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告是時尚業最重要的市場驅動器，每一季都有大筆資金砸向了這個環節。各大品牌花費大量的時間與金錢來尋找合適的攝影師、造型師，更重要的是，尋找能代表品牌的完美“面孔”。而在新的一季，我們將看到不少生面孔。為什么明星代言不再像前幾年那么炙手可熱?是因為品牌的廣告預算削減，還是因為設計師不想被明星搶了風頭?將要黯然失色的是T 臺，還是前排?
新模大軍殺到
去年的這個時候，Miu Miu 在發布新一季秋冬廣告的同時發布了一篇新聞稿，在開篇第一段文字里清清楚楚地寫著“明星閃開，模特回潮”。該系列廣告由頂尖時尚攝影組合MertAlas 和 Marcus Pigott 掌鏡，他們鏡頭下的人物則是幾個完全沒有名氣的新人模特。
今年2 月，Marc Jacobs 在Style.com 上公開宣布他和他的個人品牌“與名人的羅曼史到此為止”，Marc Jacobs時裝秀的頭排位子不再會留給名流。“真正的問題在于，發布會名流云集，到底有沒有人關心發布會本身?”Jacobs 說。他的上一場發布會只邀請了Madonna和Lady Gaga 兩個明星。“Madonna 打電話跟我說她在來的路上，我可管不了她。”他說。
Prada 和Jacobs 在時尚界的地位舉足輕重，其他品牌會不會紛紛效仿呢?答案惹人猜想。
轉眼又到9 月， 各大雜志9 月刊紛紛上馬，品牌也開始將各式各樣的美麗面孔推至鎂光燈下。然而，大家熟悉的超模和明星面孔卻很難看到，Kate Moss、Linda Evangelista、ClaudiaSchiffer 和 Naomi Campbell 這些家喻戶曉的名字無一例外地被無名小輩取代。時裝屋有限的廣告預算可能是導致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但并不能解釋一切。時尚業與明星之間的合作關系已經走到盡頭了嗎?
Yves Saint Laurent 的設計師Stefano Pilati 選擇了26 歲的DariaWerbowy 拍攝秋冬廣告， 并在《女裝日報》上發表看法說：“我最關注的是模特的工作態度，她得足夠專業，足夠出類拔萃。通過親身試穿，模特可以給我最中肯的意見反饋。”Gucci 創意總監Frida Giannini 則坦言：“我覺得這是個非常符合時代特征的改變。人們很容易把某位名人與某一特定的電影角色聯系在一起——這是他們的劣勢。我個人偏愛可塑性強且有力量感的臉孔，你無法把她們劃分到任何特定的圈子里，她們不僅僅局限于音樂領域或者好萊塢。”善變的KarlLagerfeld 這次低調地道出了自己的立場——在他效力的三個品牌(Chanel、Fendi和Karl Lagerfeld)的秋冬廣告里，他棄用明星，選擇了模特。“問我為什么?因為我愛模特。她們的長相和階層都很合適。 有些面孔在《人物》雜志上曝光度高了點，因此人們對她們可能也有些反胃了吧。”
明星的飯碗不好搶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時尚界充斥著辨識度極高的明星面孔。從上世紀80 年代開始，時尚界與名流播下了合作的種子，在過去十年間，這株小苗逐漸成長為參天大樹。Chanel 起用過Nicole Kidman、Keira Knightley 等女星拍攝廣告。該品牌為Chanel No.5 香水支付給Kidman 的廣告費高達371 萬美元。Madonna 和Mikhail Gorbachev 被Louis Vuitton 召到麾下，Lindsay Lohan和Vanessa Paradis 效力于Miu Miu，Marc Jacobs 則青睞Charlotte Rampling和Dakota Fanning，為L’Oreal 出鏡的名人更是數不勝數。從紅地毯到平面媒體，時尚與名人的共生關系無處不在，逐漸成為這一時代最不可忽視的現象——一波新世紀的淘金潮。今季，傳統模特回歸了，她們就像一張張白紙，給設計師提供更大的發揮空間。不過，不同意見則認為這些新出爐的面孔太有個性，是某些掌握權力的時尚精英在一廂情愿地把自己的審美觀念強加給大眾，被排除在外的不過是像Jennifer Aniston和Gwyneth Paltrow 這樣家喻戶曉的流行明星而已。
