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褲與文化撒野

　　1978年，官方“改革開放”的政治號令尚未公開發(fā)布，城市街頭已開始了靜悄悄的變革。身體解放往往是思想解放和社會開放的先導。而這一歷史時期喇叭褲的流行，是身體解放的重要標志之一。

　　喇叭褲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風尚，“貓王”將其推向了時尚服飾的巔峰。在當時流行的日本電影《望鄉(xiāng)》里，扮演女記者的栗原小卷，面容俏麗，氣質(zhì)優(yōu)雅，一條喇叭褲更彰顯了優(yōu)美的身體線條。一時間，喇叭褲文化在中國被推向了令人神往的境界。

　　喇叭褲是對通常意義上的褲子的反動。它與人體上大下小的體形背道而馳，采用上窄下寬的剪裁，臀部和股部緊縮，近乎貼身包裹，至大腿的下部開始逐漸放大，蓋過腳踝。因褲腿長及腳跟部，需要鞋跟加高的皮鞋相配，否則難免拖泥帶水，高跟皮鞋的出現(xiàn)也就順理成章。視款式不同，褲腿末端的大小為數(shù)寸至尺余不等，最大者可達近二尺。這種逆反的剪裁，因過分凸顯了臀部線條，還具有嚴重的色誘嫌疑。喇叭褲與其他的“文化走私”品——蛤蟆鏡、收錄機、迪斯科和鄧麗君的歌聲等一起，構(gòu)成了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市井文化的怪異景觀。

　　栗原小卷扮演的女記者對阿崎婆說：“冬天來了，喇叭褲灌風，我就不穿它了。”而在現(xiàn)實的“文化冬天”里，喇叭褲也同樣不合時宜。在“文革”剛剛結(jié)束的年代，這種以凸顯身體性感部位為特征的服飾，引起了風化方面的警惕。

　　一家官方小報這樣寫道：“當下某些時髦青年，頭發(fā)留著大鬢角，唇間蓄著小黑胡，上身花襯衫，下身穿著喇叭褲，足踏黑皮鞋，手提放著鄧麗君甜蜜蜜情歌的雙喇叭收錄機，招搖過市。這些青年人是在盲目模仿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生活方式。今年，上海某服裝廠做了幾萬條喇叭褲，男不男，女不女，怪模怪樣，又難看，又俗氣，甚至從背后看已經(jīng)難以區(qū)分男女了，因此，領導批示不準出售。各地方動員起來，團員、青年上街糾察，禁止青年穿喇叭褲。若是遇到不聽禁令的，可以動剪子強剪。”

　　對喇叭褲的查禁，讓開放初期的人們又一次感受到了文化上的嚴寒。但這與其說是“文化冬天”，不如說是“文化早春”。很顯然，“文革”式的暴力遭到了開放時代公眾的普遍冷遇，喇叭褲的反對者很少有人真正使用剪刀來執(zhí)行，更多地是通過目光和輿論的暴力來禁止。喇叭褲風潮確實是衰退了，但與來自官方的粗暴禁錮關系不大，而是基于流行時尚風格的自我轉(zhuǎn)變。大約1984年之后，這種款式的服裝就不復流行，直到90年代末和新世紀(27.91,1.19,4.45%)初，方在一部分款式的褲子上有過小規(guī)模的復興。

　　 差不多與喇叭褲出現(xiàn)的同時，以“今天派詩歌”運動和“星星畫展”為代表，前衛(wèi)青年的自由沖動的文化命運也與喇叭褲的命運相同。搖滾歌手崔健一度被主流觀點視作“不良青年”乃至“市井流氓”的文化代言人。但奇怪的是，他并沒有穿喇叭褲，相反，他的標準裝束卻是象征著革命的軍裝。不過，他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軍容不整的軍人，軍服領口敞開，看上去像是散漫休閑的便服。

