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上海開埠比較早,故而西裝也流行得早一點。在童年時代,我就喜歡穿西裝,因為穿著那種服裝覺得大度,行動方便。那時,父母請人給我做了一套咖啡色的西裝,我在左上的口袋里還插了一塊手帕,腰板挺直,顯得有氣派,與弟弟一起在派克照相館拍攝一張合影。大約已過一個甲子了,這張泛黃的照片還收藏在我的相冊里。
以后,家里經濟拮據,一家人的穿衣、著鞋大都出自母親的勤勞之手。特別是毛衣,一家老老少少穿的都由她編織。故而,我戲稱她為“毛衣廠廠長”。如今她雖已歸西幾年,可我身上還穿著她織的毛衣。當然,她無力制作西裝。
上海的西裝,據說雷蒙是一流的。近日看到一段文字,記述雷蒙等上海名店遷京的故事:50年前,印度總理小尼赫魯在北京做了一套西裝,但感覺不滿意,改了多次還覺得不合身。于是,外交部官員陪他到上海,找奉幫裁縫給予修改。我出生在上海,祖籍余姚,母親是鎮海人,早就聽說“奉幫裁縫”是制西裝的高手。小尼赫魯對經他們手改過的西裝覺得挺括、舒適、漂亮,十分滿意。為此周恩來總理指示上海的“雷蒙”“波緯”“鴻翔”“造寸”“中國”“國泰”“普蘭德”“紫羅蘭”等服裝、理發、照相、洗染、餐飲等行業幾十家服務業商店遷來北京。后來,幾家出名的服裝店合并成一家,專門為主要領導和出國的公務人員制作服裝。在浩劫的年代,因其地處東交民巷,有人想改為“反帝服裝店”,但那里還有外國朋友來定做衣服,這樣的名稱自然不合適。于是便改稱“紅都服裝店”。
改革開放初期,人們習慣穿的藍色、灰色中山裝、兩用衫大有改觀。什么喇叭褲、超短裙極其時尚,西裝也開始流行。某些“左派”先生對此極為不滿,發起“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剪喇叭褲、禁止穿超短裙,束披肩發,但西裝禁不住。當時,我們單位還給每個職工定做一套西裝。
這時也勾起我對西裝的興趣,打算自己花錢再做一套。碰巧的是,我去中國科協采訪,他們在友誼賓館的科學會堂里開設了一處服務部,銷售生活用品。熟人帶我們去看看。我發現有一塊藍灰色的毛料特別吸引眼球,打聽價格也不算高不可攀,于是購買了一套西裝的料子。那么請誰做呢?這時候一位做國際報道的同事向我介紹,說是三里屯一帶有個裁縫制作的西服很不錯。于是我找去了。那是一家私人的店鋪,在一處老式樓里,地板還是木質的。店主是一位瘦長的老人,大約有一米七高,戴一副老花鏡,一口寧波話。交談中知道,他是從“紅都服裝店”退休的。原來也是奉幫裁縫,一句話,就請他做吧。他的做工確實精到,只穿一次試樣裝就覺得滿意了。
可惜的是,1985年我隨科技人員代表團去日本訪問,西裝還沒有做成。我只得穿社服前往,也不見遜色。
當然,自己的西裝沒有白做。我只是在嚴肅的場合才穿著。過了兩年,我的住在臺灣的大舅到上海、西安等地旅游,順道來北京看望姐姐、姐夫我的父母。三十多年沒有見面了,我自然隆重接待。我穿著自己定做的新西裝,在家請他吃飯,還陪著到天安門等處轉一轉。他對我說:“你這一套西裝,合身、挺括、漂亮。啥人搭(為)儂(你)做的啊?”我回答是奉幫裁縫。他高興得連連說:“好!好!奉幫裁縫做工就是地道!”
事情已經過去二十多年,記得后來去東華門大街,有一家“培羅蒙服裝店”,好像與“雷蒙”、“波緯”等齊名的。店鋪十分氣派,白色的大理石與瓷磚裝飾,雕花的房柱,寬敞明亮,可是西服的價格不菲,我不敢問津。自然,這個價格在現在的一些名牌服裝店里已經是平平常常的了。好在我自己的西服依然保存著。去年試了一下,褲子顯得瘦小,也有破損,穿不了了,可上衣若在初秋時穿,依然挺括。我便像對待古董似地保持著它。
“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 張明敏唱的《我的中國心》,裊裊的福音總在我耳邊回蕩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