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酒產業要棄“工”轉“農”？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國內逐步得到控制，消費場景恢復和內外部環境發生變化，中國葡萄酒龍頭企業張裕股份（000869.SZ）的董事長周洪江明顯感到今年企業的日子比往年好過。“我們一季度的業績開始恢復增長。”剛結束的全國春季糖酒會上，他回答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提問時說。

更讓周洪江感到欣慰的是，今年他是第四次在全國兩會上建議調整乃至取消葡萄酒稅。這位葡萄酒行業唯一的全國人大代表多年發出的“中國葡萄酒好聲音”終于引起了財政部的重視。

“我上午提出建議，中午就得到財政部的反饋了。”在糖酒會搭配中國菜肴的葡萄酒午宴上，他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財政部接下來將到葡萄酒行業展開大量調研。

4月9日，中國酒業“十四五”指導意見在瀘州召開的中國國際酒業博覽會上發布。中國酒業協會理事長宋書玉表示，在“十四五”期間，中國酒業協會聚焦產業政策提出建議：取消中國葡萄酒的消費稅，降低增值稅。產業政策對中國葡萄酒未來發展影響很大。

但葡萄酒消費稅調整非一蹴而就。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連日來多方采訪獲悉，從人大代表的建議進入重點督辦程序到財政部調研，已歷時5年。關系到消費稅調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稅法（征求意見稿）》從2019年底發布征求意見至今，尚未正式立法。業界曾傳出，寧夏賀蘭山東麓將進行葡萄酒消費稅試點，靴子也沒有落地。

葡萄酒消費稅率為10%。直接取消還是降低稅率？按不同產品價格段分類征收，還是將征收環節從生產端后移至批發、零售環節？葡萄酒消費稅一旦取消是否將引發其他酒種的消費稅調整？

3月10日，國家稅務總局消費稅處工作人員在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打進電話時說，消費稅法由財政部推動，還在走程序。葡萄酒消費稅調整也未有實質性進展。

葡萄酒消費稅27年未動稅率

消費稅是我國在1994年稅制改革在流轉稅中新設置的一個稅種，財政功能與調控功能較為突出。

根據《消費稅暫行條例》及其實施細則，消費稅納稅人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生產、委托加工和進口應稅消費品的單位和個人，且只在應稅消費品的生產、委托加工和進口環節繳納；主要采用比例稅率和定額稅率，征收范圍主要包括煙、酒及酒精等11個稅目。部分稅目如煙、酒及酒精和小汽車等，還進一步劃分了若干子目。其中，酒及酒精設立其他酒子目，將葡萄酒納入消費稅納稅范圍，且采用比例稅率，稅率為10%。

為避免重復征稅，2006年，稅務總局印發了《葡萄酒消費稅管理辦法（試行）》。《辦法》規定：葡萄酒消費稅率仍為10％，進口葡萄酒消費稅可用進口環節已納消費稅抵減；境內從事葡萄酒生產的單位或個人之間銷售葡萄酒實行“葡萄酒購貨證明單”管理，證明單由購貨方在購貨前向其主管稅務機關申請領用，銷貨方憑證明單的退稅聯向其主管稅務機關申請已繳納消費稅退稅。

2014年11月，國務院下發《關于取消和調整一批行政審批項目等事項的決定》，取消了“葡萄酒消費稅退稅審批”事項。為進一步減輕辦稅負擔，2015年，國家稅務總局修訂了《葡萄酒消費稅管理辦法（試行）》，取消了對葡萄酒消費稅實行憑“葡萄酒購貨證明單”退稅的審批管理方式，改以抵扣辦法解決葡萄酒消費稅重復征稅問題。

修訂后的試行辦法第四條規定，納稅人從葡萄酒生產企業購進、進口葡萄酒連續生產應稅葡萄酒的，準予從葡萄酒消費稅應納稅額中扣除所耗用應稅葡萄酒已納消費稅稅款。

這意味著，進口葡萄酒在中國的消費稅可用進口環節已納的消費稅抵減。10%的消費稅率主要征在未抵減的中國葡萄酒生產企業身上。

葡萄酒消費稅征收至今已長達27年，在中國酒業協會葡萄酒分會秘書長火興三看來，隨著人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的提高，葡萄酒從高消費品變成日常飲用品，當初用來調節消費行為的葡萄酒消費稅目應該取消。

