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考古 揭開歷史經緯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其中，“衣”作為民生之首，其生產主要依賴紡織技術的出現與進步。中國有著悠久的紡織歷史，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考古學家就曾發現了紡輪、腰機等紡織工具。養蠶繅絲技術的掌握，讓我們的祖先在人類歷史上最早織造出了絲綢。伴隨著張騫的鑿空之旅，絲綢開啟了世界歷史上東西方第一次大規模的商貿文化交流，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中國的紡織文化歷經數千年的積累沉淀，深刻影響著中國古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與生產方式。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服飾文化，更是在潛移默化中形塑著中國古人對生活秩序與社會秩序的理解。傳世文獻中雖然多有與古代輿服制度相關的內容，但這些記載多集中于帝王、朝臣等社會上層，且“制式化”色彩明顯，并不能反映中國古代服飾文化的復雜內容與整體面貌。20世紀五六十年代，沈從文先生在對中國古代服飾的開創性研究中，克服資料不足等困難，運用實物、圖像、文獻三結合的研究方法，成功歸納整理了中國古代服飾的發展線索。在沈先生的引領下，王、王亞蓉等學者借助紡織實物的不斷出土，開辟了紡織考古的新領域。新近出版的《大國霓裳——沈從文和我們的紡織考古之路》一書，深情回顧了王、王亞蓉兩位先生協助沈先生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時走過的艱辛之路，展現了中國紡織考古半個世紀以來的發展歷程與相關成就。

　　構建中國紡織實物的歷史鏈條

　　搜集考古出土的紡織品文物，構建中國古代紡織實物的歷史鏈條，是紡織考古工作者的首要任務。中國古代的紡織原料主要包括葛、麻、毛、絲、棉等，都是天然纖維，其有機質屬性讓紡織品極易受到物理、化學、生物等因素的侵蝕而難以保存，所以紡織考古界有“千年難遇一墓、千墓難得一衣”的說法。紡織實物的出土現世，實屬可遇不可求。幸運的是，從20世紀70年代起，紡織考古工作者在全國各地發掘保護了多處考古遺址中的紡織品文物。王亞蓉先生在書中介紹了我國紡織考古發展歷程中的標志性成果，帶領我們走進那些帶給世人驚喜的考古現場。

　　距今約2500年的江西靖安大墓中，出土了東周時期的300件紡織品，將我國紡織實物鏈的時間軸向前推進至春秋中晚期。這些紡織品的織造技藝精湛，其中幾何紋織錦經線的密度竟然高達每厘米240根，令人嘆為觀止。距今約2300年的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中，出土了大量戰國中晚期的絲織品。這批絲織品不僅種類繁多、色彩斑斕，而且紋飾神詭、技藝高超。西方學者看后大為贊嘆，稱其設計者是中國2000多年前的“畢加索”。

　　秦漢時期，中國的紡織技術進一步發展，出土的紡織實物也逐漸豐富起來。長沙馬王堆漢墓、北京老山漢墓、大葆臺漢墓中都出土了西漢時期的絲織精品。新疆民豐尼雅遺址中發現了東漢時期的高檔絲織品，其中最著名者當屬“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護臂。這塊織錦的紋樣繁復多變，上有云氣、五星以及鳳凰、鸞鳥、麒麟、白虎等奇禽瑞獸，間以“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小篆文字。“五星”錦不僅代表了漢代織錦技術的最高水平，而且見證了精絕國與中原王朝的密切交流，一經發現便被認定為一級文物，并成為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的文物之一。

