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覽人類社會發展史，不論是西方還是東方，每一個執政黨的出現和發展，其背后體現的都是國計民生的需求和進步。換言之，來自于社會、普通大眾的生活變化，正是一個執政黨所代表的生產力在不同時期對社會廣泛層面做出的引導的具體體現。而對于執政黨來說，在民生問題上的立場、觀點、方法和態度，直接反映了執政黨的執政理念，直接體現了執政黨政權的性質、直接決定了執政黨的興衰和生死存亡。我國先賢們在總結歷代王朝興衰成敗時，得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等發人深省的真理。自古以來，民生問題就是立國之本，民生的好壞就是執政者的存亡答卷。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以人民的利益為最大利益，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唯一宗旨，特別是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的不斷發展，在利益需求多樣化、利益矛盾復雜化的背景下，始終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的成果與人民共享”的發展目標，以“群眾利益無小事”的執政理念，以更加親民務實的工作作風去贏得了廣大群眾的信任和支持。也正因此，站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的當口，回望在民生方面黨所做出的豐功偉績時，那些曾經在中華大地上引領社會衣著流行風貌、反映社會發展進步的服裝，也就成為紀錄黨的發展歷程的靚麗載體。在這方面，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陳錦華1995年2月23日曾在《人民日報》發表《走上世界紡織大國的道路》一文認為，“在標志一個國家人民生活狀況的衣、食、住、行中，我國人民的衣著狀況是最為豐富多彩的。在國內，城鄉差別最小;同發達國家比，也是差距最小的領域。”

　　
    艱苦樸素

　　
    很多服飾史學家，在各種著作中都將風靡于上世紀30年代老上海的月份牌和旗袍，以及流行于軍政要員中的中山裝作為當年中國服飾流行的代表元素，甚或將其看作是體現當時社會生活的典型特征。也許是因為月份牌和旗袍的特殊性，讓史學家們忽視了當年除了上海和寥寥幾個大城市之外的廣大國土上的民不聊生的普通大眾，那個年代穿得起中山裝、旗袍、西式衣裙的人群，代表的也并不是占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

　　
    也因此，毛澤東同志于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報告，才會在時代環境、人民生活水平和我黨所肩負的歷史任務發生了深刻變化的今天，依然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我們的同志如果把這個中心任務真正看清楚了，懂得無論如何要把革命發展到全國去，那么，我們對于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就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這清楚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開展任何工作都是為了讓人民生活得更好這個根本落腳點。

　　
    然而不得不說，建黨初期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經濟相對的落后，惡劣的生存環境和貧瘠的物質條件，使得我黨領導軍隊和根據地群眾，在衣著條件上并沒有實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卻也正是在那樣一窮二白的環境中，共產黨領導的軍民創造出了以紅軍軍裝為核心，延續下來的衣裝體系、著裝風貌和價值觀。1931年，第三次反“圍剿”后，時任紅軍學校校長的劉伯承，令紅軍學校俱樂部主任趙品三設計的開襟敞口、綴紅領章、綴紅五角星的“小八角”式軍服軍帽，不單在革命初期成為紅軍的象征，也成為我黨我軍延續至今的自力更生、艱苦樸素等優良傳統的突出代表。

　　
    隨著戰爭的進程，至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生產動員大會，要求部隊在不妨礙作戰的條件下參加生產運動。陜甘寧邊區黨政機關、部隊、學校和群眾響應號召，開展起大規模的生產運動。毛澤東親筆題詞號召“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他和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親自動手，種菜紡紗。著名散文家吳伯簫的紀實性作品《延安紡車抒懷》中描述的情境，展現出當時壯觀生動的畫面：“那是盛大的節日場面。只要想想天地是廠房，深谷是車間，幕天席地，群山環拱，世界上哪個紡織廠有這樣的規模呢?你看：整齊的紡車行列，精神飽滿的競賽者隊伍，一聲令下，百車齊鳴。別的不說，只那嗡嗡的響聲就有飛機場機群起飛的氣勢。”

　　
    在烽火連天的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一手抓槍桿，一手抓生產，不但解決了軍隊的后勤供給問題，更有力地帶動了各個根據地、解放區人民生活的一定改善。但舊中國給勝利的執政黨留下的滿目瘡痍的神州大地，迫使共產黨人的視線迅速從軍事為主轉向經濟建設為核心。