早在2019年，煙臺張裕集團有限公司會計機構負責人郭翠梅曾在《中國總會計師》期刊上撰文稱，葡萄酒消費稅從設立起至今未經過大的調整，面對日益繁多的葡萄酒產品品類，葡萄酒消費稅的消費引導作用微乎其微。

她認為，可對消費稅的稅率進行多樣化調整，細化稅率從而達到引導人們消費、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目的。具體可考慮：根據不同葡萄酒價格區間分別設定不同消費稅率調節消費；對低端葡萄酒，在調節消費和增加財政收入效果不明顯的情況下，考慮取消消費稅，以提高企業資金使用效率，促進葡萄酒業發展。

疫情下的企業危機

“對葡萄酒生產企業來說，消費稅占了企業總稅負的近1/3，影響相當大。”今年全國兩會，周洪江再次提交的《關于取消葡萄酒消費稅 振興葡萄酒產業的建議》中寫道，葡萄酒工業一直得到國家產業政策扶持，企業還需要得到財稅政策的扶持。取消葡萄酒消費稅將使國內葡萄酒企業放下包袱，尤其在疫情期間是雪中送炭，會極大緩解葡萄酒企業的危機。

消費稅對企業業績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張裕股份年報顯示，2018年和2019年，該公司稅金及附加分別為2.68億元和2.76億元，占當年營收比重均為5%左右。其中，消費稅分別為2018年的1.57億元和2019年的1.59億元，占當年稅金及附加的比重為56.8%和59%，占比呈上升趨勢。因有產品出口，2018年和2019年，該公司繳納的消費稅和增值稅享受出口退稅的金額卻不多，分別為627萬元和890萬元。

2018年和2019年，張裕股份實現凈利潤分別為10億元和11.3億元，同比增速為8%。一旦取消消費稅，在產品對外售價不變情況下，2019年該公司利潤將增厚至12.89億元，同比增速近30%。張裕股份發布的2020年業績預告顯示,受疫情等因素影響，該公司去年盈利為4.6億元至5.7億元，同比下滑59%-50%。1億多元的消費稅一旦取消，凈利潤下滑幅度將大大減少。

3月中旬，中糧酒業長城桑干酒莊總經理兼總釀酒師余慶泉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取消消費稅也是該企業的愿望。但葡萄酒行業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少，所以發聲微弱。

周洪江提出，國內葡萄酒企業與國外企業處于不平等的競爭地位，高稅負加重了國內企業負擔，影響了產品競爭力。從國際環境看，葡萄酒消費稅在很多國家都不征收，即使征收的國家稅率也較低，如智利對葡萄酒企業征收19%增值稅，1.5%國內銷售消費稅；法國征收19.6%增值稅；澳大利亞征收10%商品及服務稅，出口葡萄酒不必繳納。

他進一步表示，我國加入WTO以后，葡萄酒關稅從63%一路降至14%，新西蘭、智利進口葡萄酒實施零關稅。澳大利亞進口葡萄酒于2019年降至零關稅。進口葡萄酒的國內消費稅用進口環節已納消費稅抵減后，在價格方面的優勢明顯，在中國市場占有率逐年提升，由2015年的32%上升到2020年的60%左右。國內葡萄酒的生存空間被大大擠壓，處于弱勢地位。

對此，葡萄酒營銷專家王德惠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不管對誰，稅收政策對企業市場份額的影響巨大。

中美貿易戰后，在經歷多輪反制關稅的加征后,美國瓶裝葡萄酒對華出口的綜合稅率高達90%以上，這讓美國葡萄酒進口商做中國市場的壓力非常大。中國先后對澳大利亞進口葡萄酒征收反傾銷保證金和反傾銷稅后，現在該國葡萄酒的進口成本已相當高，只能轉而賣中高端產品。找其他產品補充乃至放棄該國產品，成了不少酒商的選擇。

