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設計師在巴黎的成功
王陳彩霞的作品2012/2013秋冬系列
在去年,他們被這家老牌時裝屋任命為首席設計師,成為第一對入主法國時裝品牌的中國設計師,成為一時的話題人物。與近年風生水起的華裔設計師不同,他們是“地道的中國人”:32歲的劉凌來自哈爾濱,30歲的孫大為來自大連,他們在中國長大,大學時期在巴黎求學,并在那里結識,搭檔了近10年。
在去年下半年舉辦的2012巴黎春夏時裝周上,劉凌和孫大為發布了他們在卡夏爾(Cacharel)的處女作,許多人的評論是“中規中矩”;而看過他們這一季秀的人,則會說:“劉凌與孫大為終于放開了。”設計師對于顏色的敏感度被釋放出來,配搭讓人眼前一亮。他們介紹說,本季的靈感繆斯是美國著名的女飛行員阿梅莉亞·埃爾哈特(Amelia Earhart),系列富于女性的柔美,卻又颯爽雅致。“劉凌與孫大為很有才華,我想他們做得很好。顏色、面料的運用都很好。給一個有著長久歷史的品牌注入新東西,是一種挑戰,但他們做到了,恭喜他們。”《ELLE》法國版主編瓦萊里·托哈尼亞(Valerie Toranian)對本刊說。
坐在寬敞的會客室里,劉凌和孫大為笑稱:“可能是我們趕上了好時候。”“現在時代跟以前不一樣了,真的不一樣了。”劉凌對本刊說。作為一個在巴黎求學、并在此開始職業生涯的中國設計師,她在這些年切身感受到了環境的變化:巴黎的中國游客越來越多,百貨店的中國消費者也越來越多……最令她感到記憶猶新的是,某一天在巴黎的老佛爺百貨,聽到了中文廣播。“大概是2003、2004年,突然聽到了中文廣播,當時的感覺非常震驚。我上學時也經常去老佛爺百貨,聽到的只有日文。我忽然意識到,他們要抓中國市場了。”
“其實作為設計師,是不分國籍的。我們首先希望做一個優秀的設計師。但你本身是個中國人,不管你希望突出與否,你都是個中國人。”孫大為對本刊說,“中國身份現在是個優勢,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幫助,這一點只會給我們帶來榮耀。在過去,歐洲人不會把中國當成是一級市場,只會把中國當原產地。以前他們知道中國市場在那里,但不感興趣,而現在中國是爭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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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自己當設計師,而不強調‘中國設計師’,因為這是一種職業道德。設計師都希望用作品說話,讓人們關注自己的作品,都不希望因為其他東西帶來知名度。許多設計師不希望因為自己是中國人而受到關注,我們想要的是能證明自己的能力,哪怕是給我們一個更惡劣的環境也可以。”孫大為說,“法國人怎么看中國的變化?我們不知道。但中國在往上走,這是個事實。你是想要進入游戲規則還是旁觀?別人怎么看不重要,主要是自己看自己。”
王陳彩霞是另一位出現在此次巴黎時裝周上的中國設計師,較之劉凌與孫大為,她是年長一輩的設計師,其設計之路與前者也不盡相同。“我沒有進過時裝學院,是工匠出身。”王陳彩霞對本刊說。她的職業生涯是從學做衣服開始的,結婚以后,創立了自己的品牌“夏姿”,那是1978年,當時的她年紀不過20歲上下。在上世紀90年代,王陳彩霞來到巴黎,成立了工作室,并在2001年正式開設巴黎店面,成為第一個進駐歐洲的臺灣時尚品牌。在王陳彩霞看來,“巴黎比紐約、倫敦更時尚,包容性也更強”。
她將“夏姿·陳”(Shiatzy Chen)2012春夏的秀場選在了法國國家高等美術學院。這已經是她第8次來巴黎做秀了。“第一次來巴黎做秀的時候,我很害怕,但我告訴自己說,怕也沒有用。此后是第二次、第三次……我一直在檢驗自己的不足。與那些大牌設計師的大秀相比,我有很多不足,但我一直跟自己說,將來有一天也要跟他們一樣,在規模和氣勢上不輸于他們。”王陳彩霞在秀場后臺對本刊說。
看過“夏姿·陳”作品的人,不難發現烙在其上的中國印記,這一點,甚至在看到設計以前,就可以體察出來。“夏姿”一詞,取意“華夏新姿”。巴黎在改變著這名中國設計師。“從第一次到第八次,我有一些變化。第一次做秀的時候,我認為,我們有什么不好,西方人為什么不接受呢?但慢慢地我開始發現,自己確實有不好的地方。人沒有走過,不會知道對錯?,F在我知道,把缺點改掉會更好。傳統加入新元素,他們才會接受。”“夏姿·陳”今季的主題叫“織夢”,源自貴州的苗繡,依然是典型的中國元素,卻已經不是過往隨處可見的刺繡和中國結了。