　　這一裝束，呼應著從禁錮的中山裝和軍裝向敞開的西裝的著裝轉(zhuǎn)變。崔健的搖滾歌曲“快讓我在雪地上撒點兒野”，是改革時代初期時而禁錮時而開放的“文化瘧疾”寒熱交替的典型癥狀。“咿耶，咿耶，因為我的病就是沒有感覺。”凜冽的雪地，在這里卻變成了對身體和意識的麻痹癥的療治。寒冷的刺激，似乎是可以把感官生命從長期政治高壓和僵化的教育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興奮劑。雪地撒野，這一矛盾景觀，恰恰把身體的熱與外部環(huán)境的冷的沖突充分凸顯出來了。崔健唱出了一代人的政治溫順與文化撒野的矛盾狀態(tài)。

踏腳褲與瀟灑步態(tài)

　　在經(jīng)歷了20世紀80年代末劇烈的政治震蕩之后，90年代最初幾年的后遺癥是嚴重的。其主要癥狀表現(xiàn)為感知麻木、表情淡漠，整個社會陷入深深的冷漠和昏昧當中。在此漫長、難耐的寂寥當中，人們隱約聽到了另一個聲音的召喚——“瀟灑走一回”。

　　“走一回”，僅此而已，并沒有關于目標的承諾，或者說，已經(jīng)沒有目標可言。類似的表達，是當時在詩人中間流行的另一句話——“有何勝利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這一來自奧地利詩人里爾克的悲劇性表達，道出了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況。

　　瀟灑，本是有關水體的某種特殊狀態(tài)的形容。毫無疑問，需要有一定的空間、速度和相對輕盈的質(zhì)量，方可使水體呈現(xiàn)為“瀟灑”形態(tài)。當這一意象轉(zhuǎn)化為對身體行為的比喻時，不僅意指無拘無束，而是在貌似不經(jīng)意間，像水一樣飄逸地灑向周邊，并讓人可以感覺得到。

　　“瀟灑走一回”，這句話成為那個時期最具說服力和認同感的人生格言，寫在風行一時的被稱之為“文化衫”的T恤上，被時代的寵兒穿在身上招搖過市。“文化衫”是以身體為書寫材料的古老“紋身”技術的變種，是一種避免過分放縱的身體書寫的妥協(xié)性策略。把格言書寫在貼身的褻衣之上，意在向世人宣示，他將在世間行走一回，并提醒他人注意到其步態(tài)的“瀟灑性”。在此之前的20世紀80年代后期，前衛(wèi)藝術家徐冰通過行為藝術《文化動物》，對這種以身體昭示文化屬性的行為已經(jīng)有過預言性的表達。在布滿文章的豬的身上，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文化衫”的雛形，其文化價值內(nèi)涵也昭然若揭。

　　20世紀90年代中期，新一輪商業(yè)化狂潮席卷中國大陸，物欲的誘惑已無可抗拒，幾乎所有的人都蠢蠢欲動，“下海”一詞就是號令。而在“無奸不商”古老理念的支配下，物欲與罪惡相去不遠。“瀟灑主義”的旗幟是投身物欲之海的一塊最好的遮羞布，成為人們心安理得追逐利益的理由和心理寄托。如果說“跟著感覺走”尚且把走和生命的本體感受聯(lián)系在一起，“瀟灑走一回”則只有“走”及其外觀。它只在乎自己的生存姿態(tài)是否具有可觀的外部形態(tài)，對感官蘇醒與否并不在意，重要的是生存的姿態(tài)看上去是否好看。而面對物質(zhì)相對匱乏、生存空間相對局促、行動相對禁錮的現(xiàn)實，麻木感覺有可能是更好的選擇。聽命于生命本能的感性沖動，蛻變?yōu)橐环N矯揉造作的“步態(tài)表演”。

