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中小企業生存狀況調查報告

　　6月26日，深圳，暴雨如注。這個一度承載中國經濟和南下者夢想的新興城市，似乎從不缺乏暴風雨的襲擊。而長期以開放橋頭堡和“代工王國”著稱的珠三角，早已身處轉型重壓之下，風雨欲來。

　　二十多天前，由這里發軔的新一輪加薪潮、外遷潮和招商潮，開始在珠三角地區蔓延，并深度延伸至更廣的范圍。頃刻之間，這里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和漩渦。

　　一周以來，南下深圳、東莞等地，實地探訪珠三角地區企業真實的生存現狀。“加薪潮——外遷潮——招商潮”這一貌似嚴密的邏輯演進，究竟是否真如外界所推理?這一群中國最為活躍的民營企業群體，如今面臨怎樣的真實困惑與抉擇?曾經作為“世界工廠”最為華麗和活躍“生產車間”的珠三角，前路何在?

　　招商團隊

　　珠三角的民營經濟，是全國各地招商必爭的目標

　　6月25日，深航大酒店，一個名為“二十城市招商推介暨項目對接洽談會”收費性論壇上，來自全國各省區市的招商官員，占了壓倒性多數。進行現場招商路演者，分別來自安徽蚌埠市、四川成都市、黑龍江省大慶市等八個城市。

　　路演僅僅是最基礎的招商互動節目。在論壇午休時間，本報記者注意到，重慶為參會企業備下了一桌好酒好菜，浙江嘉興安排的歌舞晚宴則已著手彩排。

　　有意向外擴展投資的企業在這里所受禮遇，用“殷勤”來形容并不過分。作為參會企業，深圳市南方創立科技有限公司的代表，即在會后遭遇了輪番轟炸式游說。招商代表們使出渾身解數，竭力表現當地的區位優勢、交通優勢、人力成本優勢、硬件設施，而底牌則是“政策優勢”，包括地方財政稅收返還、土地出讓價格等。

　　這只是近期深圳招商潮的一朵浪花。在深圳街頭，臨近主干道的高端酒店，不論是大堂指示牌還是外墻電子顯示屏，不間斷更新變化的是各種各樣的“某某省招商懇談”或“某市某區與某商會聯誼會”。名號繁雜的“產業對接會”、“招商懇談會”，近期在深圳市區各大高檔酒店里，如同走馬燈一樣喧囂異常。

　　“地下活動”同樣異常活躍。一段時期以來，不少城市的招商局或產業園，還有分工負責深圳招商項目的負責人，每日游走于深圳各種社交場所。“近期同行的‘會車’幾率相當高。”某市商務局招商官員笑言，“甚至是中午剛一起吃過飯，下午在某個咖啡廳又撞上了。”

　　本報記者在深圳探訪調查期間，亦偶遇幾撥河南省各個級別的招商團隊。

　　不僅政府，民企招商團隊同樣在這里聚集。在深圳偶遇的鄭州西雅圖創新產業園置業有限公司工作人員，即沖著“外遷潮”而來。

　　新一輪的招商潮，直接推高了招商成本。深圳近期的酒店，不但不打折，還經常滿房。論壇現場的5分鐘路演，主辦方的要價，就動輒上萬塊。

　　“因為深圳‘加薪’了，才讓‘招商潮’顯得格外熱鬧。”成都市人民政府駐深圳辦事處項目官員曾穎透露玄機。在她看來，即便是沒有加薪，珠三角地區的招商競爭強度，也是國內任何城市都無法比擬的。

　　這位浸淫招商多年的政府官員有自己的一套“招商經”——北京多是央企或大型國企，一個公司的老總是無法決定投資的;而上海經濟最為活躍的元素是外資企業，投資拍板的事往往在中國區搞不定;于是，珠三角的民營經濟，是全國招商必爭的目標。

