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理想范圍內，凡革命無不自身邊事物始，凡衣服穿到舒服為止，他決意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服裝革命。

　　《一》

　　趙雍記得父親趙肅侯在位24年最轟轟烈烈的一件事情是其死后的風光，秦楚燕齊魏5個諸侯國均各出銳師萬人來會葬，史無前例。

　　然而也正是從這件事情上，趙雍嗅到了來自四周的虎狼之氣與對手的強大。他從父親手上接過趙國，也意味著接過滿把的壓力和重力。

　　可這又算得了什么？從趙衰、趙盾、趙朔，到趙氏孤兒趙武，趙家幾近滅門，所歷險灘惡浪不可謂不大，不也都闖過來了嗎？到趙簡子、趙襄子時代，“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已成豪門，雖未稱國，卻能抵國。

　　趙國的開國君主是烈侯趙籍，隨后到敬侯趙章當政，才遷都邯鄲。再下來當政者就是趙雍的祖父成侯趙種了。此時的趙國雖然站住了腳跟，卻并不能放心放膽徹底享受太平，被顛覆的威脅無處不在。

　　祖父和父親風風雨雨陪伴趙國總共走過了49年，公元前325年，接下這副擔子的一個叫趙雍的少年不能不瞻前顧后。這個少年年齡有多大呢？想必不大吧，文獻上只說他“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可見剛剛繼位之時，朝中事務他尚不能自決。

　　但很快，通過勤學趙雍適應了自己的角色，且表現出非凡的適應力，“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趙雍的與眾不同之處及雄才大略也自此時開始有條不紊逐一展現。一國之主做到第五個年頭，他娶了女人；做到第八個年頭，五國都相繼稱王，他偏獨自投了否決票，他的理由是“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稱呼自己“君”。他清楚面對的是一個紛爭不斷的戰國時代，戰爭不斷，欲得一番作為，必得隱忍待發，否則無以立身立國。

　　所有這一切最終都成了他事業的鋪墊。在一步一個腳印的務實工作基礎之上，趙雍逐漸站穩了腳跟，趙國也逐漸站穩了腳跟。但并不十分強大的趙國謀求的不應該僅僅是站穩腳跟，如何保全，仍然受制于人的趙國必得有切實可行的強國政策出臺。到了當政的第19個年頭，已完全可以獨立把握自己把握趙國的趙雍有了更深遠的考慮，并打算把這考慮付諸行動。這年正月，與最信任倚重的大臣肥義討論了5天后，他認定“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下定決心“吾欲胡服”。

　　《二》

　　事有所為有所不為，趙雍將有所為的突破口選擇在所穿的衣服；在其理想范圍內，凡破舊布新無不自身邊事物始，凡衣服穿到舒服為止，他決意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服裝革命。

　　一國之盛決于軍事，軍事之盛決于胡服騎射。

　　歷史行進到趙雍所處的時代，經過孔子等人的鼓吹宣傳，大禮制抬頭，寬衣博帶已成為統治階層可不勞而獲得到寄食生活的尊貴象征，小袖短衣短靴帶鉤被認為是游牧族特有式樣了，“事實上所謂胡服，有可能還是商周勞動人民及戰士一般衣著。”1949年之后由小說轉向服飾專門研究的沈從文認為，“由于出土材料日益增多，胡服騎射一語，或許重點應在比較大規模的騎兵應用，影響大而具體”。

　　這樣的推斷很有道理，因為不難想見，兩千多年前甚至更久遠的先人，他們的生產條件相對而言要更加惡劣，我無論如何不能將那時土地上的勞作與寬博服裝聯系到一起。即便在我的記憶當中，土地上的勞作也是與小衣衫短打扮相互成就的，這也是我在農村勞動時收獲的經驗。

　　問題在于，對趙雍和他領導的趙國而言，此前已有成套禮儀制度形成，比如著名的周禮，而服裝毫無例外地成為表現這套禮儀制度的重要形式，包括士兵、官員、百姓等等各個階層，服裝雖有差異，大體卻不偏離同一個方向，其主要特征概括起來就是“寬博”。

　　寬博的衣服穿起來，閑適無比，卻限制了騎馬射箭的兵將，發現此點之同時，趙雍也發現胡人服裝的便捷可取之處；胡是對北方和西方各族的泛稱，也稱匈奴為胡，其東之烏桓、鮮卑先世為東胡，西域各族為西胡。

　　關于胡人的穿戴服裝，我沒有找到單獨的證明，卻可以從側面得到了解，“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此即文獻記述的胡人生活，“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禮義”。

　　胡人所穿衣服，即我們所謂的胡服，其特征后人總結為“窄袖，長靿靴，衣束腰帶”，多為苧麻或皮革制作。很大程度上，胡人上馬射箭靈活自如的日常作風受益于其服裝。

　　但趙雍把胡服騎射的想法和王公大臣們一說，卻只有樓緩一人認為可為，一種巨大的一時難為俗眾理解的孤獨感襲擊了他。于是他又把肥義叫到跟前問策，“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肥義言簡意賅，卻直取要害，他說，“愚者暗成事，智者睹未形，則王何疑焉”？

　　《三》

　　趙雍歷史上有一個更為響亮的名字，即趙武靈王。每到邯鄲，有機會我總要流連于與趙武靈王相關之地。邯鄲市中心的武靈叢臺最著名，據說由趙武靈王始建，最初的功能是供其操練兵馬和休息娛樂。此地最初是否叫這個名字已無法考證，我只知叢臺的名字始見于漢書，顏師古注釋說“連聚非一，故名叢臺”，由此不難推斷其當初的氣象，絕非單體建筑所喻。

　　現在的叢臺為清同治年間重建，高26米，中間夯筑，外砌青磚。這形制絕非初建時的模樣，已經后來者點睛變化；即便如此，我仍愿于其上放縱懷古之幽情。

　　除叢臺外，邯鄲城中與趙武靈王相關之所尚有插箭嶺和附近的鑄箭爐。我知道其中有多少物是人非，有多少星移斗轉后的強說成分，可又有什么關系？我已把趙武靈王認作一個時代的改革者，一個以服裝設計標新創造成就事業的改革者。這樣的成就在后來的歲月中，惟有設計出中山裝的孫中山可相媲美。

　　“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但開始除舊立新的趙武靈王還不免擔心，他領導的這場服裝革命才剛剛拉開序幕；改革必須打破常規，尤其是要對已形成的風俗習慣進行重塑重造，不會一帆風順。

　　吹向改革事業的最頑固的反對聲音來自王室成員，趙武靈王面對的保守派代表是他叫叔父的公子成，“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圣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成言之鑿鑿，“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愿王圖之也”。

　　失眠癥患者趙成這番理論絕非他一人所想，實際代表了一種強大的守舊勢力。趙武靈王決心親自到他處做說服工作，詳細闡述這場服裝革命的重要性，“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他開門見山，切中命門，既定的改革之路必須實事求是，有的放矢。“圣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他說，“圣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于山谷之變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圣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公子成終于認識到“愚不達于王之義”的錯誤。趙雍賜給他胡服，第二天他就穿上朝了。胡服令頒布了，盡管仍有反對者，像有血緣關系的趙文、趙造等人也跳了出來，但他們已都不能翻起大波浪，“圣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

　　此時趙武靈王的服裝革命勝利在望，推行胡服新政，已勢如破竹，無可阻擋；此后5年，命將軍、大夫、嫡子均胡服，趙終成戰國七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