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發現我的125名學生中有118名穿著牛仔褲。而其他7人也有牛仔褲，只是那天碰巧沒穿罷了。我不禁好奇，是否還有什么別的文化產品，如電影、電視節目、錄音機、口紅等等，能夠如此流行?(T恤衫雖然同樣為很多人所擁有，但穿的人卻少得多)學生群體在所有人口中也許不具代表性，但牛仔褲在同一年齡群的非學生當中，同樣是廣為流行的，而且在年齡較大的群體中，僅稍稍不那么普及罷了。所以，著手一本有關大眾文化的書，從思考牛仔褲開始，是一種很好的方式。
讓我們暫不考慮牛仔褲的功能性問題，因為功能性與文化幾乎毫無干系，而文化關注的是意義、快感、身份認同，而不是功效。當然，牛仔褲是一種極為實用的服飾，它舒適、耐用，有時也很便宜，并只需要"低度保養"(low maintenence)，但勞動服也有這些特點。牛仔褲的功能性是其廣為流行的前提，但它卻無法解釋牛仔褲為什么流行。而且它尤其沒有解釋牛仔褲幾乎橫截每一種我們所能想到的社會范疇的獨一無二的能力。我們無法根據任何一種重要的社會范疇系統，如性別、階級、種族、年齡、民族、宗教、教育等，來界定一個穿牛仔褲的人。我們大概可以說，牛仔褲有兩個主要的社會中心，其一是年輕人的，其二是藍領階層或工人階級的，但這兩個中心應被視為符號學意義上的，而不是社會學意義上的。也就是說，它們是意義的中心，而非社會范疇的中心。于是一位人到中年的業務主管在星期天，穿著牛仔褲給自己郊外的草坪刈草時，他是把自己同青春活力(判然有別于顯然更屬于中年人的辦公桌)以及勞動的神奇尊嚴聯系起來--認為肉體的勞動在某種意義上要比有權有勢更為可敬，這一信念根深蒂固于美國這個民族。他們的先輩拓荒者們距離現在僅幾代之遙，而這一信念在有權有勢者中同樣重要，而且異乎尋常地流傳著。
我要求班上的學生簡短回答一下，牛仔褲對他們意義何在?而他們的解釋當時得到了廣泛的討論。這些討論達成了一個相當一致的意義網絡(這些意義圍繞著一個新的中心)。這些意義群之間，有時相互聯系，有時相互抵牾，而且它們允許不同的學生以不同的方式反映符號網絡，以在共享的坐標內生成自己的意義。
一組意義基本上是一體化的共同體，它否定社會的差異。牛仔褲被視為非正式的、無階級的、不分男女的、且對城市與鄉村都適用的；穿牛仔褲是一種自由的記號，即從社會范疇所強加的行為限制與身份認同的約束中解放出來。自由的是經常使用的形容詞，通常與"自由地成為我自己"這一意義一起使用。
牛仔褲里面社會性差別的匱乏，使人有自由"成為自己"(我想，在反常的情形，才是隱藏自己)。當然，它指出的一個明顯悖論是：渴望成為自己，反而導致某人穿戴著與他人相同的服裝。這只是美國(以及西方)意識形態深層結構之悖論的一個具體例證罷了，而這一意識形態乃是：最廣為接受的共同的價值觀，是個人主義的價值觀。渴望成為自己，并不意味著渴望與他人全然不同，毋寧說它渴望著將個人的差別放置在對某一商品的共同使用當中。后文我們將會看到，雖然穿牛仔褲者之間存在著社會差異的符號，但這些符號在相互抵牾之際，并不會否定牛仔褲共有的那套整合的意義。
另一組意義則集中在體力勞動、強健耐勞(ruggedness)、活動力(activity)與發達的身體特征(physicality)。這些意義同樣試圖否定階級差異：牛仔褲所暗示的身體的強健性，容許這些中產階級學生將自身與體力勞動精選出來的一組意義聯結在一起(是體力勞動的尊嚴與生產能力，而當然不是其從屬地位與被剝削性)。牛仔褲能夠承擔美國工作倫理特定的階級涵義。