　　實地探訪：漲薪潮起與蔓延

　　由于沿海大量缺工已經引發了工人薪水上調，接下來更大面積的工人加薪將不可避免

　　來自各地招商團隊的一個普遍看法是“加薪潮”的暴風驟雨，引發了這輪“招商潮”的前赴后繼。

　　本報記者獲悉，甚至有地方政府以紅頭文件的形式“催促”當地招商隊伍南下。6月11日，河北省邢臺市發出了一份工作簡報，稱珠三角地區加薪的連鎖效應，將引起當地勞動力價格上漲，企業成本增加，勞動密集型企業面臨著產業的北遷，請各縣(市區)抓住這一次機會派人南下招商，力爭引進一批企業入駐。

　　外界聞風而動，而處于核心地帶的深圳企業，其加薪潮的真實狀況如何?

　　6月9日，深圳市政府宣布，從7月1日開始，全日制就業勞動者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到1100元/月。此前特區內最低工資標準為1000元/月，特區外的寶安區、龍崗區，是當地加工制造業最密集的區域，其最低工資標準為900元/月。今年5月，深圳關內關外一體化方案獲中央批復，意味著工資統一為1100元/月。

　　據本報記者調查，深圳、惠州、東莞等地的大部分制造企業已經給員工加薪。但是其中的大部分企業反饋，他們的加薪，并非像外界所知的，是由深圳市政府的最低工資標準或某家大企業的加薪而引發，早在此前，他們已經為員工上調工資，且高于最低工資水平，幅度約為8%。

　　深圳加工貿易協會會長、港商陳永漢表示，目前深圳加工貿易企業流水線上的工人，月基本工資在加薪后平均約為1180元，加上加班工資每月至少可收入2000多元。工廠的班長、組長、科長以及工程部技術工人等加薪幅度更大，最少都增加了500元。以前每年工人也加薪，但是幅度沒今年大，大約為4%左右。

　　作為一家以油墨涂料為主業的高新技術企業，深圳市深賽爾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國民，同樣并不認可這輪加薪潮是由個別企業引起。早在政府宣布漲薪之前，該公司就已經完成了加薪。根據他的觀察，珠三角地區的用工荒和產業升級所需，是加薪潮的根本原因。

　　“今年怪異的是，金融危機過后，訂單呈報復性反彈，包括我們企業在內的不少玩具企業，訂單已經排到了國慶節之后。”深圳市玩具協會副會長、皮皮熊董事長扈藍天給用工荒導致薪水上漲以佐證，“訂單太多，自然帶來了用工緊張，現在用人確實不好招，只能提高員工薪水。”

　　據了解，香港廠商會近期對“珠三角”企業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九成受訪企業表示存在勞動力短缺的情況。在更多人看來，從今年春節后，由于沿海大量缺工已經引發了工人薪水上調，接下來更大面積的工人加薪將不可避免。

　　事實上，改革開放三十余年，農村勞動力的供給方式將其價格壓制到了一個難以想象的地步，低價勞動力造就了珠三角“中國制造”的巨大競爭力和奇跡。然而，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結束以及新生代農民工的崛起，一向被認為接近于“無限供給”的中國廉價勞動力，現在正面臨短缺。而隨著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勞動力價格勢必會被重估，而這一股浪潮已在珠三角等東南沿海一帶“登陸”。

　　內外交加：“珠三角”再臨困境

　　匯改、退稅同時“動刀”，加工企業壓力巨大

　　在珠三角內部面臨漲薪壓力的同時，外部的政策環境亦遭遇突變。

　　就在本報記者趕赴深圳等地調查的前幾天，6月19日，央行宣布重啟匯改。當時市場分析認為，人民幣匯率彈性將有所增強，但大幅升值的可能性不大。

　　但到7月1日，作為人民幣“官方”匯率的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再創2005年匯改以來新高。宣布重啟匯改以來短短9個交易日，“官方認可”的人民幣相對美元的升值幅度已達0.61%。兩周來人民幣的升值明顯超出預期。

　　禍不單行。6月22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下發了《關于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的通知》，決定從今年7月15日起，取消406個稅號的產品出口退稅。此次取消出口退稅的產品主要分成6大類，而此前，這些產品都享受5%到17%不等的出口退稅率。