當然，搶明星飯碗也沒那么容易。Bulgari 與Julian Moore 的合作在新一季憑借美女懷抱中的小獅子繼續奪人眼球。Madonna 則繼續為Dolce &Gabbana 扮演穿戴豪華的家庭主婦。自從Giorgio Armani 為《美國舞男》里的Richard Gere 設計戲服，名流們便迅速搶占了這位意大利設計師的發布會頭排，使得秀場如同鑲珠寶的晚禮服一般熠熠生輝。“設計師到底付給前來看秀的名人多少錢?”坊間流傳著關于這一問題的諸多猜測。有傳言說，上世紀90 年代末，Christian Dior 為了讓Nicole Kidman 在出席重大社交場合時能穿上他們的時裝，向后者支付了不少于200 萬美元的高額費用。也正是這個時期，時尚雜志開始用明星取代模特拍攝封面。1998 年，Anna Wintour 拍板讓Hillary Clinton 登上美國版《Vogue》12 月刊封面，一時間激起一片嘩然。
Versace 的廣告向來習慣大手筆，多年來曾重金聘請大牌攝影師Irving Penn、Bruce Weber 和 Richard Avedon，拍攝了包括Elton John、 Madonna、Jon BonJovi和Lisa Marie Presley在內的一干名人。Donatella Versace幾乎動用了她所有的社會關系——事實上，有資格請得動全世界最優秀的攝影師與最大牌的名人的時裝屋并不多。
然而近5 年來，這種“壯舉”帶來的效應卻一再被唱衰。2002 年，英國電視明星Amanda Holden、HermioneNorris、Tamzin Outhwaite 和UlrikaJonsson 登上了英國版《Vogue》11 月刊的封面，一舉驚動了許多專業評論家。Victoria &Albert 博物館的前任總監Roy Strong 當時評論：“這些所謂的名人是英倫文化里的‘垃圾’，我為此感到悲哀。這并不能為我們帶來靈感與激情，他們只是徒有其表。”對此，《Vogue》作出回應。主編Alexandra Shulman 強調說：“這年頭模特行業新陳代謝很快，她們缺乏成功的機遇。我們不是只發行3.5 萬冊的小眾雜志，雜志要賣得好，就得這樣做。”
不讓T 臺黯然失色
從前的時裝設計師和社會保持著禮貌的距離——這是時尚吸引力的重要來源之一。時裝屋與名流的合作令時尚界變得平民化和普及化，表面上看，這是好現象，但當雜志為了提升銷量而無休止地采用明星戰略時，真正的時裝與它所制造的浮華表象之間的界線漸漸變得模糊。時尚業本來是一個造夢的工廠，在其中工作的人以自己的才干創造出鼓舞人心的華服，帶人走進比現實生活更美的幻想世界——而這個初衷如今已經褪色。
有些設計師對于名流的參與自始至終持反對意見。他們堅信，讓名流出鏡廣告拍攝，給他們發布會頭排的座位，甚至邀請他們為品牌走秀，這些行為對時尚本身有百害而無一利。1999年，Alexander McQueen 的發布會向Victoria Beckham 關上了大門，理由是貝嫂的出現會降低人們對發布會本身的關注度。10 年之后，Janet Jackson 也遭受了同等待遇——這一次McQueen說：“我不能被明星這種愚蠢的東西牽絆住。我只與我尊敬且喜愛的人一起工作，這與他們的身份地位無關。不邀請明星，是因為我敬仰我的工作，我尊重每一位工作人員。我不想秀場照片發布出來的時候，人們只關心誰坐在第一排。”
與McQueen 同時代的另一位設計師Hussein Chalayan 也說過類似的話。2000 年2 月， 他二度榮獲“ 英國年度最佳時裝設計師大獎”，當時他發表獲獎感言說：“我想借此機會表達我對時裝周的不滿情緒，所有的媒體都只關注‘哪些名人出現在哪些設計師的秀場上’。這令我沮喪，時裝周本應該屬于那些為時尚鞠躬盡瘁的設計師。拜托，這是時裝周，不是明星周。”在那屆時裝周上，貝嫂為Maria Grachvogel奉上了并不精彩的走秀表演，把包括Hussein Chalayan 品牌在內的很多發布會報道擠下了版面。
也許有人還記得當“ 麻煩精”Lindsay Lohan 被任命為Ungaro 創意總監時，Chalayan 說過什么。“為保持神秘感而棄用名流”，時尚業此舉勢在必行。比起家喻戶曉的演員來，新人模特更為超值。不過革新的想法勢必長時間遭受來自業內大腕和持股者的考驗。明星真的會偃旗息鼓嗎?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抱著順其自然、各取所需的態度較為現實。當然，Lagerfeld 有暢所欲言的權力——“明星們居然想要擁有自己的時裝線，自己的香水品牌?到了改變的時候了。”他毫不客氣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