　　
    雖然開國大典時，領袖們身著中山裝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但剛剛反擊投機資本搶購“二白一黑”的勝利背后，需要解決的依然是一窮二白的艱難問題。樸素成了那個時代的關鍵詞，紡織品、服裝以耐用、結實為主要特點。

　　
    自力更生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至改革開放后的一兩年間，雖然從未制定過明確的服飾制度，卻成功地推行了新的服飾和審美標準，完成了易服改元的政治使命。建國初期，延續自革命戰爭年代的優良傳統，也迫于國民經濟的現狀，國家為實現對棉布市場的宏觀調控，按人口每年發給布票十幾尺添置衣被，百姓購買服裝的首要標準自然是堅固耐用。任何與解放區、解放軍、工農大眾相似的裝束都成為主導社會流行的核心元素——列寧裝、人民裝、中山裝成為當時最時髦的三種服裝。與民間服飾流行相對應的，卻是紡織工業進入大規模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始，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對紡織工業部黨組的批示中指出：“紡織品的供應是關系全國人民生活的一件大事，是關系黨和政府與人民聯系，特別是與農民聯系的一件大事。因此，在集中力量建設重工業與繼續努力發揮現有企業的生產潛力的方針下，應及早注意適當地發展紡織工業的問題。”

　　
    隨后的數十年間，在黨的領導下，中國紡織服裝產業得到了相當的提高和發展。數據顯示，與1949年相比，1981年紡織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5.7倍，棉紗產量從32.7萬噸增長到317萬噸，呢絨產量從544萬米增長到1.13億米，絲織品產量從0.5億米增產到8.35億米，針織行業加工棉紗增長26倍;全國人均布產量從3.5米提高到14.2米。紡織類產品的極大豐富，直接導致了1983年國家正式宣布取消紡織品各種票證。那些年，中國紡織工業積累起了相當雄厚的基礎，產品線不斷豐富。同時，來自紡織一線青島國棉六廠女工郝建秀與來自石油戰線、農業戰線、工業戰線上的勞模一起成為時代的楷模。1951年9月，全國紡織工會在青島舉辦學習班，推廣《郝建秀工作法》，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由中央部委首次在全國推廣以普通工人命名的先進操作技術，推動了全國紡織工業操作技術的發展。

　　
    雖然在那近30年的時間里，國人在衣裝體系上依然受到中山裝、蘇式軍服的影響，經濟實用美觀大方的服裝成為主導;但在1958年訪華的英國友人尼爾倫夫婦的《美好新世界》中，他們卻認為：“統一著裝在幾年內不僅節省了大量經費，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它培養了一種患難與共的意識和步調一致的素質。”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在泛政治化的特殊社會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出現種種異化的行為，譬如典型基于六五式軍裝的“舊軍裝、舊軍帽、武裝皮帶、解放鞋、紅袖章、軍挎包，挎包蓋上繡有鮮紅的為人民服務字樣”的紅衛兵著裝的普及，可能會出現另外一種解讀。

　　
    上世紀70年代末，隨著政治運動的結束，國人的衣著需求迅速萌動，來自國門之外的服裝消費品，客觀上也促進了整個紡織服裝改革的進程。

　　
    打開國門

　　
    “翻身不忘毛澤東，致富不忘鄧小平”。這句話至今依然在民間廣泛流傳。在新中國政治經濟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的改革開放，30余年來的成果，不單單表現在國民經濟的整體穩步高速發展方面，來自民間的生活消費的巨大變化，更為直接地反映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實力的提升。

　　
     改革開放初期最為明顯的民間服裝標志，當屬“西裝熱”。上世紀80年代西裝得到大面積普及，黨政領導、文藝工作者、企業家、平民百姓都選擇穿西裝。黨的十三次代表大會的記者招待會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和5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集體穿著西服出現，不僅說明了中國政府的開放態度，更引領了西服、牛仔裝、裙裝等這些帶有時代色彩的服裝在社會上的廣泛流行。這也在客觀上帶動了其他西式服裝在中國百姓中的消費普及和中國現代優秀服裝品牌企業的誕生。而同時期喇叭褲、健美褲、褲裙、蛤蟆鏡等曾在當年被視為奇裝異服的短暫流行，隨著大眾消費的日趨理性而漸漸淡化。但很少有人知道，真正代表紡織服裝業實力的變革之一的是軍服。1978年，我軍服裝在71式軍服的基礎上，以減輕重量為主要目的，進一步擴大化纖材料的使用，經過研究選樣品、部隊試穿、征求意見，于1977年12月上報軍服改革方案，名為78式軍服。78式軍服是我軍軍服使用材料上的一次革命，也是我國紡織服裝產業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它不僅為國家節省了大量棉花，而且由于化學纖維性能優良，特別是面料中化學纖維的比重加大，使冬夏服重量有一定程度的減輕，儲存安全性等有很大的改善。也使軍裝外觀得到有效改善。新型面料在軍服使用上的成功，被迅速普及到大眾消費領域。