　　中國重啟匯改和取消出口退稅，使得珠三角地區的出口企業感受了陣陣寒意。

　　“雖然早有預想，但還是感到了壓力。”東莞市外貿企業協會副秘書長黃新文告訴記者，央行宣布實施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是2005年7月21日，當天人民幣對美元就升值2.1%至8.11元，隨后三年間，僅家具行業，廣東倒閉企業就達3000家之多，至今心有余悸。

　　據黃新文估計，匯改、退稅同時動刀，加工企業壓力巨大。年初至今，勞動用工成本普遍上升了20%，利潤點卡在3～5個百分點。此前企業普遍預計，幣值上升5個百分點，可通過退稅維持，現在看來，原有營收模式再也無法維持。

　　廣州臺協會長程豐原則透露，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升值3%，珠三角的多數臺企還能夠忍受，但升幅達到5%，則會有很多出口型臺資企業將陷入艱困狀態。

　　據當地人士分析，一些低利潤率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出口，將會面臨迅速下滑的局面，其中，服裝和鞋類出口將可能是受影響最嚴重的行業。

　　這意味著，對于珠三角的出口導向型企業，未來的一個趨勢是，或者改換門庭將目標瞄準國內市場，或者坐待利潤遭蝕。

　　外遷矛盾：精細的成本博弈

　　財稅政策、主力客戶外遷等多種因素的疊加，對產業轉移的巨大促進作用不容小覷

　　漲薪壓力、財稅政策變局等因素，究竟能否有足夠的力量，來撬動珠三角企業的大量外遷?

　　一個時期以來，外界不少觀點認為，漲薪潮直接造成了珠三角企業的外遷。但本報記者在珠三角的深入調查，卻否定了上述觀點。

　　不同產業領域的生產型企業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漲薪固然存在，但卻絕非外界所揣測對諸多加工型企業是“致命打擊”。扈藍天告訴記者，此輪加薪，尚不及2007年珠三角那場用工荒接連兩次加薪時的處境艱難。

　　深圳市深賽爾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國民同樣對本報記者表示，漲薪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珠三角加工型企業“外遷”，是值得探究的問題。諸如他的企業，用工成本在生產綜合成本之中所占比率，只有15%左右。

　　盡管漲薪并非核心因素，但外加財稅政策、主力客戶外遷等多種因素的疊加效應，對產業轉移起的巨大促進作用卻不容小覷。作為臺商，已來鄭州投資發展的西雅圖臺灣商會會長陳惠松對此剖析得一針見血：“珠三角等沿海不少企業向內陸遷移，漲薪和勞動力僅是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出口利潤趨薄和受阻使得這些企業將目光瞄準了龐大的內需市場，中國工業化正在經歷一個由沿海到內地的趨勢變化。”

　　然而，在趨勢之外，這些企業眼下的現實處境卻是兩難境地：內遷，距離主力客戶太遠。不內遷，又面臨用工和其他成本增加問題。當然，如果主力客戶內遷，那是最理想的局面。

　　“內遷會比在深圳環境中節約勞動力、土地、生產要素成本等多方面成本。但是，每個老板腦子里裝的第一意識，永遠只有賺錢，而不是省錢。客戶在哪里，供貨商的生產車間就在哪里。而且，內遷還有政府環境不佳增加企業發展成本的風險。”劉國民的話，可謂代表了一部分企業的心態，“不過，大型的加工企業帶頭內遷，是加劇整個行業內遷的必要條件。”{page_break}

　　調查中，記者發現，成本重壓下，珠三角地區能夠大塊松動轉移的產業，仍舊是醫藥、商貿、服裝、鞋業、玩具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相對而言，因漲薪或其他成本壓力下的電子類的產業轉移較難。)

　　據了解，2008年9月，深賽爾在河南信陽投建了生產基地，時至今日尚未全部建成。不過如今隨著主力客戶的部分內遷，該基地建設開始加速。但即便如此，該企業僅僅是部分產能遷移，并未整體遷移，且信陽只被定義為分公司。