牛仔褲的身體特征與強健耐勞的性質不僅僅折射著工作本身，它們還承載著自然的本性(naturalness)與性征(sexuality)的涵義。自然的是個形容詞，它幾乎總是被用來表示自由的。與其他服裝的正式性相比，牛仔褲的非正式性乃是自然與文化、天然與人工、鄉村與都市之間深層結構對立的一個具體例證，或轉換形式。身體是我們最自然的部位，所以，圍繞牛仔褲的身體特征、青少年軀體的活力以及"自然的本性"，存在著一個寬松的意義群。這個意義群可以折射出力量、體力勞動和男人的體育表演，也折射出女人的性征。當然，此類性別差異并非根本問題，但這些差 異卻是搶奪男性氣質(masculinity)與女性氣質(femininity)之控制權的戰場。許多女性便參與了與牛仔褲相關的身體特征更富"男性氣質"這一意義的構造，恰如許多男性展示了更富"女性氣質"的蘊含。
這些天然的/人為的以及身體的/非身體的意義，與其他意義一道，構造著與美國西部相關的一組意義群。牛仔褲與牛仔以及西部神話之間的關聯，仍舊牢不可破。有助于使西部對這些20世紀80年代的學生仍舊意味深長的那些意義，不僅僅是些眾所周知的蘊含，如自由、自然、粗獷和勤勞(以及閑暇)，還有進步與發展的觀念，以及最為重要的意義--美國精神。正如西部邊疆的開拓乃是美國歷史上一個獨特而明確的階段一樣，牛仔褲也被視為一種獨特而明確的美國服裝，這也許是美國對國際時裝行業惟一的貢獻。盡管西部神話很容易出口到美利堅之外，并易于被吸收到其他民族國家的大眾文化當中，但它仍不失其美國精神。因此，它容許美國的價值觀念與其他民族的大眾意識融聚一處。類似的，牛仔褲實際上已被帶入世界各國的大眾文化當中，無論其地方性意義如何，它們總是會留下美國精神的痕跡。譬如在莫斯科，牛仔褲可以被當權者視為西方頹廢的產物，但也可以由年輕人穿著，作為一種反抗行為，或是作為反對社會服從的一個標志--這一組意義盡管與60年代美國青年著裝的意義相符，卻判然有別于當今美國青年穿牛仔褲的意義。
倘若今日的牛仔褲想要表達對立的涵義，甚至流露出一種社會抵抗的姿態，那么，它們需要以某種方式加以損毀才行--譬如扎染花色、不規則漂白、或者特意搞破。如果說"完好無損"的牛仔褲所包含的是當代美國共享的意義，那么，將之損毀變形，便成為使自身與那些價值觀念保持距離的一種方式。然而，這樣一種保持距離的方式，并不是全然的棄絕。穿破牛仔褲的人畢竟還是在穿牛仔褲，而不是穿著"橘人"的"袈裟"(Buddhistderived Robs of "orange people")。穿破牛仔褲是大眾文化諸種典型矛盾的一個例證，即被抵抗的對象必然出現在抵抗行為當中。在形形色色的社會內部，權力是沿著階級、性別、種族以及我們用來理解社會差異的其他范疇的軸線，不平等地進行分配的，而大眾文化便在此類社會中深刻地矛盾著。大眾文化屬于被支配者與弱勢者的文化，因而始終帶有權力關系的蹤跡，這是宰制力量與臣服力量的印痕，它對我們的社會系統以及社會體驗是舉足輕重的。同樣，它也顯露了抵抗抑或逃避這些力量的蹤跡：大眾文化自相矛盾。
此時此刻我們不妨先討論該矛盾的兩個特點：第一，誠如我已然指出的，該矛盾表達的既關乎宰制，也關乎臣服，既關乎權力，也關乎抵抗。因此，破牛仔褲所指涉的，既是一組支配性的美國價值觀念，也是對這些價值觀念的某種抗拒。第二個特征是，該矛盾引發了符號學意義的豐富性及多元性。它使得文本的讀者或牛仔褲的穿著者，能同時分享該矛盾的兩個特點，并賦予這些讀者或穿著者以力量，使他們在兩個特點的游戲當中安頓自己，以符合其特定的文化旨趣。所以牛仔褲所承擔的意義，既關乎共同的社群，亦關乎個人主義，既關乎單一的性征，亦關乎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而牛仔褲這種符號學層面的豐富性，意味著它們不可能只具有單一確定的涵義，而是種種潛在意義的資源庫。