　　唐宋時期，隨著社會的穩定與經濟的強盛，紡織業也迎來了繁榮發展的局面。陜西扶風法門寺唐塔地宮出土了大量來自唐代宮廷的紡織品，涵蓋了錦、綾、羅、紗、絹、刺繡、繡加繪、印花和編織九大類。其中，織金錦與蹙金繡衣物代表了唐代絲綢織造的最高水平。江西贛州慈云寺塔暗龕內發現了北宋前期的紙絹書畫。這些文物出土時，碎成殘片，板結、粉化嚴重。在王亞蓉先生等人的努力下，從中成功拼出60多幅宋初畫作。斗宿女仙像便是其中之一。該畫絹本設色，所畫女仙皆長披背發，著白色長袖交領袍、曳地長裙、紅色笏頭履，為研究北宋前期的服飾與畫風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元明以后，中國的紡織技術不斷創新發展，更趨高超。河北隆化鴿子洞洞藏遺址出土了51件(套)元末絲織繡品，所用材料涵蓋緞、絹、紗、羅、錦、納石失(織金錦)等多個品種。洞中發現的“褐色地鸞鳳串枝牡丹蓮紋織成錦被”為研究中國古代緞紋織物的發展演進提供了重要資料。明定陵中出土了128件孝靖皇后的隨葬絲織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件百子衣。百子衣在紅素羅地上滿繡幾何紋作繡地，其上再繡金龍、花卉、百子等紋樣。該衣所用刺繡針法多達十幾種，是集各種刺繡工藝之大成的精品，代表了明代刺繡服飾的最高工藝水平。

　　書中的上述案例，都是王亞蓉先生從她主持、參與過的紡織考古項目中精心挑選而來的。她在編排全書內容時，打亂了考古遺址的發掘順序，以出土紡織品文物的所屬年代為序，構建起一個從春秋到元明的紡織實物鏈條，有利于讀者更清晰地把握中國古代紡織實物的發展脈絡，進而形成對中國古代紡織文化、服飾文化的系統認識。

　　復現中國紡織實物的歷史原貌

　　發掘、提取、保護考古出土的紡織品文物，只是紡織考古工作的第一步。王亞蓉先生及其團隊還要在此基礎上，對它們進行復原復織工作。目前，紡織品文物的復制品主要有三種形式：一為根據文物出土樣貌進行復制，不講究材料與工藝，僅追求外觀相似的“現狀的復制”品；二為文物現狀與復原相結合的復制品；三為在實驗考古學方法指導下進行的“復原復織品”。紡織考古工作者采取的是第三種形式。

　　實驗考古學是考古學的一個分支，主張通過實踐或試驗等手段復制、重建考古發掘的遺址遺物，進而理解古代人類的行為方式。具體到紡織考古領域而言，就是要在對出土紡織品文物的形態工藝、美學價值、歷史地位等方面進行充分研究的前提下，精心選取與文物相同的材料，用符合古代技術發展水平的工藝方法，在掌握文物質料和參數織作條件的基礎上，進行復原復織工作。用王亞蓉先生的話說，“復原復織”是以“綜合研究和科學實驗為基礎，恢復文物本來面貌、質量與工藝技術的研究成果”，具有“與文物近同的科研價值和收藏價值”，是“研究古代服飾織造、設計、剪裁等最好的科研手段”。

　　1983年，王亞蓉先生選取馬山楚墓出土的對龍對鳳紋繡衾、鳳鳥花卉紋繡綿衣、彩繡田獵紋飾帶、龍鳳虎紋繡單衣、龍鳳大花紋彩繡衾等服飾衣物，開始了最初的復原復織實驗。歷經七年的艱辛，王亞蓉先生的第一批復原復織工作方告完成。個中辛酸，唯有自知。令人欣慰的是，她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尤其是精美絕倫的鳳鳥花卉紋繡綿衣的復原復織品，讓所有看到它的學者都佩服得五體投地。后來，這批復織衣繡還走出國門，在首爾、阿姆斯特丹等地進行展出，受到極高評價。

　　在書中，王亞蓉先生從材料選取、染色工藝、織造方法、刺繡針法等各方面詳細介紹了紡織品文物的復原復織流程。為了便于讀者理解這些工藝技術，書中在相關內容處，配以紋樣圖、紋樣線圖、文物結構圖、編結示意圖等各種圖示。如此編排，給讀者帶來的閱讀體驗，猶如讀沈先生《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般。王亞蓉先生對這些紡織文物的經緯結構，有著庖丁解牛般的洞察力與分析力。經過她的雙手，一件件埋藏千年的紡織品重新“活”了起來，光艷華麗地向世人展現著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服章之美。

