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口舔血”的投機者“叮”上新疆棉市

　　雖然還不能判斷游資已經介入炒棉，但是“刀口舔血”的投機者“叮”上新疆棉市，已經是不爭事實

　　早在2010年年初，一些人士和專家就曾斷言，有“白金”之稱的新疆棉花將成為游資的下一個炒作目標。隨著新棉陸續上市，聚集到新疆的大小“棉販”較往年明顯增多，他們在當地預訂棉田，租賃生產線，開始大規模介入棉花收購。

　　進入9月后，被當地稱為“個體戶”的棉販不斷聚集到阿克蘇市及周邊各棉區，等待收購新棉，以溫州人居多。據在當地主營棉花的企業向筆者估計，2010年僅來阿克蘇市找機會的“個體戶”超過200人，遠多于往年，而前往周邊產棉縣、市的個體戶可能更多。

　　天山棉業是阿克蘇市規模較大的棉花加工企業之一。目前，這家企業的3條生產線，除了一條自用以外，其余兩條分別替山東德州的一家紡織企業和二十多個來自溫州的個體戶“代加工”。類似其他軋花企業租賃了生產線的溫州人為數不少。

　　據阿克蘇天山棉業總經理方紅巖透露，早在2010年6月，這些溫州老板多數曾到當地的棉田“預定”棉花，并向棉農許諾，以高于市場價收購預定的棉花，同時提前向當地的棉花加工企業租賃了生產線，準備用于秋季收購加工棉花。

　　阿克蘇市有近50家棉花加工企業，大多數是2003年前后由來新疆的溫州商人所建。阿克蘇溫州商會常務副會長陳時文對筆者說，2010年2月，棉價剛開始上漲之時，“個體戶”就曾來阿克蘇購買棉花，準備囤積，但當時各企業的棉花已經基本售完，這些溫州老鄉多數空手而歸。陳時文說，因為這一動向，年初“百億游資轉戰新疆炒棉”的傳言曾喧囂一時。

　　據一些溫州棉商透露，盡管這些準備做棉花生意的溫州人手中的資金不算多，每人不過兩三百萬元，但他們自行組合后，很快就能湊足數千萬元甚至上億元收購資金。

　　一些棉花企業反映，喀什等新疆南部各棉區也出現了不少的“個體戶”，等待收購棉花。眾多外來戶加入棉花收購，不僅加劇了2010年棉花資源的爭奪戰，也進一步抬高本來已經“高得嚇人”的棉花價格。

　　“這樣下去，很可能出現6年前的局面。”陳時文分析說，2003年秋，為搶奪資源，新疆各地外來的收購企業和棉販競相抬價，爭奪相對有限的棉花資源，棉花的收購價最高時，一度被炒到了每公斤10元。因擔心后期沒有棉花可收，當地的企業只好咬著牙跟著“出牌”。然而，僅僅3個月后，國內棉花價格急劇下跌，主營棉花的企業因此普遍虧損，眾多在新疆投資建廠的溫州棉商也未能幸免，大多數資金被困，許多人至今仍未收回全部投資，只好繼續為棉花“費心”。陳時文說，“原打算賺一把就走，可最終卻變成了做實業。”此后3年，新疆乃至全國其他棉區棉花“賣難”困境頻現，整個產業遭受重創。

　　而事實似乎印證了部分新疆棉花經營企業的擔心。2010年9月20日之后，在開秤收棉較早的新疆南部地區，棉花一開秤就達到每公斤11元，超過歷史最高價位。筆者接觸的一些新疆棉花企業表示，雖然棉價已經讓他們感到害怕，但如果大家都在搶資源，硬著頭皮也得跟進，不然廠房、設備、人員閑置也一樣賠錢，高價收棉還能搏一下，大不了少賠點本。

　　對2010年是否會出現游資炒棉的情形，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杜珉認為，2010年棉價大幅上漲的主要原因是供求不平衡所致，炒作的因素不大，“即便炒高了棉價，如果國內紡織企業無法承受，無力接下‘擊鼓傳花’的最后一棒，最終倒霉的是炒作者自己。因此只要國家采取措施，控制住國內棉花期貨價格，在現貨市場上，游資很難掀起大的風浪。”

　　與杜珉的看法截然不同，部分業內人士則認為，我國棉花缺口不斷加大為炒作棉價提供了有利條件。在剛剛親歷了“炒蒜”風波后，山東菏澤市農業局經濟作物站站長許向陽說，“供求緊缺”和“價格上漲”是近年來農產品被炒作的最基本條件，現在棉花也都具備了。

　　而一些溫州棉商對自己的“炒賣者”形象頗不以為然。陳時文說，民間資金介入棉花收購領域，既沒有違法經營，也沒有囤積居奇，因此用“炒”來解讀溫商的投資行為是不公正的。

　　游資是否真正介入炒棉還有待觀察，但僅僅是這樣的傳言就會引起市場波動，推高棉價。例如，2010年春節過后國內出現100億元浙江民間資金撤離山西煤礦和國內房地產市場轉戰新疆棉花市場的傳言，雖然這與事實不符，但傳言一出，國內棉價就應聲而漲。而進入2010年9月以來，在短短40天內，國內棉花期貨價格每噸猛漲了6000多元。一些業內人士分析說，沒有大量游資的炒作，很難出現這樣局面。