當然，牛仔褲的廠商們顯然深知此道，且有意從中謀求商業利潤。他們的銷售與廣告策略，便有意瞄準特定的社會群體，從而使其產品在亞文化層面明確具體地折射出更多共通的蘊含。因此一則有關利維斯(Levis)501系列的電視商業廣告，便有這樣一幅畫面：三個年輕人，顯然貧困且來自被支配階級和/或種族，出現在破敝的城街上。它給觀者的印象，乃是對艱辛生活的承擔與吃苦耐勞精神的共享。被調染成藍灰色的畫面，亦令人想起牛仔褲的"藍"、藍領生活的"藍"，以及"藍調歌曲"的"藍"，后者作為一種文化形式，傳達了被剝奪社會權利者的苦楚。廣告所配音樂是受藍調影響的短歌。然而與這些悲觀意蘊相悖的，則是牛仔風格、勞苦卻成功的生活、在受約束的環境創造出一點個人的自由或個人空間、以及在艱辛生活中找到陽剛身份與共同體等一系列視覺痕跡。該廣告流露出"精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明確印痕，而這種資本主義告訴我們，一個人能夠(也應該)走出艱苦的環境，創造出個人的成功與身份，而這些收獲，每個人都不該生而有之。
這一幅牛仔褲的意象似乎與另一則廣告推銷的形象判然有別，后者是為利維斯505系列而做，一位身著牛仔褲的女郎凝望天空，一群鴻雁緩緩高飛，排成"Levis"的字形。該廣告凸顯了自由與自然的涵義，并將女性的性征與之聯系起來。在這兩則廣告里，自由、自然與女性氣質，直接相對于貧困、城市與男性氣質，而利維斯牛仔褲則跨越此一對立，并將一方的涵義帶給另一方。這樣，城市中的青年人便可從他們的牛仔褲上分享自由與自然，正如那位年輕女郎能夠將圍繞她的涵義帶入都市生活，并相信這些涵義輕而易舉便可適應都市環境一樣。所有的意義最終都會互文式地交織起來--沒有任何一個文本或任何一則廣告，能單獨承擔牛仔褲的全部意義，因為這一文本/廣告只能存在于種種文本之間定義含混的文化空間當中，而這些文本又會先于那些依賴該文本/廣告、又對之有所貢獻的那些文本。換言之，文本/廣告只存在于文本與社會間不斷的流通當中。雖然利維斯501與505兩個系列的廣告，具體說明了牛仔褲的這種互文性其判然有別的涵義，但它們必然依賴這種互文性。因此，盡管有表面的差異，它們深層的符號結構卻得以共享，因此穿某一種牛仔褲的人，多多少少會傳達另一種牛仔褲的涵義。
如果說牛仔褲曾經是一種普通的勞動布工裝褲，那么現在它們已不再一如舊貌。同所有商品一樣，牛仔褲被賦予種種品牌名字，它們彼此競爭，以占領特定的市場份額。廠商們試圖識別出社會的差異，然后在其產品中構造出相應的差異，于是社會差別與產品差別乃相互測繪(mapped)。廣告便被用來賦予這些產品的差異以意義，使得那些生活在廣告所瞄準的社會結構中的人，意識到自己正在"被告知"，甚至在該產品中辨識出自己的社會身份認同與價值觀念。501與505系列不同的涵義(以及相應的市場份額)，至少被廣告宣傳，同樣也被牛仔褲本身的種種差別，精心創造出來。
隨即，那些"名牌牛仔褲"(designer jeans)則對市場部門與社會差異這樣說道：它們從那些共享的價值觀念，從自然中，抽身出來，轉而趨向文化及其復雜性。穿著"名牌牛仔褲"是一種區隔行為，是用一種在社會層面可以定位的口音，言說著一種共通的語言。它是在社會層面向高消費階層的一種位移，是轉向都市及其有機心、有教養的復雜狀態，是趨向時髦以及社會特殊性。
