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中小企業生死劫 溫商救贖之路
溫州中小企業的年投資回報率原來有8%到10%左右,現在已經下滑到1%到3%。而同期的民間借貸年利率普遍為72%到96%,個別竟達240%,二者利差懸殊,以實業利潤還借貸本息變得力不從心。
這是一場生死考驗
在浙江溫州,曾經為無數中小企業帶來第一桶金的傳統制造業利潤再次下滑。自去年6月份以來,大批溫州中小企業的年投資回報率由此前的8%到10%跌至1%到3%,而隨著銀行信貸的收緊,“缺血”的中小企業被迫轉向民間借貸,融資成本驟升。
據記者了解,在溫州的民間借貸圈,月利率普遍為6分到8分,合成年化利率為72%到96%,遠遠超出中小企業的年投資回報率。這意味著,短期內中小企業若不能償還民間貸款,利滾利的借貸利息將加劇企業的負債比重,引發資金鏈斷裂和資不抵債。有人說,高企的民間借貸融資,就像一杯毒酒,中小企業可以暫時解渴,卻注定逃不過死亡的命運。
在老板遍地的溫州,越來越多的人端起了這只酒杯。
“借高利貸來做實業風險很大,除非是短期周轉。要不然只有暴利行業才有可能還本付息,比如賭博、走私、制造假冒偽劣產品、投資房地產等。”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
利潤驟降
“10年前做一年能夠買一棟房子,現在做10年才能買一棟房子。”在記者面前,溫州一家眼鏡廠總經理楊峰打開了話匣子。這位體型略顯臃腫、身穿豹紋花襯衫的中年男子做了20多年的眼鏡外貿生意,可惜老到的行業經驗并沒有幫助他擺脫半停工半開工的尷尬狀態。
記者調查發現,在原材料上漲、人民幣升值、漲薪潮、用工荒、節能減排及融資成本加大等多重壓力下,溫州中小企業的利潤普遍受到擠壓,生存困境再次凸顯。
“今年春節以來,一個工人每個月的工資加了四五百,光工資成本就增加十幾萬。”楊峰告訴記者,2000年前后,企業的利潤達到30%,后來擴大規模,利潤卻一年不如一年。按一年掙50萬元來算,過去只要一天生產兩三千副即可,現在卻必須每天做一萬副,利潤跌至5%。
楊峰所從事的眼鏡生意,全部訂單來自國外,品牌是客戶的,這種貼牌生產的中小企業在當地很普遍。生產成本不斷走高,加上人民幣的升值,眼鏡廠的利潤被一次次擠壓蒸發。而如果相應提價,楊峰的眼鏡并沒有競爭優勢,“訂單很可能會流向越南、柬埔寨等國家。”
“溫州中小企業原來的年投資回報率有8%到10%左右,現在已經下滑到1%到3%,稍微有些風吹草動,民營企業就會虧損,虧損短期內還能承受,時間稍微長一點就受不了,可能就會倒閉。”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我們的利潤降了50%,比2008年還糟糕。”從事服裝進出口貿易的王雯向記者吐露,以前的年投資回報率大概是10%,現在跌至5%。
“現在看到訂單是煩惱,簽和不簽都難,簽的話又怕未來的生產成本太高,按定下的價格會虧損;不簽的話,好好的客戶就溜走了。”而以往,來了訂單是她最高興的事。為了縮減成本和控制風險,她將交貨期縮短,只接三四個月以內的單子,同時不再接棉紗質地的訂單,以相對實惠的滌綸代之。與王雯一樣,楊峰將訂單交貨期限限定在50天內,超出半年或一年時間的訂單不敢接。
更為緊迫的是,一些資金鏈斷裂的企業不幸倒在了崩潰邊緣。近段時間以來,溫州已有三家當地知名的中小企業倒閉或破產,企業負責人被迫逃往境外,留下難以估計的巨額債務。4月中旬,溫州相繼爆出樂清老牌企業三旗集團陷入瀕臨破產困境、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老板黃鶴已經潛逃的消息。4月19日,溫州餐飲連鎖品牌波特曼、港尚記的老板嚴勤為夫婦的手機也突然打不通了,成為溫州民營企業資金鏈斷裂事件的又一主角。