王陳彩霞有著與劉凌和孫大為不同的思維模式。“歐洲人是很驕傲的,要他們接受很難。這是我最不服的一點。我想,總有讓他們接受的一天。你做的東西不可能每個人都接受,知道不足在哪里然后改正,不用刻意討好或逢迎,需要的是把自己做好。每一次,記者都會問我:‘西方人會接受這些東方的東西嗎?’每個人都在討論這一點,好像自己對自己都沒信心。我做了三十幾年的服裝,對‘中國’一直是很有信心的。這一點也是我最想突破的,我希望他們能看到中國的美。”王陳彩霞對本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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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姿’屬于另一代,在她的意識里,希望自己能做一個文化使者。”楊玟對本刊說。她是赫斯特中國出版總經理,在過去,她曾先后擔任《Marie Claire》及《ELLE》雜志的臺灣版主編,認識“夏姿·陳”已經有十幾年了。“她在改變,尤其是來到巴黎做秀以后,變化很大。現在,她開始為女人做衣服,而不是作為文化傳遞者。她的設計里依然可以看到中國元素,但用的是更微妙的方式。”楊玟說。
“我們在看到中國設計師的時候,總是在想,他代表了中國,而經常忽視在作為一個‘文化大使’之前,他首先是一個藝術家。”楊玟對本刊說,“我想‘夏姿’是一個很好的案例,你可以看到中國設計師的改變。在她想到‘我代表著中國’之前,首先想到的是‘我在為女性設計服裝’。從作為一個中國文化的傳遞者,到為世界的女性設計衣服,這是一個很好的轉變。她不再局限于一種角色,而是更開闊地去看待設計和藝術這件事。”
在許多人看來,如今出現在巴黎的這些中國設計師,是“趕上了好時候”,這中間有商業因素,驟熱的奢侈品市場,給“中國身份”帶來了附加分。“這幾年,品牌談論‘第一大市場’的時候,越來越多指的是中國。在中國的這個行業里,消費跑得特別快。產業發展有些不均衡,但我不認為這是畸形。這個產業的真正幕后推手應該是設計師、造型師們,在過去的20年間,我們更多的是引進國外的。盡管在我們身邊,也出現了一大批有才華的人,但相對于我們的消費份額而言,還是太少。”赫斯特中國董事總經理艾彌爾對本刊說。
“在這個高端生活方式的行業里,中國發出的聲音還太少。原因是我們對西方的了解程度遠遠大于他們對我們的了解,雙向溝通的機制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法國的時尚產業鏈很完全,而我們是在打造這條產業鏈,做全整個價值鏈,需要做的事還很多。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要帶一些人去巴黎,讓海外的人了解中國的原因。如果沒有雜志這個行業,我們的發展和對接會更不均衡。”艾彌爾對本刊說。巴黎時裝周期間,他們在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舉行了“ELLE巴黎風尚夜”,邀請了幾百位賓客到場,其主題之一便是“中國時尚力量的崛起”。
如今的情況是,中國的時尚媒體對于中國設計師,實在“寵愛有加”,這讓許多人感到,現在的中國設計師是太幸運了——“只要有一個中國設計師在巴黎做了秀,所有中國大刊的主編都會跑去看。”而在其他的西方國家,同樣年齡的獨立設計師,要依靠極大的自身努力才能得到這樣的關注度。“法國的新設計師,不論來自哪個國家,都要經過一段寂寞的時間。很多人像‘夏姿’一樣,一開始吃了很多閉門羹。即使來巴黎做了秀,也不一定能讓編輯注意到。”楊玟告訴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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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人有很固定的工作模式,若你是一個新設計師,首先要定期寄一些衣服讓編輯看到。若經濟充裕,可以通過公關公司來做這些。法國有幾大專做時尚的公關公司,可以幫助新設計師做全套品牌策劃。他們的樣衣間里有各種品牌的衣服,大大小小的編輯會來這里看衣服。公關公司是踏進這個門的第一塊磚。接下來,由于多數設計師沒有足夠的資金開大店,所以需要公關公司幫他們聯系買手。巴黎有幾個大買家:巴黎春天、老佛爺百貨和左岸的波馬舍百貨公司。這三家的買手過來,讓設計師的衣服進入百貨店的臨時柜,就有機會讓記者看到你。最后編輯會跟主編說,某個設計師很紅,主編才可能出現在他的秀上。”楊玟對本刊說。