普通牛仔褲與"名牌牛仔褲"之間的對比可以歸總如下：
普通牛仔褲 名牌牛仔褲
無階級的 高消費階層
鄉村 城市
共同的 社會層面特殊的
單性的 女性的（很少一部分是男性的）
工作 休閑
傳統的 當代的
恒常不變的 無常易變的
西部 東部
自然 文化
從左欄到右欄，牛仔褲符號意義的轉變，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美國鄉村神話能被吸收到當代都市化、商品化社會當中的一種方式，而在這個當代社會，那些試圖使我們一體化的大眾生活的壓力以及同質化的力量，已然促成了對個性與社會差異感的深切需要。所以，幾則"名牌牛仔褲"的廣告不斷強調它們將多么適合你；而身體的特征不僅僅是關乎自然、活力與性征的一個符號，它還成為個性的標志。我們的身體畢竟是我們自己的主要所在，也是我們個別的差異最為明顯之處："展示美妙的身材，……你的身材。請穿藍哥(Wrangler)仔褲。藍哥仔褲，用你要的尺寸，給你要的身材……任何身體都適合"或者"你恰到好處的腰圍，你已擁有。恰到好處的長度呢?就在這里，是你的!"(奇哥[Chic]牛仔褲)。當然，隨著社會階層的攀升，個人主義也水漲船高。所以"奇納"(Zena)牛仔褲有助于令仔褲的擁有者(在廣告中，她剛剛脫下仔褲，以便留駐在我們的想像當中)，遭遇一位熱衷滑雪、痛恨法國電影、擁有耶魯法學院學位的性感男士。牛仔褲如今已進入這樣一個世界，在那里，階級差異與階級內部精微的社會區隔，變得同樣重要。
與階級差異如影隨形的是性別差異。究竟有多少"名牌牛仔褲"廣告是針對女性的，這一點十分重要，因為在我們這個父權制社會中，女性已被訓練得比男性更愿意在她們身體的外表，投射她們的社會身份認同、自尊自重以及性感特征。
在這些明顯的差異下面，是東部與西部、文化與自然之間更為基本的差異。東部是美洲大陸最早開化的地區(意味著被白人殖民化)，而從這一文化基點出發，自然的色彩逐漸被推向西部，直到拓荒者到達西海岸為止。直到今日，人們仍普遍認為東部是精密復雜的(即從屬于文化)，而西部則是閑逸或荒涼的(即更接近自然)。雖然"硅谷"的開發為此說提供了一個反證，但我認為這尚不足以否認美國東、西兩岸在文化上存在差異。
商業與大眾
大眾文化與商業利潤影響之間的關系，存在許多問題。我們可以通過更詳細地觀察"破牛仔褲"的實例，開始審視若干問題。
從最簡單的層面講，這不僅僅是一名使用者消費一件商品的過程，它也是"再利用"的實例，即使用者并未將牛仔褲視為可以被動接收的一個完成了的客體，而是看作可以使用的文化資源。許多重要的理論議題，便以"文化資源的使用者"與"商品消費者"之間的差別為依據。
晚期資本主義(及其市場經濟)的特征是由商品型塑的--晚期資本主義充斥著商品，即使有人想要規避商品的大潮，也定會勞而無功。了解商品以及商品在我們社會中的作用，可以有如下幾種方式：在經濟領域里，商品保證了財富的生產與流通，而且它們既可以是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也可以是無關緊要的奢侈品，此外更廣義地說，商品還可包括非物質性的對象，如電視節目、女性的外表或明星的名字。商品亦可履行兩種功能，"物質的"與"文化的"。牛仔褲的物質功能是要滿足對保暖、禮貌、舒適等的需求。其文化功能則關乎意義與價值觀：所有商品均能為消費者所用，以構造自我、社會身份認同以及社會關系的意義。將一套牛仔褲或一個電視節目描述成一件商品，這是在強調其在財富流通方面的作用，并傾向于削弱它在意義流通過程中單獨的但也相關的作用--此一要點將在第二章更詳盡地闡述。