據了解,以電纜生產起家的老牌企業三旗集團因銀行高達1.23億元的欠款,導致資金鏈斷裂,其在溫州樂清的多數固定資產已被凍結或轉讓。經營西餐、中餐、快餐、酒店等實業的嚴勤為夫婦隕落于波特曼、港尚記的餐飲王國。幾乎在同一時間,掌舵公司10余年的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長黃鶴則一去不回,留下3億多的債務懸疑。{page_break}
個別年利率竟達240%
利潤下降之時,資金不足的中小企業將目光投向民間借貸,然而,中小企業的借貸之路同樣荊棘叢生。
2011年4月11日,記者看到溫州市區的波特曼咖啡廳、港尚記等多處餐飲門店已經關閉或轉讓。身處鹿城區紡織路的波特曼快餐店也早已換了模樣,三開間的店鋪變成了汽修店。
與波特曼餐飲連鎖一樣,因資金鏈斷裂而亡的企業時有出現。“在現行的金融政策下,70%的中小企業沒辦法取得銀行貸款,有的企業要生存就被迫轉入民間借貸。”周德文如是說。
2010年以來,我國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已上調了11次,累計幅度達到5.5個百分點,存貸款基準利率上調了4次,累計幅度為1個百分點。最新的消息是,2011年5月18日起,存款準備金率上調0.5個百分點,大中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將達21%的高位。銀根趨緊將更多資金鏈緊張的企業推向民間借貸市場,而民間借貸機構的利息也已水漲船高。
記者了解到,目前溫州的民間借貸長期限的都是月利率3分到5分之間,合算成年化利率為36%~60%,占借貸市場兩成;半年以內的短期借貸占六七成,月利率處于6分到8分之間,個別的最高達到2毛,即年化利率240%。
按照法律規定,超過銀行貸款基準利率的四倍即界定為高利貸。依據最新的銀行利率,半年期的年利率為5.85%,六個月至一年(含)的年利率為6.31%,折算成年利率分別為23.4%、25.24%。對比上述民間借貸利率可知,大多數的民間借貸顯然都是高利貸。
一邊是企業利潤大幅下降,一邊是民間借貸利率不斷走高,二者“利差”懸殊之大令人咋舌。2011年以來,包頭巨商金利斌自焚、黃鶴潛逃等悲劇故事無不隱含著高利貸的影子。被用來作為救命稻草的高息借貸成為新的負債壓力,短期內可能使企業“起死回生”,長期的話則極易資不抵債,難以償還。
無奈的是,為了挽救幾近崩塌的資金鏈,不少中小企業鋌而走險,走向一條生死一搏的借貸之路。
“中小企業主對待實業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盡管生病了,但是不會眼看著他死掉,肯定要不惜代價想辦法把他救活,送氧和輸血,說不定哪天政策好轉,機會就來了。”周德文為溫州中小企業“代言”。
一將功成萬骨枯,能夠熬到政策好轉或者扭虧經營的企業終歸是少數。目前,已知的三旗集團、波特曼餐飲連鎖、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等崩塌的企業均在當地有一定知名度,但更多默默無聞的中小企業倒下了,無聲無息,沒人知道他們民間借貸的債務漏洞究竟有多大。
救贖之路
走進溫州水心新村,炫目的霓虹燈、奔放的音樂散落在人來人往的商貿街,這里依舊繁華。而田園風格的波特曼牛排館安靜漆黑,幾個進行廢品回收的中年人在緊閉的店門外翻著可以變賣的東西。“這里以前生意還好,來的人很多,但是20多天前就關閉了。”記者隨機采訪了周邊的人。