　　與瀟灑的行走姿態(tài)相應的，是踏腳褲的風行。踏腳褲來源尚不明了，它拋棄了喇叭褲的夸張修辭，而力求服飾與身體之間的契合關系，謀求對身體線條的明晰化表達。用彈力的化纖面料，形成對整個下半身線條的貼身包裹；其末端的一根窄細的腳襻，可挽住腳掌，以保證整條褲子的直挺，不至于因回縮導致褲管縮短。凸顯的體形，似乎為行走的“瀟灑”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踏腳褲的大面積普及，表明至少是女性群體對于身體形態(tài)的關注。踏腳褲從妙齡女郎，逐步向中年婦女乃至居委會大媽身上轉(zhuǎn)移，大量地被手藝可疑的裁縫拙劣地復制，加上面料的劣質(zhì)，縱然可以凸顯腰身，卻使更多的贅肉被公諸于眾。贅肉顛覆了踏腳褲線條的完美性，讓下半身陷于形容寒傖之境地。這一令人沮喪的結(jié)果，讓人對“瀟灑走一回”的可能性產(chǎn)生懷疑。踏腳褲時尚也隨即結(jié)束，“瀟灑主義”宣告破產(chǎn)。

旗袍與小資復興

　　世紀之交，是大眾文化轉(zhuǎn)型的重要階段。一個最為明顯的標志，即是小資階層的興起。但這一新生的物種，臀部還帶有明顯的小市民胎記。遮掩或抹去這個胎記，一直是小資階層的艱難事業(yè)。

　　“撒野”的粗魯和“瀟灑”的矯揉，都無助于紓緩小資階層的精神焦慮。新世紀初出版的《格調(diào)》《品位》和《布波族》等有關生活方式的暢銷書，便成為新興的小資階層的啟蒙讀物。小資最容易在細枝末節(jié)上暴露令人尷尬的前身本性，而這類讀物恰好為諸如言談舉止、穿著打扮這些雞零狗碎的日?，嵤绿峁┓妒?。

　　殖民地時期的舊上海的生活，是小資文化的精神母本。超越日常生活的雞零狗碎之上，小資在身體方面有著極其強烈的表達欲。欲望的身體被推到一個醒目的位置，公開地和肆意地談論“情欲”，是小資文化的特征。異域的情調(diào)和情欲化傾向，是殖民地上海懷舊文化的核心。王家衛(wèi)的電影和陳逸飛的繪畫，使這種消逝已久的傳統(tǒng)得以復蘇，其中，旗袍，這個殖民地上海的經(jīng)典服飾，很好地表達了這一懷舊文化的核心語義，成為上海舊夢的替代品。

　　旗袍悄然無語地緊貼在身體的表面，絲毫不張揚，如同東方女子溫順文雅的品質(zhì)。絲質(zhì)質(zhì)地，暗示著東方女人光潔滑膩的皮膚，甚至仿佛有體溫。旗袍的敘事是平緩的，同時又是緊湊的，仿佛白描筆記，簡約而又凝練。如果說繁復的服飾必須在“脫”的一刻才具色情，那么，旗袍極端的高開衩，則是一個含義鮮明的提示符。仿佛是誘惑天使向著遠方的某處綻開的曖昧微笑，無須“脫”就能夠滿足觀淫癖的欲求。旗袍巧妙地利用了服裝的矛盾修辭，將東方傳統(tǒng)和摩登風格混為一體，使之成為一種極度色情的服裝，其似是而非的文化語義，正是殖民語境下所謂“東方情調(diào)”的真正來源。

　　然而，2007年末，旗袍及其所象征的情欲化的身體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李安的影片《色·戒》，繼續(xù)表達著王家衛(wèi)（陳逸飛）式的服飾與情欲的關系；但他是在一個敏感的政治語境中，玩著危險的情欲游戲。當身體重新回歸到民族國家的場域中，在民族服裝——旗袍的開叉處，民族主義暴風驟雨來臨前夜的凜冽寒風，使優(yōu)雅而脆弱的小資情欲文化風雨飄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