的。

　　中國的企業家一說就是做大做強，把大放在強的前面，實際上強是一個陪襯，都是想著大，沒有人專心一意做強。我覺得做企業不是找風口，不是財權力，做企業不需要聽我講宏觀形勢，這跟你們沒關系，宏觀好有好企業，宏觀差也有好企業，企業的經營不是跟著政策的大風揚帆啟航，應該是無論刮風下雨，我都可以前行。

　　新常態下企業的關鍵在于創新能力。你要是不創造價值，企業就沒有一個能夠活下去的商業模式，沒有一個可靠的盈利模式，創業就要失敗。只有創造價值，解決了商業中的核心問題，企業盈利才有基礎，企業發展才有可持續性。

　　核心競爭力不僅僅是你特有的競爭優勢，而且核心競爭力還是你競爭對手難以模仿的優勢，是技術壁壘非常高的優勢。你的競爭對手不花個三年五年，不投個上億的研發資金就沒有辦法模仿你，這是核心競爭力，就是具有技術壁壘的技術產品或者商業模式的優勢。

　　企業家要思考的問題是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到底是什么。中國話說“沒有金剛鉆別攬瓷器活”，你的金剛鉆是什么?我們要思考的不是把企業做大，而是做強做精，具備不可替代性。目的就是在市場上，不僅獲得定單，而且在市場上獲得定價能力，那么我就不怕成本提高。定價能力能夠保護我們的毛利率在成本上升的情況下，可以把部分的成本轉移到終端用戶，我可以在競爭中繼續活下去，并且能夠不斷發展。

　　若再看不清形勢，企業將非常危險!

　　如果一家企業，只有在宏觀經濟形勢好的情況下才能做好，或者根據國家宏觀經濟形勢變化把握自己的節奏，那么你的企業將非常危險!國家宏觀經濟如同天氣預報，如果企業靠天吃飯，就只能跟著市場大勢隨波逐流!優秀的企業，哪怕歷經2-5年經濟寒冬，依然會立于不敗之地。形勢好，發展快;形勢不好，企業收縮，企業的競爭比的不是誰發展速度快，而是誰活的時間長。

　　企業從制造到研發的轉向，觀念轉型最為困難。有些說，我的企業搞研發，不習慣或者不知道如何做研發，依然陷在過去成功的商業模式中。要想做到差異化競爭，需要把價值創造與賺錢相區別，價值創造是本質，賺錢是結果。

　　為什么我們的企業趨同化而不是差異化?第一是因為經濟發展階段，第二是企業家的價值追求。國外企業家的價值判斷在于自己的內心;而我國企業家的價值追求不是發自內心的，而是為了滿足外界的評價和標準來做企業。

　　機會主義的趨同做法只會阻礙自己的轉型。我們自己要確定目標，企業趨同，除了價值追求、思維方式趨同以外，還有就是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人云亦云，沒有經過自己的思考就沖進去了。如目前最熱的互聯網風!互聯網再改變，也不會改變商業的本質，只是提高了商業的效率，企業家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就缺乏創新能力。

　　這些不要做，企業和經濟就有希望

　　有定價權就有利潤，有利潤就可以研發，有研發則有新產品，有新產品就能吸引消費者，有消費需求企業就有了定價權。如此形成良性循化，企業和經濟有望走出刺激投資-過剩產能-價格下降-企業經營困難-再刺激-更多過剩產能……的惡性循環。企業經營狀況好轉，銀行才敢放貸，政府才有稅收，社會才有就業，工資才能提高，政府政策的著眼點因此應該是企業，而不是印鈔票、炒股票，也不是消費、投資、外需三駕馬車。

　　就現階段而言，企業進入上述良性循環的瓶頸制約因素是研發與創新，這也是為什么如此多的中國企業將目光投向了海外，視海外并購為快速建立研發體系和快速提高技術水平的捷徑。雖然并購之路可能不如想象的那樣平坦，畢竟企業已經意識到了路在何方，而且也已經出發上路。這，就是希望。

　　勸告企業家：靠天吃飯是農民心態

　　在新常態下，企業家要把對經濟增長的預期放低，要學會在高增長的時期企業能夠很快地發展，在低增長的時候，企業要能夠生存下來，并且能在不太有利的宏觀環境下把自己的企業做得更好。實際上，雖然這么多年來我教的是宏觀經濟學，但我個人感覺宏觀經濟和企業的經營管理沒有太大關系。如果一個企業家認為宏觀不好，企業就做不好，那么他就不是一個合格的企業家。認為只有外部形勢好的時候才能做好企業，那么就把企業家降到了農民的水平上，把做企業看作是靠天吃飯。我認為這樣的企業家不合格，是農民心態，天不好就沒有收成。何況農業現在都不是這個狀態了，現代農業不管旱澇，都要保證收成，企業更是如此。

　　作為一個企業家不必因為宏觀形勢的好而喜，不必因為宏觀形勢的差而憂，專注把自己的企業做好，學會在逆境中生存，學會在逆境中發展，就像航海一樣，不能期望永遠是順風順水，逆風逆水的時候照樣要行船。

　　一個優秀企業的成長發展不是看企業家能不能判斷宏觀形勢，能不能踩準政策點，而是要看企業戰略的制定是否合適，商業模式能不能適應市場需求，企業管理效率能不能在同行中出類拔萃，能不能有很良好的公司文化，凝聚員工一起為一個共同目標來奮斗，這些都是好企業最基本的因素，而不是說你踩好了宏觀的點就能辦好企業。這種機會主義的心理在當前的情況下是阻礙企業度過難關的一大障礙，所以我希望企業家拋棄機會主義心態。我希望大家不要去找風口，而要做能自己制造大風的企業，自己作為弄潮兒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把企業不斷推向新的高度。

