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飾作為一種文化形態，貫穿了中國古代各個時期的歷史。從服飾的演變中可以看出歷史的變遷、經濟的發展和中國文化審美意識的嬗變。

　　無論是商的“威嚴莊重”，周的“秩序井然”，戰國的“清新”，漢的“凝重”，還是六朝的“清瘦”，唐的“豐滿華麗”，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壯豪放”，明的“敦厚繁麗”，清的“纖巧”，無不體現出中國古人的審美設計傾向和思想內涵。但某一時期的審美設計傾向、審美意識也并非憑空產生的，它必然根植于特定的時代，在紛亂復雜的社會現實生活中，只有將這種特定的審美意識放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加以考察才能見其原貌。   
   

　　一、中國古人的服飾審美意識深受古代哲學思想的影響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國古代文化之精髓，是儒、道兩大家都認可并采納的哲學觀，是中國傳統文化最為深遠的本質之源，這種觀念產生了一個獨特的設計觀，即把各種藝術品都看作整個大自然的產物，從綜合的，整體的觀點去看待工藝品的設計，服飾亦不例外。這種設計觀在我國最早的一部工藝學著作《考工記》中就已記載，《考工記》說：“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為良。”早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工匠就已意識到，任何工藝設計的生產都不是孤立的人的行為，而是在自然界這個大系統中各方面條件綜合作用的結果。天時乃季節氣候條件，地氣則指地理條件，材有美為工藝材料的性能條件，而工有巧，則指制作工藝條件。對服裝而言，則指服裝的著裝季節，著裝環境，及衣料的質地和剪裁手法，只有這四者和諧統一，才有精妙設計。  

　　《周易》中肯定了人與自然的統一性，肯定了人與自然的交融性，即人不僅是自然產物，人的一切活動從道德修養到功利實踐，都必須遵循自然的啟示，受自然規律的制約，而且自然中也透著人的因素。自然本身往往具有社會道德的啟迪意義，在這里人與自然間往往不存在絕對隔離的鴻溝，二者互相影響滲透，人與自然遵循統一的法則，天地自然也具有人的社會屬性，同時又包含了與人事有關的倫理道德，表現在審美情感上就是偏感性的。在中國古代哲人看來，人是形和神的統一，即肉體與精神的統一，這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不論道、儒都主張精神與肉體兼并，美與善合壁，而服裝正是體現人和物之間的審美和諧和自然表現形式的外化，這種審美情感意識傾向外露于服裝也是合乎“自然”之道的，“夫己外飾，蓋自然”（《厚道》語）“吐納英華，莫非情性”。（《體性》語），魏晉時期竹林七賢放蕩不羈的形骸，重神理而遺形骸，所以表現在服裝上往往不拘禮法，不論形跡，常常袒胸露臍衣著十分隨便。《世說新語任誕》載：“劉伶嘗著袒服而乘鹿車，縱酒放蕩”。   
   

　　二、一定經濟基礎上形成的意識形態直接影響到服裝的審美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由于七雄爭霸，各自為政，造成了百家爭鳴學術論戰，產生了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以及墨、法等各學派，從而不同派別的意識形態滲透到服飾美學思想中產生了不同的審美主張。如儒家倡“憲章文武”“約之以禮”，墨家倡“節用”，“食之常飽，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麗，居必常安，然后求樂”，法家韓非子否定天命鬼神的同時，提倡服裝要崇尚自然，反對修飾。《淮南子覽冥訓》載“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記錄了當時論爭紛紜，各國自治的特殊時期的真實情況。

　　魏晉時期是最富個性審美意識的朝代：“褒之博帶”是魏晉南北朝時的普遍服飾，其中尤以文人雅士居多。魏晉時期是歷史上經濟、政治最為混亂的年代，但在精神上卻是極自由解放，最熱情的年代。文人意欲進賢又怯于官海沉浮，只得自我超脫，除沉迷于酒樂之外，便在服飾上尋找宣泄，以傲世為榮，故而寬衣大袖，袒胸露臂，魏晉時期，倡談玄學之風，認為天地萬物以無為本，強調返本歸真，一任自然。最有名的竹林七賢，主張道家的“自然主義思想，抨擊虛偽的儒家名教，還以蔑視朝廷，不入仕途為瀟灑超脫之舉”。表現在裝束上則是袒胸露臂，披發跣足，以示不拘禮法。《魏晉記》載：“謝鯤與王澄之徒摹竹林諸人，散首披發，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搜身記》寫：晉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為散發裸身之飲。文人群效之尚清談，不拘禮教，行為放蕩，這種人格上的自然主義和個性主義擺脫了漢代儒教的禮法束縛，人們都直接欣賞人格個性的美，尊重個人價值。《世說新語》中關于“斐令公有俊容儀，脫冠冕，粗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己人”的記載，生動了反映了當時的審美意識。  