　　北京東方艾格農業咨詢有限公司分析師馬文峰認為，資金有趨利性，很難杜絕其對棉花市場這類有升值潛力的市場的炒作。切斷其炒作路徑在于，加強棉花等相關產品的供應，減少資金炒作的機會。同時，還需使貨幣供應發行量同經濟增長相適應，避免出現過多的貨幣無處投資，到處尋找投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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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數據失真加劇棉市調控難度

　　我國棉花供求數據“不實”問題由來已久。近年來，不僅棉花總產量的統計數字與實際不符，就連各地的實際種植面積都很難弄清。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9年，我國棉花面積為7428萬畝，而中國棉花協會預警系統的數據顯示為7718萬畝。至于棉花產量，業內與政府職能部門會商的結果普遍高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637.7萬噸。

　　在我國最大的棉花主產區新疆，普遍存在的“幫忙田”是造成產量統計數據不實的主要原因之一。所謂“幫忙田”，就是未上報、卻實實在在種了棉花的耕地。據新疆瑪納斯縣前農業局長邵玉向筆者透露，在各棉花主產區，棉花單產的多少往往意味著干部工作能力的高下，為了多出政績，靠“幫忙田”來提高單產的做法非常普遍，至今還在影響著棉區的基層干部。

　　邵玉說，為防止單產過高被懷疑，“幫忙田”的產量不可能全部計入當地總產，必然存在隱瞞部分產量的現象。在這種情形下，新疆棉花產量的統計數據的可信度讓人存疑。

　　在連續經歷了幾次棉花“賣難”之后，新疆作出了穩定棉花面積的決定，從2008年起，把棉花種植面積穩定在2000萬畝左右，產量控制在200萬～250萬噸，以騰出更多的土地用于調整農業結構，發展設施農業、糧食生產和林果業。同時，自治區黨委和人民政府要求各產棉區避免盲目擴大棉花面積，不能再靠“幫忙田”來提高單產。由于壓縮棉田面積的目標實現起來困難重重，實際結果與自治區“壓縮、穩定”棉花面積的精神相左。因此，多數縣鄉政府對上報棉田實際面積仍心存顧慮。

　　從2010年開始，新疆農民種植棉花將獲得每畝15元的良種補貼，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減少基層瞞報棉田面積的現象，但仍無法徹底解決產量不清的問題。此外，據自治區農業廳一位干部透露，在過去幾年中，駐疆部隊等單位都擁有大量棉田，這些都沒有計入新疆的棉田面積。據知情人士估計，近年來，新疆各地違規開墾的荒地不下千萬畝，這些“黑地”大多數種植上了棉花，更無法納入統計部門的視線。

　　早在2009年12月，中國棉花協會副會長史建偉就曾表示，新疆棉花產量數據失真問題已經非常嚴重，根據烏魯木齊鐵路局提供的出疆棉總量來推算，自2002年起，新疆棉花產量與相關部門統計數據相比，7年累計相差280萬噸。

　　不僅棉花實際產量與統計數據之間存在誤差，國內棉花的實際需求量與統計數據之間同樣存在較大出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紗線產量近2400萬噸。而同期，我國能夠提供給紡織行業用于紡紗的化學纖維不超過950萬噸，棉花產量加上進口棉花也只有900萬噸，按此推算，紡紗原料總量不超過1850萬噸。

　　中國棉紡織協會副會長朱蘭芬告訴筆者：“1850萬噸纖維居然能紡出2400萬噸棉紗，除非摻水了!從這個角度來看，不是棉花產量有問題，就是紗產量的統計虛高。”

　　統計數據失真的問題同樣讓國際棉商感到困惑。2010年5月，在海南三亞市舉辦的中國棉業發展高峰論壇上，路易·達孚北京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濤說，在棉花產需數據上，中國政府統計部門的權威性已受到質疑，美國農業部曾長期用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對外公布，但是現在已經不用了。他抱怨道，“紗產量和棉花產量，都出自國家統計局，數據差這么大，為什么負責工業統計的部門和負責農業統計的部門不能先碰一下，問題出在哪里?”

　　國內棉花產需數據“失真”，也讓決策和調控部門頭痛不已。朱蘭芬舉例說，由于數據與事實不符，2010年年初在執行“以缺定進”的棉花進口政策時，國家發放進口配額相對較少，導致國內棉花供不應求。雖然5月以后，國家發改委增發了配額數量，但此時國際市場上可采購的棉花資源已經不多。

　　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經濟貿易司處長張顯斌說：產需統計數據不實，一直是困擾國家對棉花市場調控的最大因素。由于缺乏權威高效的棉花產供銷信息采集、綜合處理系統，國家對棉花產業的調控基礎薄弱，主要體現在棉花的產需統計數據不夠準確，因此很難做到精準調控。

　　盡管國家發改委等部門要求各地加快建立和完善棉花生產和棉紗生產抽樣調查統計制度，提高棉花、棉紗生產統計的準確性，但實際上，要搞清供求狀況絕非易事。張顯斌說，“新疆棉花的實際產量還可以通過鐵路外運量進行大致推算，但內地的棉花產量，目前還無法矯正。此外，都說紗產量的統計數據有水分，但水分有多少，誰都說不清。”

　　朱蘭芬說，棉花總產量被低估，棉紗產量虛高，發改委等職能部門據此制定的調控措施很難“對癥下藥”，必然會導致2010年的這種尷尬局面。針對產需數據不實的問題，她表示，政府宜盡快建立客觀、準確的數據統計系統、預警系統，確保信息發布及時、系統、準確，降低經營和決策風險，保障我國棉花產業和紡織企業穩定、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