美國、澳大利亞葡萄酒如今雖然讓出部分市場，但眾多葡萄酒進口國依然實行關稅優惠和消費稅抵減，和國內葡萄酒企業一起分搶蛋糕。“今年，中歐投資協定簽訂后，對歐洲的葡萄酒企業是變相利好。雙方要在市場化對等的條件下提供服務，這有利于歐洲葡萄酒更多進入中國。”王德惠說。

寧夏類人首葡萄酒莊莊主馮清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看似澳大利亞葡萄酒被征反傾銷稅后讓出了40%左右的市場份額，但實際上在眾多葡萄酒替代性競爭關系中，國產葡萄酒分不了那么多份額。因為同等質量的產品，由于國產葡萄酒消費稅沒取消，營業總成本比他國葡萄酒多出了10%，造成核心競爭力下降。10%成本的上升在市場上的費用投入會放大10-20倍。

他說，相比電子產品，葡萄酒在國內的購買需求沒有那么旺盛，作為小眾產品，種植和銷售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市場費用投入更大。

由此看來，消費稅稅率不變，是中國葡萄酒企業和進口葡萄酒企業相比，在市場上處于不利地位的重要因素。

多產區呼吁取消葡萄酒消費稅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正是由于葡萄酒在我國尚未普及，消費場景嚴重依賴餐飲等聚眾渠道，家庭消費的窗口沒有打開。疫情之下，整個中國葡萄酒行業在飲料酒中下滑最厲害。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去年，全國規模以上葡萄酒生產企業完成釀酒總產量41萬千升，同比下降6%。規模以上葡萄酒企業130家虧損面為30%，累計虧損額4.4億元，同比增長177%。去年，規上葡萄酒企業累計完成銷售收入100億元，同比下降30%；累計實現利潤總額2.59億元，與上年同期相比下降74%。

“整個葡萄酒行業面臨的形勢相當嚴峻，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再這樣發展下去，可能會出現倒閉潮。”周洪江在提交給全國兩會的建議中說。

關于取消葡萄酒消費稅、振興中國葡萄酒產業的呼聲已在國內多個葡萄酒主產區響徹多年。

3月15日，煙臺市葡萄與葡萄酒產業發展服務中心副主任張旭在電話里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回顧，早在2016年，中酒協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有關負責人到煙臺葡萄酒產區調研，該產區就提出取消葡萄酒消費稅，將葡萄酒從工業品納入到農產品深加工范圍。

將葡萄酒作為產業發展之首的寧夏葡萄酒產區更是年年在兩會上呼吁。2017全國兩會，時任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民革寧夏區委會主委張守志和中國僑聯副主席朱奕龍兩位全國政協委員共同提議，建議國家把葡萄酒納入農產品征稅范疇，以降低生產成本，增強市場競爭力。2019兩會，時任全國政協委員、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主席崔波在兩會上建議，逐步取消10%的消費稅，進一步降低增值稅稅率，以促進我國葡萄酒產業快速健康發展。2020兩會，全國政協委員、寧夏回族自治區工商聯主席何曉勇建議，進一步支持西部欠發達地區發展葡萄酒產業，降低國產葡萄酒稅負成本。

3月12日，寧夏吳忠市農業農村局有關負責人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回應，關于寧夏將率先實行消費稅改革試點的說法沒有動靜。“中央出臺政策明確了才好辦。”他說。

今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寧夏回族自治區財政廳黨組書記兼廳長陳春平建議，將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業納入中央財政農業發展扶持范圍，在安排產業集群、農業現代產業園等重點項目時，予以重點傾斜支持。

消費稅調整暫無聲，寧夏產區不得不換了建議思路。

鄉村振興需要葡萄酒產業

陳文偉是寧夏凱仕麗實業有限公司的副總，頭發花白。4月9日，在瀘州參加酒博會的他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千里之外的廣東到寧夏賀蘭山東麓種葡萄，他已是第19個年頭。

作為外來資本進入吳忠市紅寺堡的第一家酒莊，陳文偉和他所在的團隊在紅寺堡區租下5萬畝荒漠種葡萄至今，帶領著一批當地農民，靠雙手和鏟子挖開沙礫，埋下牛糞、羊糞、秸稈，挖溝引水、栽種葡萄到2007年第一茬葡萄掛果，兩年后第一批葡萄酒上市。2019年，凱仕麗釀造的“2015年神話干紅”獲第11屆金樽獎最高獎項。

