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制鞋業等企業陷入方向性困局

　　上半年溫州規模以上工業完成出口交貨值同比增長３．４％，增幅同比回落１８．９個百分點 資料圖　　“目前溫州 中小企業(行情 股吧)面臨的困境是一個全國性問題,而不是溫州獨有的。溫州的發展模式并沒有出什么問題。”溫州市經濟學會會長馬津龍在其飛霞南路的辦公室里向記者表示。　　馬津龍辦公室窗外就是溫州鬧市區。在這個經濟曾經超高速發展的明星城市,繁華的街道上不時會有一些豪華跑車駛過。　　這個城市在每一天醒來時都喧囂依舊,但喧囂的背后卻凸顯著一系列令人揪心的指標:上半年,生產總值增幅首次低于全國平均增速,為1991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增幅居浙江省末位;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居浙江省末位……　　隱藏在這種現象背后的，是溫州模式悄然已從“以商帶工”蛻變為“資本游擊隊”。　　經濟調整中“倒下”的企業　　阮忠林終于把做了２０年的鞋廠關閉了，這是他目前最主要的投資。做得最好的時候，他的瑞安忠鑫鞋業有限公司“資產逾千萬元，員工２８０多人，技術人員２５人，擁有２條國內先進制鞋生產流水線，年生產能力１３０萬雙。”　　阮忠林有個叫做“三鼎”的鞋類品牌，主要生產男女休閑鞋和紳士皮鞋，工廠在瑞安市莘塍鎮垟底工業區。　　溫州的工業分區多以鎮來劃分，莘塍鎮這個鎮基本上是生產鞋子的，阮在當地算是一個大姓，單說找生產鞋的“阮老板”，可以找到好幾個人。“周圍好多鞋企都停產了，我們算中小企業，比我們更小的，早就關了。”阮忠林這樣告訴記者。　　“最好的時候一年可以做１００多萬雙，我們自己做內貿，通過外貿公司出口一些。”阮忠林的聲音低沉下來。他說，原材料漲價、經濟不景氣，銷售量不斷下滑，最后只好把經營了２０年的企業匆忙關閉了。　　很難去調查清楚究竟有多少溫州鞋企關門。記者從溫州市鞋革行業協會了解到，現在還有２６００家鞋類企業處于生存狀態。而在２００５年相關媒體的報道，溫州有鞋企近４０００家，從業人員４０多萬，年產皮鞋６億雙左右。　　要搞清楚有多少溫州企業在這輪經濟調整中“倒下”也存在著同樣的困難，但來自官方的可能并不準確的數據已經相當驚人。溫州市經貿委７月初曾對該市３１個工業強鎮和開發區１５５２１家中小企業進行過調查統計。結果顯示，目前當地停工、半停工和倒閉的企業達１２５９家，占調查總數的８．１％，比一季度增加２．１個百分點。　　這些停工、半停工和倒閉的企業涉及的行業有紡織、鞋業、服裝、印刷、塑料制品、眼鏡、電工電器、工藝品、制革，其中鞋革、印刷、服裝等行業倒閉企業數居于前三位，占倒閉企業數的５６．８％、８．８％和６％。　　“曾經輝煌的溫州特色產業已經出現了某種衰弱跡象。”當地一位經濟學者這樣說。　　出現衰弱跡象的市場　　在中小企業發展陷入困境的背后，溫州的市場也出現了某些令人不安的跡象。　　２００８年７月，浙江臺州人阿峰再度來到了溫州的永嘉橋頭鎮，兩年前，他曾經在這個被稱為“紐扣之都、拉鏈之鄉”批發過貨物。當時，橋頭鎮有紐扣企業５６０多家，年產值１３億元以上，占據國內市場的８０％，國際市場也有６０％的份額。　　“‘紐扣之都、拉鏈之鄉’的路牌依舊，但往日的繁華和喧囂已不復存在。”阿峰有些感慨。　　出租車司機陳嚴興介紹說，他在橋頭和鷗北之間開了１０年的出租車，一直為外地來橋頭的客戶服務，但近幾年橋頭的生意根本沒辦法做，客戶一年比一年少，很多客戶甚至來了一次就再也不來了。“大部分企業都把生產出來的成品拉到義烏去了。”陳嚴興說。　　在橋頭商貿城里，就是地段最好的鋪位也只有幾家紐扣和拉鏈企業在支撐著門面，其他好多鋪位都掛上了托運部的牌子。