著重點的差異(或強調金錢，或凸顯意義)，會相應導致另一種差異，后者產生于對交換過程中權力平衡的思考。探討商品消費者這一研究取向，關注的是商品生產者的權力。生產者乃從制造與銷售中獲得利潤，而消費者則被剝削，因為他/她所付出的價錢實際上高于原材料的花費，包括了生產者所能獲得的利潤。具體到牛仔褲的個案，這種形式的剝削常常帶有另一個向度，即消費者恰好可能是工人階級的一員，而他們的勞動被剝削著去創造同一種利潤(即使該工人所生產的商品，并非他/她作為消費者所購買的牛仔褲，這一規律仍舊適用)。
當這一研究取向著手解決意義的問題時，它憑借的是一種意識形態理論，該理論會再一次處理生產方式所有者的權力。此處，該理論將解釋牛仔褲是如何深刻地滲透著白種人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沒有哪一位穿牛仔褲的人能不參與并擴展此一意識形態。通過穿牛仔褲，我們采納了此意識形態之內的主體位置，成為該意識形態的共謀者，并因而賦予它一種物質性的表達；我們經由資本主義的商品而"活"在資本主義當中，而且通過設身處地活在其中，我們又使資本主義"有效"且"有活力"。
牛仔褲的生產者與分配者并非有意藉其產品，推銷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他們并非老謀深算的宣傳者。毋寧說，決定著大量生產及大量消費的經濟體制，在其商品當中，在意識形態層面，再生產著自身。該體制生產著商品，而每一件商品都對該體制的意識形態進行著再生產：商品就是意識形態的物質形式。此一意識形態之運作，使被剝削者對其社會地位產生一種虛假意識，之所以虛假，原因有二：首先是因為意識形態使他們視而不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利益沖突(他們也許意識到二者的差異，但是，他們將這種差異理解為有助于最終的社會一致，即一種自由的多元主義，在那里，社會差異終將被看成是和諧的，而非沖突的)，其次是因為意識形態使他們視而不見其工人群體共同的利益--它有礙于發展工人階級的團結或者階級意識的形成。經濟學在它自己的領域運作，而意識形態則在文化領域運作，以便將資本主義的系統自然化，就仿佛資本主義的系統是惟一的可能。
那么，穿破牛仔褲對此狀況究竟有多少抵抗意味呢?在經濟領域的確存在著抵抗的痕跡，因為牛仔褲的自然破損通常需要很長時間，然后才能使它們看起來破舊到不得不換條新仔褲的程度。雖然減少消費者對商品的購買，是對高消費社會的一點反抗姿態，但更重要的抵抗行為表現在文化領域，而非經濟領域。此處，一組可能的意義，乃是"對貧窮的展示"所具有的意義--這是一個矛盾的標志，因為那些真正的窮人不會把貧窮變成一種時髦的表現。對富裕的有意棄絕，并不必然意味著在文化上對那些經濟上的貧困者有義務，因為這種"貧窮"是自己選擇的結果，雖然它可能在某些情形下，表示對貧窮狀況的同情。它主要的力量在于"否定"，是對60年代牛仔褲抵抗能力的復興，因為昔日的牛仔褲是替代性的、有時是對立性的社會價值觀的標志。但是比破牛仔褲其他任何可能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這樣一個事實，此"破舊性"是使用者自己的生產與選擇，也就是說，它將商品"共創"(excorporation)到被支配者的亞文化當中，并至少轉變了商品化過程所包含的若干權力。這是對商品化的拒絕，亦是對個人權力的首肯，即，每個人都可在商品系統所提供的資源之外，創造自己的文化。
