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服飾制度，是中國歷代王朝開國后的大事，所謂改元易服。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服制，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未有明令服飾制度的時代。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那是1949年10月1日。那天，毛澤東穿了一套橄欖綠色的中山裝。據說那年春天，為籌備開國大典，有人問毛澤東典禮時穿什么？毛不假思索地選擇了平時最愛穿的中山裝。恰巧，清理物資時發現了一塊土黃色將校呢，質地很厚重。于是，一位手藝精湛的老裁縫用這塊呢料為毛澤東縫制成這套禮服。

　　以后，這種被西方人稱作“毛裝”的中山裝，為人民政權的著裝標準和形式定下了基調，成為潛在的服制。

　　1949年，中國社會發生巨大的變革，中國服裝的進程在這一年也出現了拐點。新中國沒有頒布新的服制，但卻成功地推行了新的服飾和審美標準——并未依靠政府法令，而是依靠意識形態的力量。民國的旗袍等時尚摩登到此便戛然而止了。

　　具有強烈工農意識的新政權領導者，將解放區的簡樸服飾和審美意識帶到了上世紀50年代，并影響了以后的幾十年。從此，中國的服飾審美出現了極大的轉折。新政府對舊中國實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在以后的一系列改造運動中，新中國國民的衣衫同樣完成了改造。隨著改造的深入，衣著華貴者漸為新社會所不齒。

　　建國初期，由于經濟的不景氣和物資的匱乏，政府通過宣傳強調了“艱苦奮斗”、“勤儉持家”等并無具體內容的新中國生活標準，提倡節約，反對奢華，甚至不成文地鼓勵“補丁時尚”。加之某些單純的工農干部存在的“左”傾向，將樸素、破舊、簡陋的服飾審美推向政治層面。舊衣服要補，甚至新衣也打上補丁，以示崇尚簡樸與革命。因為衣著打扮講究或簡樸與否，將直接影響到一個人的政治前途和生存狀態。由此，形成了這一時期具有特殊政治意味的服飾時尚。

　　上世紀50年代的時髦當然與革命相聯，任何與解放區、解放軍、工農大眾相似的裝束都是美的。列寧裝、人民裝、中山裝成為當時最時髦的三種服裝。當時實行了一套軍政管理模式，分派到各地的軍管會干部帶去了新的思想，也帶去了新的服裝形式。他們是新政權的代表，所到之處受人尊敬，他們的著裝也成為模仿對象。正如革命思想的統一，革命服裝也統一了全國各個社會階層人們的服裝，這是一個萬民一致、追隨革命的大一統的時代。

　　城市為列寧裝、人民裝等“革命”服裝的天下；農村除了干部穿著干部裝之外，仍是無須改造的中式短襖的天下。無形的新政權服制被國民大眾認真地貫徹著、執行著。

　　新中國興起的稱謂“同志”，隨著人民政權的誕生開始普及，繼而成為了新中國表達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準則。“同志”稱謂是不管對方的職業、年紀、性別，是社會主義革命大家庭中成員的公共稱呼，表達了一種對平等民主概念的簡單理解。在以“三反、五反”、公私合營、農業合作化為標志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掌柜、老板、經理、董事長”也就沒有了存在的社會條件；隨著“糧棉統購統銷，工人監督生產”等旨在把所有人的社會地位拉平的一系列政策出臺，應運而生的響亮稱呼便是“同志”。同事之間、朋友之間、夫妻之間、路人之間都互稱“同志”。志同而道合的同志們，在新社會里為共同的目標而共同勞動，共同生活，共同奮斗……而這樣的理念同樣表現在了這個時期的服裝上面，同志時代的服裝同樣模糊了社會階層、職業、地位，也不分年齡，不分季節，不分場合，甚至模糊了性別差異。

　　服飾的標識符號功能在新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同志”作用比任何歷史時期還要大，盡管對個人來說，這意味著日常衣服像制服那樣，抑制了個人愿望和需求。但是在那個年代里，這同樣是一種不得不追趕的“革命時尚”。

　　解放初年，列寧裝成為了那個年代的“摩登”。當然，“摩登”這個詞在當時也不時興用了。

　　最初，列寧裝為男女皆服的款式，后來漸漸僅為女性專用了。那些走出家庭、參加革命工作的女干部身穿列寧裝，樸實無華，具有一種無產階級革命者的風采，這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里，是非常具有時代美感的。這種大翻領、雙排扣、束腰帶的灰色布衣被視作最革命也是最時髦的衣裝。女性剪短發、直發梳辮、不施脂粉，腳蹬布鞋及上膠的跑鞋。并以這種千篇一律的方式，以示自己是進步革命的，至少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當時女性化裝扮是不被提倡的，一塊花布、一個發夾、一根紅頭繩已是十足柔性的裝扮了。

　　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是一出反映上海初解放的故事，劇中那位闊小姐林媛媛，主動剪短發，穿列寧裝、工裝褲，便是表達洗心革面投身革命的行為。這里的服裝不僅是舞臺上的劇裝，更是真實生活里的一種符號。解放后的工商業者、知識分子齊齊地、迅速地改穿上了藍色或灰色的中山裝。在當時和以后的照片中，他們無一例外地穿著中山裝，不論內心的接受程度如何，他們那份改造自我的單純熱情還是難能可貴的。

　　在那樣的一種時代氛圍中，滋生出新中國人們的一種集體潛意識，以為穿著中國傳統衣飾便顯得陳舊、落伍，甚至帶有些許的封建氣息；穿著西裝、旗袍則更有那種被推翻階級的意味；于是，新中國的列寧裝、人民裝、中山裝就具有了新時代的符號意義。

　　服飾是社會綜合信息的載體。新中國建國初期的服飾承載了過多的政治內容，以后的“反右”、“反右傾”加劇了服裝上的“左傾”思潮，政治干預已經浸潤到日常生活之中，藍、灰、黑色取代了過往的繽紛色彩，列寧裝、干部裝惟吾獨尊，這種現象延續了相當長的時期。

　　不過，上世紀50年代翻身作主的勞苦大眾以高昂的勞動熱情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當中，經濟有了較快的恢復和發展。盡管服飾單調、簡樸，人們卻發自內心地唱道：“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