　　
    那個年代國營企業占據主導地位，比如上海的大華、海螺，北京的天壇等，民營企業只占有非常小的份額。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國內才出現了合資企業以及如“華歌爾”等外資企業。也就是那個時候，著名的來料加工、來樣生產、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簡稱“三來一補”)和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外商獨資經營(簡稱“三資”)成為特區的特色。

　　
    從物質緊缺年代釋放出來的巨大市場需求，不但使得國有服裝企業覺醒，吸引了三資企業的進入，而且誕生了中國第一批民營服裝企業和類似“漢正街”般的服裝批發市場，同時催生了中國服裝教育、時尚傳媒和相關配套行業的出現。當時的紡織部部長吳文英，強調在服裝業發展中設計和品牌的重要性，強調服裝業的發展必須要培養時裝設計師，她還一手推動了國內第一個服裝類專業高校——北京服裝學院的創立。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理論的提出引領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開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紡織服裝產業的飛速發展。數據顯示，1990年，中國私營企業數目已達到9.8萬戶，并以平均每年35.5%的速度持續增長。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紡織出口額占世界比重逐年提高，1992年突破10%，成為第一大紡織品出口國，1994年上升到13.2%，高居第一位。從1980-1994年，服裝出口比重由33.37%增加到65.14%。到1993年，我國服裝出口量達到30.5億件，比1992年同期增長13.8%，成為第一大服裝出口國。

　　
    到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發表重要談話，提出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隨著物質消費水平的提高，大眾衣著消費出現了明顯的變化，服裝的流行與時髦已成為衡量消費水平的重要尺度，服裝市場快速繁榮，紡織服裝品市場由賣方市場開始轉向買方市場。據1994年的統計，全國35個大中城市人均衣著消費支出488.04元，占生活消費支出的13%，其中62.5%用于購買成衣，12%用于衣料加工制作，25.5%用于購買鞋、襪、帽等服飾品。數據表明，成衣市場的前景有著莫大的空間。這之后的數年間，國土上大量民營服裝品牌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奠定了如今中國制造在全球領先地位的基礎。杉杉、雅戈爾、七匹狼、羅蒙、培羅成、紅豆等現在知名的企業都得益于那個時代。客觀上，民營企業的發展得益于兩個階段，一是90年代前期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短缺經濟和賣方市場，為其發展提供了廣闊的需求空間;二是90年代后期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大規模轉制，為其迅速擴張提供了龐大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而這直接得益于1994年的中共十四大上提出的“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的論斷。

　　
    中國民營服裝企業“杉杉”集團在90年代后期以重金導入CI，繼而又以重金聘請王新元、張肇達兩位設計師，同年在北京、上海等地舉行“走進東方”時裝發布會，不僅僅引領了中國的服裝企業走向品牌時代，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對設計師的炒作推廣，在消費大眾心中埋下了“個性”、“多元”的種子。在今天看來，那也是啟蒙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開始。

　　
    90年代后期，隨著資訊愈加發達、貿易更為頻繁，國際時尚直接對國人的消費產生了影響。男士西裝外形逐漸由寬松過渡到合體，講究輕、薄、挺。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時髦的休閑服概念傳入，及雙休日制度的實行，保齡球、高爾夫球、旅游、卡拉OK、滾軸溜冰等現代休閑活動的流行，使忙碌的國人愈加接受休閑生活方式，視休閑類服飾為身份地位的物化象征。20世紀90年代的女裝很快地突破了政治的桎梏和傳統的約束，一步裙、超短裙、松糕鞋、吊帶裙等層出不窮的休閑和青春意味的時裝樣式在各種年紀的女性身上，成為體現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一道靚麗風景。“到20世紀末，服裝品牌完成了從產品需求到品牌需求，到品位需求，再到人文需求的定位轉變;服裝產業開始全面參與國際競爭。”著名學者袁仄說。

