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體制造業面臨較大困難和下行壓力

　　當前，我國經濟告別高速增長，進入結構轉型、創新驅動的新常態。在新舊動能轉換階段，包括紡織業在內的實體制造業面臨較大困難和下行壓力。在國內各項改革全面推進的同時，創新型自由貿易試驗園區、京津冀一體化等重大頂層設計陸續出臺，特別是“一帶一路”這一著眼于中長期發展的重大戰略進入全面推進階段。

　　當前，世界經濟整體仍處于后金融危機時代的深度調整階段，但各國表現有所分化。美國經濟重拾增長動力，歐盟、日本停滯不前，巴西、俄羅斯、南非等一大批新興國家經濟發展遭遇較大挫折，大宗商品價格低迷，匯率波動較大。具體體現在：

　　一是在全球總需求增長乏力的背景下，紡織供應鏈之間的比較優勢競爭更加激烈，紡織服裝業面臨產業工人總量短缺和資源環境約束導致成本剛性上漲的現實困難。同時，國內棉花政策雖有所改善，但國儲棉庫存和質量問題仍十分突出，由此造成的不確定性影響整個產業鏈的穩定運行。這一系列因素導致的綜合成本上升在客觀上削弱了我國紡織工業領先的國際比較優勢。

　　二是全球貿易政策變革正在深刻影響全球紡織供應鏈的重塑，區域貿易協定將對我產業健康發展造成較大挑戰。例如，中國—東盟自貿區自2010年建成后，促進了我國和東盟國家紡織服裝產業鏈的深度融合，東盟迅速超過日本成為我第3大出口市場。此外，歐盟和日本通過調整優惠國別關稅政策，給予柬埔寨、緬甸、越南等國紡織服裝產品零關稅或者普惠關稅待遇，加速了部分國際訂單從我國轉移至上述國家。

　　三是全球新一輪工業革命和消費革命已初見端倪，我國紡織工業突破價值鏈低端的形勢和任務十分緊迫。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生產鏈深度融合、工業機器人和全程智能實現了創新突破和較大規模應用，工業組織流程、產業競爭方式和全球工業競爭格局面臨重大調整。

　　前瞻產業研究院《互聯網對中國紡織機械行業的機遇挑戰與應對策略專項咨詢報告》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193.3億美元，遠遠超過同期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金額。截至2014年年底，國內紡織業已在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投資建立超過2600家紡織服裝生產、貿易和產品設計企業，其中大多數分布在亞洲。2004年至今，國內約200家服裝企業在東南亞建設了生產車間。

　　其實，主要是貿易因素和成本因素兩房面的因素。

　　一、貿易因素方面

　　部分企業是為了應對歐美等國的某些貿易保護措施，如申洲針織集團早在2005年就在柬埔寨投資建廠，突破產品“原產地”的限制，避免遭遇反傾銷或“特保”的可能;部分企業是為了規避貿易壁壘，如天虹紡織集團在土耳其和烏拉圭兩國投產，在當地直接組織生產并完成銷售，從而節省上述兩國海關設置的30%高額關稅;還有部分企業是為了享受特殊的貿易政策，如2011年歐盟宣布對全球最不發達的國家實行普惠制，很多東南亞國家都“榜上有名”。因此如果從我國出口服裝到歐洲需繳納12%的關稅，而從上述國家出口則可享受免稅的優惠，由此吸引了國內很多紡織企業赴東南亞投資建廠。

　　二、成本方面

　　人工成本。以紡織產業集群江蘇、浙江、福建制造業就業人員年均工資漲幅為例，2010—2013年三地該數據分別高達18%、16%、17%;除工資的自然增長外，福利開支中的企業福利也因人口就業結構改變明顯攀升(職工的食宿、休閑娛樂等開支)。與此同時，職業教育的滯后導致紡織業所需熟練工人供不應求，于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和招工難變成現實。

　　土地成本。國內大多數紡織企業都集中在東部省份，隨著訂單增加導致產能擴大，新建廠房成為必然。然而當前我國東部地區土地價格飛漲，已超出了企業能承受的范圍。

　　原材料成本，主要指用棉成本，它占據了紡織企業生產成本中的最大比例。從2011年起，為了提高農民的收入，我國采取了大規模收購國產棉花，同時對進口棉花實施配額限制并征收高達40%關稅的方式，導致高品質的棉花供給嚴重不足，國內棉價連續三年高于國際市場30%以上，直接助推了我國紡織企業生產成本的大幅上漲。

　　其他成本：稅負成本，根據來自紡織企業的粗略計算，以一件普通的、市場價不足100元的衣服為例，包括國稅、地方教育附加、社保和水利基金在內的稅負多達27.44%，這還不包括企業經常面臨的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環保成本，目前我國節能減排的形勢日益嚴峻，新版《環境保護法》強化了企業的環保責任，提升了企業的環境成本;能源成本，紡織業生產對電的需求較大，因此用電成本也是企業成本核算的重點內容，而目前國內電價偏高也是不爭的事實。

　　為了應對上述變化，國內越來越多的紡織企業在境外投資建廠，而越南正在成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重要目的地之一。通過轉移新增產能，借助采購、生產和銷售的全球化大大改善了國內企業的經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