　　據調查，南方創力科技、帝光集團均是與電子科技產品加工相關的企業，且“已在外埠有發展項目，或正在籌備遷移”。但在記者采訪中，兩家企業的負責人對是否存有向中國北部地區滲透或對制造環節整體遷移的打算，均持否定態度。

　　“即便是做手機拼裝的小販(指小工廠)，估計也不會樂于北遷。他在深圳跑一趟‘華強北’(深圳電子產品貿易市場)，不但所有的零配件都可以買到，而且他組裝的手機還可以順利地賣掉。這是國內任何一個城市都無法比擬的優勢。”成都駐深辦的曾穎說。

　　事實上，客觀而言，任何企業都不會盲目挪窩，決定企業外遷的，絕非僅僅是用工成本增高。企業是否挪窩，除用工成本，還須同時計較物流成本、上游產業及零部件配套成熟度、下游市場的就近性、棲身地的商業環境、市場秩序、法治水平、投融資條件、資金使用成本、人才集聚程度、政府服務能力等一系列復合因素，須作綜合考量，才會慎重作出去留之策。

　　99度到100度：

　　誰是逼遷的真正稻草?

　　產業轉移的真正原因，是珠三角“騰籠換鳥”產業布局政策的導向變化

　　事實上，在上述因素之外，對于更多企業而言，視為心頭大患的則是另一個更為關鍵的逼遷因素。正是這一壓力，直接導致了當地企業外遷轉移的緊迫壓力與實際需求——“騰籠換鳥”。深圳的企業普遍對本報反映，產業轉移最為根本的核心，還是來自于珠三角“騰籠換鳥”這一產業布局政策的導向變化。

　　“騰籠換鳥”是中國經濟大省廣東2007年提出的對產業調整、升級的形象說法，即促使勞動密集型、低增值的傳統制造業遷離珠三角，以“騰”出空間發展高增值產業。

　　扈藍天的皮皮熊，是第一個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玩具品牌。記者趕到深圳的時候，她還在擬訂與周口市商水縣政府對接動漫產業園的項目方案。扈藍天稱，他們去商水投資建廠發展，原因在于中國現實之中的玩具代工企業，已經滿足不了訂單的需求。但是，她的主觀傾向是在深圳附近設廠，她對深圳的發展環境很留戀。可深圳連年提升的高地價成本、高基礎設施使用成本，乃至“加薪”，在其看來都是“騰籠換鳥”政策導向落地的手段。

　　“我們不想走，可是產業政策逼我們走。我認為，深圳將玩具業定義為傳統型的、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的夕陽產業，趕走我們是非常不明智的。”扈藍天對“騰籠換鳥”頗有微詞，但亦無可奈何。

　　而深圳九同鑫投資總經理梁先平則認為，客觀評判深圳產業政策導向變化，應該尊重它的發展歷史。據梁的觀察，深圳能有今天的發展局面，得益于從“引進來”到“走出去”經歷的趨勢性變化。

　　“首先是從大規模引進港資，到外資來源擴大到9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次是利用‘三來一補’企業的溢出效應，培育有國際競爭力的本土企業，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在梁先平看來，如今即將面臨第三步，即以產品加工、貿易、科技成果、資金和其他資源為紐帶，通過內地、深圳、海外“三點一線”的聯合模式，共建出口加工基地，攜手走向國際市場，使深圳和內地的出口規模迅速擴大。最終，從與香港建立“前店后廠”的產業合作關系，到共建世界級大都市。

　　梁認為，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三來一補”企業，它們多是改革開放之初，進入中國內地的港資或臺資代工型企業。因為只賺加工費，從而享受了更多的稅收優惠政策，甚至只繳納企業所得稅而已。但是，30年后，這些企業的占地面積與賦稅率已經是格格不入。更何況，它解決的不是深圳人口的就業問題，在內地采購的輔料，也是有限的。那么，呆在這里顯然已經不合時宜。

　　“其實不想走，其實我想留。”但是不斷增加的現實壓力，卻成為逼迫多數珠三角企業逐漸外遷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