北京姑娘瑪莎(Masha Ma)是出現在此次巴黎時裝周的三位中國設計師中最“新鮮”的一位——這是她第一次來巴黎做秀。在這次展出的秋冬系列中,她從奧斯卡·王爾德的童話《夜鶯與玫瑰》中獲得了啟發。從一些設計細節上,可以看到這一點。比如鑲嵌珠飾和分層的花飾,配合毛草衣領的運用,體現的是夜鶯與玫瑰的合體。
許多人在此次巴黎時裝周之前就已經聽聞了這名中國設計新秀的名字。瑪莎于2000年前往英國留學,相繼在倫敦中央圣馬丁藝術設計學院獲得了女裝設計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她的畢業作品被選中,出現在倫敦時裝周上,讓她成為最近5年里第一個進入在倫敦時裝周舉行的圣馬丁時裝設計碩士課程畢業媒體秀的中國(大陸)學生。
相比他們的前輩,她這一代的設計師所處環境更令人愉悅。“現在國際上,有很多成功的華裔設計師,所以國際時裝界對中國年輕設計師的友好度也有所提高。對我而言,最大的困難在于對時間的把握。每一季的設計和生產時間都很緊張,必須對時間有很好的掌握,清楚地知道什么階段該做什么。”瑪莎對本刊說,“說到底,對一個設計師的接受態度,最終還是要看作品的完成程度。中國設計師要融入國際環境,必須要選擇更國際化的語言。就像講故事一樣,用大家能聽懂的語言才能夠讓對方理解自己要表達的意思,設計也是如此。”
對于瑪莎這樣的獨立設計師,從倫敦時裝周轉戰巴黎時裝周,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在時尚界,這種做法早有先例。早年的亞歷山大·麥昆、約翰·加里阿諾,近年的加勒斯·普都屬于這種情況。“倫敦時裝周對創意的追求,可以讓許多年輕設計師盡情發揮自己的創意和另類,完善自己整個系列的風格和整體性,為自己在時裝界贏得名聲。”瑪莎告訴本刊,“但倫敦時裝周在商業上不夠成熟,因而吸引不了更多的買手和時尚媒體。巴黎時裝周可以提供更好的平臺讓設計成熟的設計師發展自己的品牌,獲得更多媒體、制造業的支持和商業合作。對年輕設計師而言,這是從獨立設計師轉變為品牌的挑戰,也是每一個成功品牌的必經之路。”
與她持同樣見解的人不在少數,這讓時裝周期間的巴黎成為全世界設計師密度最大的地區。在這樣一個設計師云集的時刻,要脫穎而出并非易事。“巴黎是一個歡迎世界設計師的城市,與米蘭、紐約和倫敦不一樣,它很開放——或許因為它是時尚的發源地。但巴黎的競爭也很激烈,每年都有很多新設計師帶作品來這里。這個時刻太瘋狂了,要讓記者看見你并不那么容易。”瓦萊里·托哈尼亞對本刊說。她在《ELLE》法國版主編這個職位上已經做了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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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易見的是,如今已不是一個僅憑“身份差異”就可以獲得關注的時代了。“與日本設計師來到法國的80年代相比,時代不同了么?也許是這樣。80年代是一個文化融合的年代。日本設計師的個性非常強,但他們強勢的地方,不僅在于他們的日本身份,而且在于他們的時尚敏銳度。比如說川久保玲,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非常‘日本’,但她很懂時尚,給時裝界帶來了很多新東西。你可以在保持自己身份的同時,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
“時裝是情感性的,不論設計師來自何處,只要他的設計是特別的、有風格的,就能打動人。時裝說到底是衣服,差異性沒有那么大。國籍其實并不重要,而且時裝產業是非常國際化的。你在中國,我在法國,我與你風格的相似度,可能比我與另一個法國女人的相似度更大。品位是個人的,也是開放的,它沒有國界之分,重點在激起觀看者的情感共鳴。就好比看到一幅畫,有些人會被打動,有些人不會,看一場時裝秀,也是如此。”瓦萊里·托哈尼亞對本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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