人去樓空,高企的融資成本成為壓倒中小企業的最后一根稻草。沒有人愿意看著自己的企業因資金鏈斷裂而亡,他們開始尋找救贖。
“怎么辦?我們都快死光了!”周德文的辦公室經常圍著一批企業負責人。面對前來訴苦的中小企業,周堅持認為“剩者為王”,“只要有一口氣就會去救,不少中小企業不進行民間借貸的話可能就馬上倒下,如果借了還可以喘一口氣,但是喝下的是毒藥。”
在浙江溫州,幾乎所有的民營企業都向民間借過錢,“借錢比掙錢還難。”一位有十多年商戰經歷的溫州商人向記者訴說融資的難處,銀行不會雪中送炭,只會錦上添花,資質不佳的中小企業難獲銀行青睞。
新開設的小額貸款公司與村鎮銀行或是一個補充,但是溫州每個縣僅限一兩家,額度有限,對于36萬溫州中小企業來講顯得如此杯水車薪。據記者調查,小額貸款公司在遴選來貸款的企業時也相應設置了嚴格標準,同時有限的自有資金加上50%的銀行融資比例,讓小額貸款公司本身也飽受資金匱乏之苦。
在原材料上漲、人民幣升值、漲薪潮及結構轉型等壓力下,企業利潤一再被壓縮,當資金鏈出現問題,民間借貸是他們不得不走的救贖之路。目前,溫州的民間借貸普遍年利率已經達到72%到96%,而實業投資的年投資回報率僅1%~10%。以實業利潤還借貸本息變得力不從心。
“借高利貸來做實業風險很大,除非是短期周轉。要不然只有暴利行業才有可能還本付息,比如賭博、走私、制造假冒偽劣產品、投資房地產等。”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時,溫州20%的中小企業處于停工或半停工狀態,6.6萬家企業命懸一線,一度掀起民營企業“倒閉潮”的恐慌。而浙江云光泵閥制造有限公司的老板朱吉光、浙江一新制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鄭亞津、中谷糖業集團董事長兼總裁龐貴雄等久經沙場的企業領軍人物則走向了“不歸路”,將悲情和債務留在了身后。
“現在的企業生存環境比金融危機時更嚴峻。”深耕于溫州中小企業研究的周德文直言。這一觀點與記者走訪的部分企業負責人取得一致。做了20多年服裝生意的王雯就是其一。她開辦的服裝廠在2008年雖然訂單有所減少,但憑借服裝廠較為穩定的銷售渠道,資金周轉順暢;可現在,“訂單來了也不敢接,生產成本那么高,一旦簽好單子,到時虧本也要供貨。”
做眼鏡生意的楊峰對訂單同樣開始感到“害怕”,“成本太高了,做實業越來越不掙錢,就像甘蔗沒有了甜味。”每年6、7、8月份是眼鏡行業的淡季,隨著夏季的臨近,浙江限制用電的措施也將開始實行。楊峰透露,“如果今年6、7、8月份‘停2開5’地限制用電,而其他成本都降不下來的話,我會取消全部訂單歇業一段時間。”
事實上,像楊峰這種半開工半停工狀態的企業并非個例,有些同行甚至已經悄悄關門。
壓力重重的中小企業的生存現狀再次引人擔憂。在我國,中小企業是創造財富和就業崗位的重要主體。據統計,我國的稅收70%以上由中小企業創造,80%左右的就業由中小企業解決。
“如果銀行繼續這樣緊縮下去,沒有政府扶持政策,今年下半年全國40%的中小企業將面臨倒閉。”最讓周德文感到不安的是看到不少成長性的中小企業倒下,“淘汰一批落后產能,再競爭出一批好的企業是沒錯,問題是,所有生下來的嬰兒抗風險能力都是差的,有些成長性的企業和爛的企業一起死掉了。”為此,“政府要扶持關愛中小企業,尤其是比較有成長性的企業。”周憂心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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