對商品進行"撕裂"或變形，以肯定人們有權利亦有能力將商品改造為自己的文化，這"撕裂"或變形并不拘于字面的涵義。同性戀群體便對茱蒂·嘉蘭(Judy Garland，美國電影《綠野仙蹤》的女主人公)進行"撕裂"或變形，將那種典型的美國鄉村姑娘、鄰家小女孩的形象，轉變成適合這一形象的化妝舞會上的一個符號，而實際上，在性解放之前的日子里，化妝舞會滲透著同性戀者社會經驗的全部。
"共創"是這樣一個過程，憑借它，被支配者可以從宰制性的體制所提供的資源和商品中，創造出自己的文化，而這正是大眾文化的關鍵所在，因為在工業社會里，被支配者創造自己亞文化時可以依賴的惟一源泉，便由支配他們的那一體制所提供。因為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民間文化，可以提供一種替代性的選擇，所以，大眾文化必然是利用現成可用之物的一種藝術。這便意味著大眾文化的研究者不僅僅需要研究大眾文化從中得以形成的那些文化商品，還要研究人們使用這些商品的方式。后者往往要比前者更具創造性與多樣性。
被支配群體(他們在各色被動的社會義務中，構成了人民大眾)的活力，將見諸使用的方式，而非被使用的事物。這便使生產者不得不訴諸吸收或容納的過程。廠商們迅速開發利用破的(或舊的、褪色的)牛仔褲的流行性，他們開始生產"工廠制造的"破洞牛仔褲，或者在銷售之前，先在工廠里對牛仔褲進行"洗磨"或褪色加工。這一公然采用抵抗的符號的過程，則將這些符號吸收到宰制體制當中，從而有意剝奪了每一種對抗的涵義。
這一研究取向認為，吸收的策略剝奪了被支配群體所創造的任何一種對抗式語言：它褫奪了他們言說對抗的工具，并最終褫奪了被支配群體的對抗本身。吸收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種容納的方式--持異議者被允許且被控制的一種姿態。其擔當的是安全閥的作用，并強化了宰制性的社會秩序，因為它通過容許持異議者與抗議者有足夠的自由，可以令之相對滿意，卻又不足以威脅到他們所抗議的體制的穩定性，所以它有能力對付那些對抗性的力量。
因此媚嬉(Macys)的廣告會說："傳達褪色的魅力……來自CK(Calvin Klein)運動裝的舊仔褲"。"破得恰到好處"，該廣告的文字說明繼續說道，"看上去跟全新的一樣，穿起來與你的舊愛(old favorites)觀、感相同。如果搭配CK酷感的白領上衣(即將上市的新歡)，你將領受完全放松的心情"。任何可能的對抗涵義，全被吸收、馴服到無危害性的"舊愛"當中。生產者通過確保牛仔褲破得"恰到好處"，從而控制著穿戴的符號，隨即又用這一被吸收的、被緩和的對抗式語言，來向群眾(他們一直對之巧取暗奪)推銷更多的商品(白領上衣)。以如是的方式，吸收理論告訴我們，對抗式的符號竟轉化成它們所抗爭之對象可以謀得的好處，而時髦的破舊服裝也成為另一套商品：破牛仔褲的破舊性，遠不是對消費主義的對抗，而變成擴展并增強消費主義的一條途徑了。
對大眾文化的這一類解釋，只告訴我們整個故事的一部分；這些解釋幾乎只關注宰制集團維系使其獲利的體制時的權力，因而它們假定了，而不是置疑了該策略的成功性。這些解釋未能認識到"真正"穿破舊牛仔褲的人與媚嬉牛仔褲消費者之間的社會性差異，因此它們忽視了吸收過程中仍有抵抗的因素，這些抵抗正足以說明宰制者的勝利從來都是局部性的。結果這些解釋頗富悖論色彩地與宰制性的力量結盟，因為宰制者通過忽視被支配者在其日常生活中對付商品系統及其意識形態時的復雜性和創造性，從而低估并貶損了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建構大眾文化時所帶來的沖突與斗爭。
