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會拷問深圳 被指形象冰冷魯莽

　　本屆大運會的口號是“從這里開始”，這句口號表明了深圳作為“試驗田”和“排頭兵”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歷史地位。

　　城市管理創新不足 被指形象冰冷魯莽

　　大運會拷問深圳

　　編者按/還有不到一星期的時間，深圳大運會就要開幕了。本屆大運會的口號是“從這里開始”，這句口號表明了深圳作為“試驗田”和“排頭兵”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歷史地位。但深圳為確保大運會安全先后采取的禁止農民工上訪討薪、拆除便民措施、清理城市街道家具等措施卻引起了外界的質疑，深圳改革開放“排頭兵”和“試驗田”的城市形象受到較為嚴重的影響。一個可以提升其形象的大運會，為何卻沒有讓其好的城市形象傳播出去，深圳的創新改革精神是否真的一去不復返了？為此，本報從城市營銷的角度深入剖析深圳大運會采取的一些措施給深圳帶來的影響。

　　清理8萬“高危人群”、拆除便民措施、清理城市街道家具……大運會召開前夕，深圳的這些措施引起廣泛爭議。

　　“完全不擾民是(自我)安慰，我們的目標是盡量不擾民。”深圳市委書記王榮表示。每逢大型體育運動會召開之時，都是各個城市管理者竭盡全力展示其城市魅力的時候。但深圳向外界展示的形象卻是如此的冰冷與莽撞，以至于更彰顯其不自信。

　　當年一往無前、創新銳進的城市名片，深圳能否通過大運會的舉辦重新拾起？

　　深圳清危

　　“我不覺得自己是治安高危人群。”大運會開幕前夕，小紅(化名)重新搬回了深圳，因為老鄉告訴她，最近深圳清查出租屋的行動沒年初那么嚴了。

　　3個月前作為“高危人群”一員的小紅不得不把工作換到了東莞。因為在深圳“治安高危人員排查清理百日行動”中，小紅被列入了“不受深圳歡迎”人員的行列。按照深圳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新聞發言人申少保的說法，所謂高危人員就是，無正當理由長期滯留深圳、行蹤可疑、對社會治安構成威脅的人員。具體而言包括，有刑事犯罪前科、無正當職業、晝伏夜出人員。

　　小紅從事的職業正是眾人口中的“小姐”，所以盡管沒有犯罪前科，也沒有偷搶拐騙的念頭，但無正當職業、晝伏夜出兩條卻怎么也解釋不清。于是4月初，小紅搬離了深圳。“如果能回家誰愿意做這行？如果沒個理由誰愿意待在這個冷冰冰的城市？”由于東莞工作難找，為生活所迫，7月底小紅又搬回了深圳。

　　對于一直被外界質疑的安保工作，按申少保的說法，治安問題最難管理的就是高危人群，也正是基于這一理由，才出現了清除8萬高危人群出深的行動。

　　“驅逐人群、包括控制刀具并非深圳獨有的政策。”深圳市社會組織總會理論研究中心主任王蔚明表示。

　　境內外媒體多方質疑

　　7月20日，深圳市城管局如臨大敵，分別向各大媒體、網站發去傳真，詳盡解析“拆除便民措施”與“清理城市街道家具”的區別。

　　兩天前，深圳市城管局舉行了一場關于“迎大運招牌廣告和街道家具清洗刷新工作情況”的新聞發布會。一天后，各大網站開始紛紛轉發《深圳清拆五千余處便民設施》的改標報道。網站出現這樣的報道不到12小時，城管部門馬上作出了澄清，詳細解析清理城市街道的用意以及手法。

　　“政府部門反應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真是前所未見。”深圳城市規管會研究院劉志高博士如是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記者了解到這是深圳最近向各部門下發的新規定：對外發布嚴格審查，媒體報道迅速反應；而且規定對于負面報道一把手親自抓、在24小時內發出自己的聲音。