　　
    自主創新

　　
    談及21世紀的中國經濟，不能不談WTO。2001年12月11日，經過漫長的15年的談判，中國終于加入WTO，成為了世界貿易組織的第143號成員。中國正式參與國際競爭，國門越來越開放，市場和品牌形態越來越多元化、個性化，國內品牌走出去，國際資本闖進來，“中國制造”走向開始“中國創造”，中國普通大眾的消費能力和消費特征，逐漸成為所有國際品牌深入研究的課題。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3月底，中國奢侈品市場消費總額已達107億美元(不包括私人飛機、游艇和豪華車)，占據全球份額的四分之一，已成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珠寶、箱包、時裝、鐘表及化妝品分別占中國奢侈品消費的前四位。隨著目前人民幣升值趨勢，中國消費者在國際奢侈品市場的購買力正在不斷增加。2010年中國人在歐洲市場購買奢侈品消費近500億美元，是中國國內市場的4倍之多。中國人在境外消費奢侈品已經成為世界第一。世界奢侈品協會說，今年將是全球奢侈品產業大舉進軍中國和在華擴張的重要一年。預計在2013年前，世界各國具有代表性的奢侈品牌，在中國市場都可以找到，越來越多的全球奢侈品企業已經開始陸續搶占中國市場。

　　
    不可否認，中國的大眾消費已經走進了完全的多元化、個性化。“哈日”、“哈韓”、“雅皮”、“波普”、“嘻哈”、“波西米亞”、“古著”……幾乎所有的服裝風格在生活中都能夠見到;奢侈品、高級定制、高級成衣、快時尚產品、網購、一次性消費品……所有的價位都有人在消費。但是，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隨著在本土市場上感受到的來自國外同行的壓力，中國本土品牌和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正在體現出一種強烈的民族文化特征。雖然國家并沒有對此有明確的規章制度。

　　
    2001年10月，在上海召開的APEC會議上，各國與會首腦紛紛穿著中式唐裝出場，獨特而神秘的東方服飾魅力體現了多元的個性文化。這種立領、盤扣、團花的唐裝很快成為市場賣點，熱遍大江南北，銷售達4億元。唐裝的流行或多或少地激起了華夏民族的自尊自豪，喚起華人的民族情結。

　　
    隨之2006年10月1日，時裝設計師謝鋒帶著吉芬(Jefen)品牌登陸巴黎時裝周;2007年1月16日，時裝設計師計文波和“利郎”品牌首登米蘭男裝周;2007年2月3號時裝設計師楊紫明攜品牌“卡賓”(Cabbeen)首秀紐約時裝周;2008年7月3日，中國時裝設計師的身影第一次出現巴黎高級時裝周，馬可發布“奢侈的清貧”時裝秀……都讓在文化創意年代已對時裝設計師職業有比較深入了解的國人，更加重視民族品牌。

　　
    而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舉辦、“神七”上天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舉辦，以及國家形象片在全球的公映更引發了消費大眾對中國文化的深度認知，各種具有中國文化特征的口號、詞匯、廣告、事件和人物帶動著國人在各個社會消費領域的流行，中國式的創意也從來沒有像今天般袒露在世界的面前，接受審視的目光。來自國家層面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挖掘、推廣和發揚光大，直接帶來的就是中華民族的自主創新。

　　
    同時，自主創新與國際接軌并行不悖，國外現代先進的人文企業體系被引入國內。2006年6月，《紡織工業“十一五”發展綱要》發布，對節能降耗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指標提出了明確要求;特別是在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之后，來自民間消費走向的變化和來自國家層面對于環保低碳的政策出臺，都體現出了一個蒸蒸日上的大國風范。

　　
    縱觀90年中國共產黨發展的輝煌歷程，不論是戰爭年代、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還是改革開放時期，作為一個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政黨，其功績歸根結底都體現在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群眾生活質量上，落實在衣食住用行的提升上。盡管只從衣的角度來看90年，顯得比較微觀，但從紡織服裝消費領域這一個直觀可見的方面，依然足以說明中國共產黨一心為民的政黨核心理念。正如2007年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的講話中所講，社會建設與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連，必須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強社會建設，要以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使經濟發展成果更多體現到改善民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