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精英不喜歡奢華消費和低俗文化

　　美國精英不喜歡奢華消費和低俗文化

　　沒有特朗普，就沒有人引開大家的注意力了，精英們就要面臨“現有的社會體系是否真的公平”這樣的終極拷問。

　　大約20年前，專欄作家戴維?布魯克斯(David Brooks)抓住了時代精神。他在《布波族：一個社會新階層的崛起》(Bobos in Paradise)一書中宣告了1960年代波西米亞激進分子和1980年代追逐金錢的布爾喬亞的結合。這種結合的代表就是克林頓夫婦(the Clintons)這樣的人。美國的圣公會派精英們已被重視真才實學的建制派所取代。任何有才之士都可以加入。“各盡所能，按能分配。”布魯克斯寫道。

　　這些精英不喜歡奢華消費和低俗文化。那時，就像現在一樣，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高居賤民名單榜首。他的勝利鞏固、也粉碎了他們的世界觀。在斷言特朗普錯了的背后，潛藏著一種不敢直接說出來的焦慮。特朗普將人們的注意力引開，讓人們暫時忘記了終極拷問這回事，但這件事不能無限期推遲。

　　當美國的精英們審視自己的內心時，他們會看到什么?首先將是自我認知帶來的沖擊。布(爾喬亞)波(希米亞)族認為他們可以兼顧：既積累資本，又占據道德優勢，什么都不犧牲。如果你努力學習，獲得了真才實學，社會頂層的位置多得很。

　　但這種想法有一個缺陷。美國精英們積累了花不完的財富。這給其他人帶來了三個問題。首先，精英們把多余的財富投資于復制自己的優勢。在學校一般的非富人區長大的孩子，幾乎沒有機會躋身精英階層。他們的父母不像富人那樣擁有雄厚的社會資本。吊橋在收起。精英主義開放的自我形象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是巨大的。心理學家稱之為“自我差異”。經濟學家稱其為進入壁壘。

　　對擁有如此巨大財富的第二種反應，是創造其他種類的稀缺性。因為現在大多數人都擁有基本的物品——汽車、智能手機和大學教育——物質方面的東西不是成功的標志。炫耀性消費收斂了。人們激烈爭奪的是稀缺商品，比如常青藤大學(Ivy League)的學位或居住在你不需要汽車的社區。

　　文化優勢也是一種。美國精英們宣揚的信條是所謂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英文首字母縮寫為STEM)教育。但那是給其他人的。社會資本體現在知道在何時對誰說什么——這是一門復雜的技藝。技能學習是留給別人的。精英們的孩子們在學習如何為慈善事業籌款。經濟學家將此定義為地位商品(positional good)。社會學家稱之為美德顯示(virtue signalling)。特朗普稱之為政治正確。

　　第三個挑戰是最難解決的。由于有太多的資本追逐太少的投資機會——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稱之為“長期性停滯”(secular stagnation)——如今，教育領域的“軍備競賽”成了美國難以擺脫的詛咒。現有的工作崗位與千禧一代所獲得的文憑并不匹配。如今當一個成功人士階層的子弟一點兒也不輕松。孩子們必須比他們的父母花更長時間、更努力地學習，才能找到工作，而這些工作往往對不起他們付出的努力。

　　最富有群體的孩子不需要學生貸款，而是靠父母的資本過活。其余的人則難以證明這高昂的投入是值得的。就好像他們在日落之時被領向應許之地。投入與產出的比例正在上升。學習的人越多，教育的回報就越低。你總是需要更多的文憑，這是大多數人都負擔不起的。輸家得到的是挫折感，而不是資本。

　　這把我們帶回到特朗普身上。在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他說：“我熱愛沒怎么受教育的人。”這似乎是一種粗魯的情緒。但它吸引了很多人，因為這與其他政客的說法恰好相反。特朗普的推文暴露了他是個半文盲。他想說的是“there(在那里)”，寫的卻是“their(他/她/它們的)”。他想說的是“unprecedented(前所未有)”，寫的卻是“unpresidented(不總統)”。他在不該“有”引號的地方打引號。

　　特朗普那滑稽反常的舉止是知識精英們的一塊安撫巾(comfort blanket)。他證實了我們的道德優越感。但他也侵蝕了這種道德優越感。在我們布爾喬亞潛意識中的某個地方，我們意識到特朗普并非偶然。他舉著一面破碎的鏡子，照出了我們的幻覺。當我們嘲笑他時，他就汲取力量。當他發起挑釁時，我們就犯錯誤。然而，我們情不自禁。他令人太無法容忍了。

　　我們隱藏得最深的秘密就在這里。我們需要特朗普，就像他需要我們一樣。這是一種可怕的共生關系。沒有特朗普，就沒有人將大家的注意力引開了。我們也許會被迫審視自己是否堅守了自己的價值觀。我們喜歡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嗎?他們是否因為握有文憑而值得贊美?還是我們應該重新審視我們所說的公平社會?請通過電子郵件或推特把你的答案告訴我——但最好使用正確的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