　　讓深圳政府部門化身最高效的公司機構源于4月底的一場風波。4月27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設局在其官網上公布了一份《關于切實做好建筑行業農民工工資結算支付工作共同維護大運會期間社會和諧穩定的通知》。這份文件規定2011年5月1日至9月30日為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嚴肅處理期”。其中第六條規定甚至表明，期間發生上訪等討薪手段“一律嚴肅處理，造成嚴重后果或惡劣影響的，追究其刑事責任。”

　　該文件一出臺立馬引起社會極大反響，但深圳相關部門卻反應遲緩。最終這一規定引起了中央以及境外媒體的關注，5月9日《人民日報》刊發了《開放包容不應只在大運會賽場》的時評，對此舉提出質疑。　　直到這個時候，深圳住建局才召開新聞通氣會，公開承認文件措辭有誤。雖然深圳住建局撤回了文件，并宣布修改完善后再另行發布(直到7月底相關的文件還是沒有出現)，但對于深圳大運會還是造成了極為負面的影響。

　　政府公關有失水準

　　深圳一直是中國制度創新的試驗場，而外來人口更是這座城市發展騰飛的根基。因此民眾也更期望深圳會展示更多的“善意”。

　　“我相信李敖的話‘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說，有些事情只能說不能做’。”王蔚明認為，回顧兩項被評為“安保越位”的措施，兩者均為深圳警方正式公布的消息，清除8萬治安高危人士源于4月10日警方召開的新聞發布會；刀具管制源于4月18日，深圳市公安局起草《關于加強刀具安全管理的決定》向全市公開征求意見。“發布任何消息的時候應該有一個統一的口徑，有些事情發布出來影響很大，有些事情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壞，一傳播出來，一點壞就變成全部壞了。”王蔚明認為，深圳應該花錢請些顧問公司做評估。

　　例如深圳大運會創新地提出了“不搞單雙號限行，倡議綠色出行”的交通管制方法。深圳“把限行的權力交還給市民”(深圳市市長許勤語)，通過各種宣傳倡議市民綠色出行，讓市民通過短信、通過微博，申請停駛或者限駛。劉志高認為，深圳市政府甚至把綠色出行的宣傳做到了小學生中，讓小學生動員家長限行。與一紙單雙號限行的行政命令相比，深圳采取的已是“政府與市民一體”的現代城市管理手段。

　　“最關鍵的問題是，這種難得的‘城市盛會’管理創新卻沒能讓更多人認識到其中的意義。”劉志高表示，深圳大運會在綠色出行上的確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倡議市民限行外，大運會期間還會推出2011輛新能源汽車；而新開通的110公里的地鐵網，使超過100萬的市民出行工具轉入地下。

　　深圳大運會有關措施傳播效果分析

　　清理8萬“治安高危人員”

　　負面影響：

　　被指是社會歧視，是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是對深圳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8萬外來人口的“始亂終棄”。

　　不準農民工5月1日~9月30日上訪討薪

　　負面影響：

　　被指開放包容性不足，政府部門越位管理，對民意反應遲緩，城市管理創新不足。

　　拆除便民措施

　　負面影響：

　　被指不以人為本，嚴重影響市民的日常正常生活。

　　“不搞單雙號限行，倡議綠色出行”

　　正面影響：

　　效果是正面的，但是由于宣傳教育不到位，外界對其認識不夠。

　　大運會不能孤芳自賞

　　童海華

　　實際上舉辦類如大運會這樣的國際盛會，最能檢驗一個城市的管理水平和創新社會管理水平，曾走在經濟改革最前列的深圳市，在此次大運會承辦的過程中似乎并沒有多少創新之處。深圳是否已經“固步自封”，通過舉辦大運會“深圳做法”給其他城市的啟示或警示有哪些？為此本報記者約請相關學者、專家進行深入探討。

　　壓倒一切是“穩定”的觀念難激發城市創新

　　《中國經營報》：深圳曾經是改革開放創新的排頭兵，但通過大運會前采取的這些措施，有人認為現在的深圳在改革開放創新方面似乎有點倒退了，甚至是固步自封，更加封閉了。你是否認同這種說法？