　　如果說魏晉南北朝時期“褒之博帶”是一種內在精神的釋放，是一種個性標準，厭華服，而重自然，而唐朝的服飾則是對美的釋放，對美的大膽追求，其服飾色彩之華麗，重裝飾，女子衣裝之開放是歷代沒有的，即使是現代人也為之驚嘆不已，望塵莫及。周詩：“慣束羅裙半露胸”，即似描繪這種裝束，這是中國古代裝束中最為大膽的一種，足見唐人思想開放的程度。唐代出現追隨時尚的潮流，其石榴裙流行時間最長，可見《燕京五月歌》中“石榴花，發街欲焚，蟠枝屈條皆崩云，千門萬戶買不盡，剩將兒女染紅裙。”安樂公主的百鳥裙為中國織繡史上的名作，官家女子竟相效仿，致使山林奇禽異獸，搜山蕩谷，掃地無遺，充分顯示了當時時尚的感召力之大。服飾風格是與現實分不開的，唐朝經濟繁榮，手工藝發達，對外交流頻繁，博采眾長，建立國度之多，堪稱中國古代的“巴黎”。唐朝比以前任何朝代又增加了新的審美因素和色彩，唐代審美趣味由前期的重再現、客觀，重神形轉移到后期的重表現主觀、意韻、陰柔之美，體現了魏晉六朝審美意識的沉淀。唐代前期轉向后期的歷史過程中，人們社會意識和精神狀態也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原來那種朝氣蓬勃奮發向上的激情，漸漸被老成持重，憂患重重的顧慮所取代，先前那種能動的對外在世界的探索與感受漸漸地轉變為被動的對內在精神世界的感受與體驗。從而使審美中那種大刀闊斧，真率奔放的陽剛之氣不得不讓位于細膩含蓄朦朧的陰柔之韻”，(引自《六朝美學》)此種審美傾向的轉變，是與當時唐朝由盛轉衰的經濟和舉國上下興頌佛法這一時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宋朝時，宋人受程朱理學的影響，焚金飾，簡紋衣，以取純樸淡雅之美，而明代是中國古代服裝發展史上最鼎盛的朝代，服飾華麗異常，重裝飾。這是因為明朝已進入封建社會后期，封建意識趨于專制，趨向于崇尚繁麗華美，趨向于追求粉飾太平和吉祥祝福。因此，明朝在服裝上盛行繡吉祥圖案。此外，明代中期南部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發達的手工業和頻繁的對外交流，使其服飾從質料到色彩到圖案追求艷麗，形成了奢華的風氣，到了封建社會末期，西洋文化逐漸東漸，留學生脫長袍馬褂，換西裝革履，也都與當時所處社會的意識形態變化有密切聯系。

　　三、“等級性”是階級社會的標志，對古人的服裝審美意識的影響貫穿了古代社會的始終  

　　中國古代，等級制度森嚴，受這種等級制度“禮”的影響，古代服飾文化作為社會物質和精神的外化是“禮”的重要內容，為鞏固自身地位，統治階級把服飾的裝身功能提高到突出地位，服裝除能敝體之外，還被當作分貴賤，別等級的工具，是階級社會的形象代言人。  

　　服裝就如同一種符號，古代社會中服裝有嚴格的區分，不同的服飾代表著一個人屬于不同的社會階層，這就是“禮”的表現。《禮記》中對衣著等級作為了明文規定：“天子龍袞，諸候如黼，大夫黼，士玄衣 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候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以此人為責也。”《周禮》中記載：“享先王則袞冕，表明祭禮，大禮時，帝王百官皆穿禮服。”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對服裝的“禮”性功能亦有精辟見解。如儒家提倡“憲章文武”約之以禮，這種觀點的提出是其與其封建等級制度的捍衛者的形象密不可分的。  

　　這種“禮”的功能還表現在服裝的色彩上，如孔子曾宣稱“惡紫之奪朱也”（《論語陽貨》）因為朱是正色，紫是間色，他要人為地給正色和間色定各位，別尊卑，以鞏固等級制度，歷史上“白衣”、“苞頭”、“皂隸”、“緋紫”、“黃袍”、“烏紗帽”、“紅頂子”等等都是在一定時期內，某種顏色附麗于某種服飾而獲得了代表某種地位和身份的例子。在每個朝代幾乎都有過對服飾顏色的相關規定。  

　　例如：《中國歷代服飾》記載：秦漢巾幘色“庶民為黑、車夫為紅，喪服為白，轎夫為黃，廚人為綠，官奴、農人為青“。唐以官服色視階官之品。”“舉子麻之通刺，稱鄉貢。”唐貞觀四年和上元元年曾兩次下詔頒布服飾顏色和佩帶的規定。在清朝，官服除以蟒數區分官位以外，對于黃色亦有禁例。如皇太子用杏黃色，皇子用金黃色，而下屬各王等官職不經賞賜是絕不能服黃的。  

　　縱觀中國古代服飾的發展，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各朝各時期中國古人審美意識對服裝的影響，服裝從最早的功能性——遮羞、敝體，經過歲月的流逝與歷史的演變，從等級制度的代言人，到后來標榜個性的象征物，已經走過了漫長的歲月，而審美意識貫穿其中，了解這一點，對我們進行現代服裝設計也是大為有益的，只有緊抓時尚脈搏，吸收傳統文化之精華，了解現代人之審美情結，才能設計出中國民族服裝的時尚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