在商貿城的小廣場上，橫七豎八地停著各式車輛，其中最顯眼的是一輛“橋頭-義烏”雙層大客車。　　曾經被大多數溫州人引以為傲的小商品市場正在走向衰弱。而在這些市場的背后，有著一組令人難堪的數據——上半年溫州規模以上工業完成出口交貨值３０７．０９億元，同比增長３．４％，增幅同比回落１８．９個百分點，出口對產值增長的貢獻率由上年同期的２２％下降到５．６％。尤其是６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出口交貨值首次出現負增長，增幅同比下降了５．８％。　　溫州市有關部門的統計顯示，今年１至６月，溫州的眼鏡、打火機、鎖具、制筆、服裝等以出口為主的幾大行業，出口增幅均處于下降趨勢。　　宏觀背景或僅提供加速下滑契機　　數據顯示，６月份溫州工業、投資、出口和財政等指標分別增長６．９％、－９．４％、１４．２％、１１．１％，比１至５月累計增幅回落７．３、１７．８、６．４和１４．６個百分點。　　“（溫州）經濟總體下滑風險正在逐步集聚和顯現。”在溫州市統計局不久前成稿的上半年經濟運行情況分析中有一個觸目驚心的結論。　　實際上，溫州經濟已連續多年出現了下滑的跡象。“最早發現溫州經濟有下滑趨勢是在２０００年。”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教授張仁壽對記者說。　　“當時很多數據表明，２０００年是一個轉折點，不管是從發展速度，還是產業結構調整，對溫州來說，都開始進入一個滯緩期。”張仁壽說。　　２００３年上半年，溫州ＧＤＰ增速在浙江省居倒數第二，到７、８月份更是跌至倒數第一。至２００６年，溫州生產總值１８３４．３８億元，同比增長１３．３％，從增速上比較，ＧＤＰ增速已經低于長三角城市平均水平１．４個百分點，居長三角城市第１５位，在浙江省居倒數第二位。　　有專家指出，宏觀調控和世界經濟環境的趨緊只是為溫州經濟提供了一個加速下滑的契機。　　“以商帶工”蛻變為“資本游擊隊”　　１９８０年代，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總結“溫州模式”時提出，溫州是以商帶工的“小商品,大市場”。但在這個模式的嬗變中，溫州逐漸背離了當初的發展軌跡。　　溫州模式的鼓吹者、當地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一直在不屈不撓地給全國各地的記者發送郵件。郵件的內容是溫州資本如何轉戰境內外。他根本沒有意識到：當溫州資本過于執著于滿足自己的獲利沖動，溫州模式已經從“以商帶工”蛻變為“資本游擊隊”。　　位于溫州永嘉的紅蜻蜓集團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溫州式的發展”。其董事長錢金波曾經跟媒體表示：“不搞多元化，發展的空間有限，所以剩余的錢想辦法找賣點”。最多的時候，紅蜻蜓的“多元化”曾經涉足到房地產、百貨、金融、教育，服裝領域。　　盡管在２００５年，錢金波提出了回歸主業的計劃，但業內人士稱，紅蜻蜓已經錯失了不少發展機會。“游弋在境內外的溫州資本在四處尋求獲利機會。”——在巨大的利潤面前，很多溫州企業關注的是，這筆投資是否能在短期內得到最大的回報。　　與這種特性相關，溫州市的支柱產業幾年來一直局限在鞋類、服裝、眼鏡、打火機、塑料制品、通用設備等行業，產業內部的升級換代也沒有得到大的突破。　　“溫州老底子以輕紡工業為主，工業化轉型又沒有抓住機遇。所以導致這個城市的經濟很難轉型。”張仁壽說。　　可以說，獲利的沖動讓溫州人造就了溫州模式，又讓溫州人背叛了溫州模式。當溫州人通過經商獲得的豐厚資本不再專注于進入工業領域，并在這個領域里積累和發展，溫州就已經注定了今日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