　　彭真懷：深圳過去30年改革開放中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先人一步的創新精神。但深圳在大運會前的那些做法是嚴重的倒退，嚴重損害了其留給外人的改革創新的城市形象。

　　這說明深圳目前開放的胸襟是不夠的，包容度是不夠的。這對深圳的城市形象是嚴重的損傷，使深圳在世人面前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形象大打折扣。深圳為了大運會的安全而采取的這些做法，是一種簡單的做法，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區，深圳在舉辦大型賽事上的安保措施方面沒有任何創新，還是用傳統的壓制做法。

　　張乃劍：我認為，現在評價深圳固步自封、有點倒退，還為時過早。盡管深圳目前出現了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深圳總體上還是充滿旺盛活力的。今后，人為因素、行政干預因素導致深圳倒退的可能性較小。判斷的主要依據是深圳和世界經濟的依存度不斷提高，世界經濟全球化運作機制更加完善，深圳和港澳臺地區的聯系更加緊密，資源整合、人脈融通更加廣泛，特區的特色更加突出。因此，作為新一代的深圳決策者，一定要尊重城市的發展規律，在加強科學管理城市上下功夫。　　《中國經營報》：深圳為何在此次大運會期間采取的安保措施沒有體現出創新精神？

　　張乃劍：現在出現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我認為主要因素有兩條：一是消極地維穩，二是把行政管理代替法制管理。這樣的城市管理方法，容易適得其反。因為深圳是文化多元，國際影響力大，通訊、交通發達的特殊城市。深圳發生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導向性，因此，深圳城市的管理方法，一定要堅持科學管理和以人為本的原則，別無其他選擇。

　　彭真懷：我認為，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當前我國整個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都較為緩慢。當前，壓倒一切的是“穩定”。特別是大運會，壓倒一切的是“安全”。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領導干部的創新意識可能會被壓制。

　　大運會不要孤芳自賞

　　《中國經營報》：大運會召開在即，深圳如何通過大運會來提升其國際國內形象？

　　張乃劍：當前最要緊的是要大力營造“人人參與大運會，人人是主人”的社會氛圍，要通過一切行動，體現“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民族精神，只要所有國內外友人真正得到“朋友”的款待，真正感受到“不亦樂乎”的精神享受，那么，深圳的國際形象就會得到提升，城門大開迎來八方嘉賓，還愁深圳不發展，沒有活力、沒有動力？

　　范紅：在大運會期間，深圳應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對其城市形象進行宣傳。大運會來深圳的人員很多，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員和國內外觀眾。來深圳前，他們可能會從他人的口碑以及媒體對深圳的報道中了解深圳。到深圳后，運動員和國內外觀眾將主要通過接觸深圳居民、接觸服務人員，從而感知當地市民精神文明與待人接物的態度。深圳應通過他們的口頭傳播，幫助深圳提升國際知名度，從而幫助其樹立良好的城市形象。

　　《中國經營報》：實際上，深圳大運會也有一些亮點，比如其在綠色出行方面就做得不錯，而且也有不少城市管理上的創新。但為何這些亮點卻沒有很快地傳播出去，而其負面的影響卻傳播得很快？

　　范紅：確實，目前在網絡與微博上也有一些較為負面的信息，主要集中在大運會的舉辦對深圳市民與深圳務工人員的生活造成了一些影響。我認為，這是相關政府相關部門沒有足夠重視這些問題。倘若政府部門能夠積極利用各種渠道，尤其是社區基層組織，及時地與市民進行溝通，給他們交個底，或許就不會引發市民的誤解和曲解。

　　我個人認為政府在做工作時，要盡力體現政府辦事的親和力，盡量讓市民生活不要因舉辦大型國際賽事受到太大的影響，也不能為確保活動的成功而給市民太多的限制。很多國家舉辦這樣的活動，重視以人為本，活動的開展對市民的正常工作與生活影響不大。

　　彭真懷：我希望深圳大運會能辦成一個真正的廣泛參與的運動會，不要辦成一個孤芳自賞的大運會。我希望深圳大運會能邀請一些農民工朋友參與到大運會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