從無水、無電、無路到釀出的葡萄酒被列入第七批國家扶貧辦扶貧產品目錄，陳文偉親眼目睹“苦瘠甲于天下”的原西海固居民從點煤油燈到開摩托車、開小汽車來上班。十多年來，1萬多人次的農民加入到他們的葡萄園中，凱仕麗累計支付農民工的工資已超8000萬元。

地處煙臺萊州的朱橋鎮，張裕股份通過農民土地流轉承租了6000畝葡萄基地，由技術人員聘請當地農民種，涉及周邊16個村。種植葡萄七八年來，5個貧困村再沒了貧困人口，每年人均收入增長1萬元以上。

吳忠市農業農村局給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發來的扶貧攻堅總結報告顯示，2016年以來，該市共流轉8686畝土地種植釀酒葡萄。5年來，在葡萄酒基地就近務工人數累計達到5067人（其中建檔立卡戶3346人）。在獲得土地流轉收益的同時，移民群眾從事葡萄撫育、管護、采摘務工，人均年收入達1.8萬元左右。

周洪江也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張裕股份在新疆、寧夏、煙臺等國內六大產區布局了20萬畝葡萄基地，采取“公司+合作社+農戶”的模式，每年給全國果農帶來近8億元的收入，帶動數以萬計農戶脫貧致富。

“肥沃的土地往往釀不出好的葡萄酒，它需要丘陵、貧瘠的土地，特別近幾年在新疆、寧夏、甘肅，它對當地農民的脫貧非常有作用。”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教授段長青在電話里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為了有效解決三農問題、助力貧困地區脫貧致富，他任主任的農業農村部葡萄酒加工重點實驗室成為了該部委“十三五”期間建設的專業性重點實驗室之一。

基于葡萄酒和農業的密切聯系，中酒協葡萄酒分會秘書長火興三提出，希望國家有關部門取消葡萄酒消費稅，將葡萄酒產業作為農業產業來對待，將采用國產葡萄釀制葡萄酒納入《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農產品初加工范圍》，免征或減征企業所得稅，并參照初級農產品的增值稅優惠政策，將稅率由13%降低到9%，精準扶持國內葡萄酒產業鏈。

火興三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國際上主要葡萄酒生產國將葡萄酒列為農產品，享受農產品補貼及稅收政策，不僅稅負較低，而且還直接或間接地給予政府補貼，包括農機補貼、種植補貼等。

今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一號文件出臺了《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脫貧任務完成后，鄉村振興包括鄉村振興、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振興。

“葡萄酒產業將農業、輕工業等產業以產品加工的方式連接起來，并向產業鏈下端延伸，形成了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獨特模式。從葡萄的種植，到葡萄酒加工和銷售，再到葡萄酒園的觀光旅游，一瓶葡萄酒能夠極大地帶動多個環節的配套產業發展。”周洪江說，張裕股份構建的從東到西的葡萄與葡萄酒主題文化旅游線路，每年旅游收入已上億元。

“葡萄酒產業還可系統地提升農民技能，促進農業現代化的實現。”他說，他建議要加大科研投入，積極篩選和培育適應我國主要產區種植條件的釀酒葡萄優良品種，建立完善的良種苗木三級繁育體系；簡化國外優良品種引進程序和條件；加強種植配套技術研發，實現良種良法有機結合，大力研發和推廣自動化埋藤機和出土機、采摘機、修剪機、植保設備等，降葡萄生產成本。

馮清表示，干型葡萄酒100%是葡萄釀造而成，和預調酒、配制酒的釀造方式不同，雖然含有酒精，但是農副產品深加工的產物，把葡萄酒劃進農產品范圍更加合適。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雖然消費稅法尚未出臺，但在其征求意見稿里公布的現有消費稅率并非鐵板定釘。國務院可以根據經濟發展、產業政策、行業發展和居民消費水平的變化等因素，對消費稅稅率進行相機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