　　在宏觀經濟形勢不好的情況下，做實體經濟的企業要咬緊牙關熬下去，做企業永遠是謹慎經營，留夠自己的安全邊際。如果天氣預報是明天下雨，你就出門帶把傘，至于帶什么樣的傘，帶多長時間，各個企業都不一樣。在經濟增速放慢的時候，企業家手里的這把傘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現金，現金儲備要留夠，要準備好過冬，現金儲備是企業過冬的干糧。爭取在比較差的情況下，企業的現金不會斷流。

　　企業家仍需要讀商學院。管理水平、對企業長遠戰略的思考、人力資源以及市場營銷，都是優秀企業家必備的要素，讀商學院，能提高企業家的這些綜合能力。

　　慢下來，想這五件事

　　慢下來調整，思考自我，向自己的內心要答案：

　　1.企業是賺錢的工具，還是自我價值的體現?

　　2.我為社會創造了什么價值?

　　3.為什么我做到了別人沒有做到?

　　4.什么事我做到了別人沒有做到?

　　5.我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

　　張維迎：若非如此，企業家不可能真正創新

　　一個國家市場越大，分工越細，專業化程度越深，分工越細、專業化程度越深，技術進步就越快，創新就越多，勞動生產率就越高，經濟就進一步增長，財富就變得越多。

　　所有的市場都是企業家創造的，分工也是企業家創造的。創新更是企業家的一種基本職能，創新帶來經濟增長，財富增加，而財富怎么變化新的市場，也可以說是企業家的工作。

　　今天的中國是普遍的產能過剩，意味著中國的企業家沒有進一步增加的財富變成新的市場，我們還在重復的生產，市場上已經飽和。

　　在一個不能夠容忍這種自由、每個人的權益沒有基本的保證、創新的成果沒有確定的回報的時候，我想好多企業家不會真正去創新的。更簡單的說，創新企業家比套利型的企業家對制度更為敏感，當一個國家沒有一個很好的法制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套利型企業家。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法治，游戲規則不透明、隨時在變，每一個人的權利不能得到有效保證的時候，這個國家的企業家不可能真正花時間去進行創新。因為創新需要的不是一天兩天，不是一年兩年，而可能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現在任何一個新的產品，除了互聯網時代的概念之外，沒有若干年的積累是不可能的。

　　要是中國真的從依靠過去的資源配置改進的增長，轉向了創新推動的增長，那么我們的企業家必須從套利型的企業家轉向創新型的企業家。真的出現創新型的企業家，就需要我們現有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進行非常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一些變革。這里更重要的是像泰勒·考恩教授講的：法治，唯有在法治的情況下，政府的權力受到嚴格的抑制，每個人才能夠在未來有一個預期，企業家才會投入持續的創新。為此，我們也需要整個社會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我們的教育體制的改革。我相信一個國家的國民，特別是我們的大學生、我們的學者，當他們有一顆自由的心的時候，我們才真的有新的想法會出來。我們所有的創新都是從一個想法開始--所謂“新”，就是與眾不同，所謂“新”就是大部分人不認同。所以只有到了那一步，我們中國才可能真正維持未來相對比較高的增長。

　　其實創新說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亂想，那就會有創新，你不會為了你的想法去冒險的時候，創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需要的改革太多了。

　　我想用一下泰勒·考恩教授說的比喻：我們制度改革為什么這么快?我們采集了大量的低垂的果實，但這個果實是會采摘殆盡的，所以未來還是要依賴于我們自己去栽樹。讓世界其它人也能采摘我們種的樹。

　　企業家隊伍的轉型依賴于制度改革?

　　資本只是企業家調動資源、實現創新的工具，離開了企業家精神，靠政府進行的積累并不能帶來真正的增長。

　　中國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靠的是套利型的企業家，他們發現市場當中有不平衡，就將一幫人組織起來，低買高賣，生產出市場需要的產品，個人賺錢了，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提高了，整個經濟也就發展起來了。但是套利的機會越來越小。未來中國經濟要持續增長，不可能太高，即使要有5%的增長，我覺得仍然要靠創新，靠創新型企業家。

　　創新型企業家和套利型企業家不一樣。因為創新和套利對制度的敏感程度是很不一樣的。

　　套利型企業家在政府最嚴苛的管制下也會存在。我舉一個例子。大家可能聽過一首陜北民歌，叫《趕牲靈》，原作者是張天恩，和我是同一個縣的。趕牲靈的人，也就是傳統社會的企業家，他們把東西從這兒倒賣到那兒就賺錢，所以是套利型企業家。張天恩本人在“文化大革命”時投機倒把，坐了四年牢。那個時候管得那么嚴，仍然有人要套利，因為有些套利活動可以偷偷摸摸去做。但創新不一樣，創新需要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更長時間，不可能偷偷摸摸去干，不可能像套利一樣，今天晚上天黑了，偷偷摸摸買進來，明天晚上天黑了再偷偷賣掉。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預期，如果私有產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如果法治不能由口號變成現實的制度，我不認為中國可以轉向一個創新的國家，因為中國企業家不可能真正有積極性去創新。

　　因此，要使我們國家真正從過去的配置效率驅動的增長，轉向創新驅動的增長，我們必須進行大的經濟體制和政治制度的改革。鄧小平的經濟體制改革給了人們一定的自由，喚起了套利性的企業家。未來只有進行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改革，我們國家才有可能產生出真正的創新型企業家。如此，這個國家才真正的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