變化只能來自底層：有權有勢者的利益充其量是靠維系現狀來鞏固的。因此，社會變革的動力，只能來自基于利益沖突的社會差異感，而非自由式的多元主義，在這種多元主義里，差異最終要服從一種共識，而該共識的功能，便是使這些差異保持原狀。
大眾文化一直是諸種權力關系的一部分；它總是在宰制與被宰制之間、在權力以及對權力進行各種形式的抵抗或規避之間、在軍事戰略與游擊戰術之間，流露出持久斗爭的痕跡。想要估算出這場斗爭的權力制衡點，實在并非易事。在任何意義上，誰能說誰"打贏了"一場游擊戰?游擊戰或大眾文化的要旨在于，它是不可戰勝的。盡管資本主義有近兩百年的歷史，被支配的亞文化卻一直存在著，并永不妥協地抗拒著最后的吸收--這些亞文化中的大眾一直策劃著"撕裂牛仔褲"的新方法。盡管父權制存在了這么多個世紀，女性卻已然發動并持續著一場女性主義運動，而個別的女性，則在她們的日常生活中，不斷對父權制展開游擊戰，贏得微小而短暫的勝利，使她們的敵人一直膽顫心驚，并為她們自己贏得、有時候是占據一些(不論多小的)地盤。父權制逐漸而且非情愿地，不得不有所改變以作回應。在各個領域，無論是法律、政治、工業還是家庭，只有在體制已然遭受來自日常生活戰術的侵蝕與弱化之際，體制本身的結構轉變，才終有可能得以發生。
近期的大眾文化研究有兩個重要走向。較少創造性的一種是，它雖然彈冠相慶大眾文化，卻不將它置于權力模式當中考察。這一直是一種兩廂情愿的模式，它曾經視大眾文化為從禮儀層面處理社會差異的形式，并從這些差異中產生出一種最終的和諧。這是精英人文主義的民主觀，它只不過將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生活重新置于大眾當中，而不是放在高雅趣味之中。另一個走向雖將大眾文化嚴格放置在權力模式中，但如此強烈地強調宰制的力量，以致于一種真正的大眾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群眾文化(mass culture)，它被文化工業強加到那些無權者及被動者身上，而這文化工業的利益直接對立于這些群眾的利益。群眾文化生產出一群靜態的、消極的人群，產生出原子化個人的聚結，這些個人從其社會結構中被分解出來，被脫離并且意識不到自身的階級意識，亦不自知其不同的社會文化義務，因而全然無力且無助。
然而最近開始浮現出第三種走向。雖然它同樣視大眾文化為斗爭的場所，但它在承認宰制力量的權力時，卻更注重大眾的戰術，大眾正是憑借這樣的戰術，對付、規避或抵抗著這些宰制性力量。它并不獨沽一味地關注吸收的過程，而是探究大眾的活力與創造力，正是這活力與創造力使宰制者一直感覺到吸收是一種持久的必要。這一走向并不死盯住主流意識形態那無所不在、陰險狡詐的實踐方式，而是企圖了解日常的抵抗與規避怎樣使主流意識形態的運作如此費力，而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維系自身及其價值觀念。這一研究取向將大眾文化視為潛在的、而實際上通常是進步的(雖然不是激進的)力量，而且這一取向基本上是樂觀的，因為它在人民大眾的生機與活力中，見出了社會變革的可能性以及驅策這一變革的動機等跡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