　　傳承中國紡織考古的工匠精神

　　王、王亞蓉先生都是沈從文先生的助手，他們的紡織考古之路起始于協助沈先生進行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書中有兩位先生的追憶文字，讀起來樸實無華，但卻感人至深。字里行間不僅有他們對恩師教誨的感佩與懷念，更有他們對恩師事業傳承的責任與擔當。

　　耐煩與認真的專業品格。王亞蓉先生在書中多次用到的“耐煩”一詞，是從沈先生那里傳承而來的。“耐煩”就是傾注心力、鍥而不舍、不懼麻煩、不怕費勁。“要耐煩！認真！”既是沈先生的諄諄教誨，也是沈先生的專業品格，深深影響了王、王亞蓉兩位先生。王先生對馬王堆漢墓絲綢殘片的層層揭取，對漢代金縷玉衣的片片拼接；王亞蓉先生及其團隊面對爛如泥漿的紡織品文物時表現出的耐心毅力，復原復織文物時的精益求精，無一不在踐行著紡織考古工作者的專業品格。

　　實物與文史互證的專業方法。王亞蓉先生認為若要評述沈先生，僅有文學家的稱號并不夠，還應稱其為“文物歷史學家”或“形象歷史學家”。以考古實物與文史記載互相參證，是沈先生遵循的物質文化史研究方法。受此影響，王、王亞蓉先生在考古實踐中，非常注重對文獻資料的搜集運用。《儀禮》《禮記》《墨子》《荀子》《左傳》《史記》《三國志》等都是書中引用的歷史文獻。在此基礎上，王、王亞蓉先生還通過復原復織，讓紡織考古真正走上了實踐與文史互證的道路。

　　古為今用的專業理念。沈先生主張“古為今用”，倡導文物研究要為生產服務。王亞蓉先生面對出土的遠古文物時，時常產生今不如昔之感，這讓她切身體會到“古為今用”的重要性，于是決定開展紡織文物的復原復織工作。她的努力喚醒了沉眠千古的歷史文物，讓中華民族優秀的紡織、服飾文化再獲新生，也讓原本只有考古工作者才有緣親睹的遠古色彩震撼到普通的讀者與觀眾。

　　時不我待的專業使命。沈先生對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研究之時，深感于國外學者的挑戰，常有一種時不我待的緊迫感與使命感。這種責任與擔當是沈先生愛國精神的具體體現，也成為王、王亞蓉先生克服工作困難的重要法寶。在書中，王、王亞蓉先生經常提到的字眼就是“責任”。面對“刻不容緩”的馬王堆漢墓發掘工作，王先生克服生活困難坐上開往長沙的火車；為了保護馬山楚墓中的紡織文物，王、王亞蓉先生在荊州街頭度過了大年三十；為了清理靖安墓中的紡織品，王亞蓉先生及其團隊把手浸入清理尸身所需的2℃的水中，不停拍打，滌蕩泥沙。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責任，守護、傳承祖先留下的寶貴遺產。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祖先創造的服飾文化深深刻印在華夏民族的基因之中。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中國古代的服飾文化凝聚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精華。傳承、弘揚中國古代的服飾文化，為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貢獻自己的力量，是紡織考古工作者的時代使命。“紡織考古”已經被批準為絕學學科，王亞蓉先生也獲得首批“大國工匠”榮譽稱號，這是對紡織考古事業的極大肯定。王亞蓉先生認為，新時期中國紡織考古的發展，要把重點放在專業團隊的建立、專業人才的培養、學科的創建之上，最終建成融合紡織文物保護修復、實驗研究，服飾文化研究、展覽展示，愛國主義教育等多種功能于一體的、真實的歷代“中國服飾博物館”。在全書的最后，王亞蓉先生向讀者展示了她發起并指導成立的九個紡織服飾文物科研保護組織機構及帶頭人，并羅列了她培養的博士生名單，這些都是繼承發展中國紡織考古事業的有生力量。《大國霓裳》的出版不僅讓我們回顧了中國紡織考古篳路藍縷的開創史，而且總結了中國紡織考古取得的成就，并為這一事業的發展探明了出路，指出了方向。

　　(作者：李永，系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