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斷進出口退稅政策方向

　  中國出口退稅政策與國際貿易失衡間的關系，將成為決策層未來調整出口退稅政策重要的考量因素。近幾日，有關“出口退稅率將大幅降低”的消息在坊間廣為流傳，令中國出口企業在6月的夏日感到絲絲寒意。其中，關于輕工和紡織行業將調低兩個百分點的傳聞，更讓相關企業及從業者備感壓力。

　　6月8日，國家稅務總局相關部門官員向《財經》記者證實：近期出口退稅政策并無大調整的計劃。記者同時從財政部獲悉， 作為新一輪稅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對出口退稅政策進行調整和完善的研究工作一直在進行。在此意義上，前述“傳聞”又并非毫無根據。

　　中國的出口退稅政策始于1985年，當時鎖定的政策目標是鼓勵出口創匯，提高出口商品競爭力，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此后，因政府財政收支狀況、國內商品余缺及貿易條件的變化，出口退稅政策及退稅率頻繁調整，成為中國變動最大的稅收政策。

　　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加快，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影響越來越大，呈現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雙順差”格局，由此引致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使得出口退稅政策調整日趨復雜。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出口退稅政策與國際貿易失衡間的關系，將成為決策層未來調整出口退稅政策重要的考量因素。

　　宏觀政策“杠桿”

　　出口退稅，亦即將出口商品中所含的稅退還給企業，出口商品以零稅率進入國際市場，使得進入國際市場的商品具有平等競爭力。出口商品“零稅率政策”被認為是國際慣例，按WTO規則，沒有要求對出口商品全部退稅，退稅亦不能超過所含稅額。

　　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出口退稅作為一種稅收制度，簡單且穩定；但在中國，出口退稅一直被作為一種宏觀政策“杠桿”在使用。為了實現特定的政策目標，政策調整非常頻繁。

　　2003年10月，中國政府將出口退稅率整體下調了三個百分點。此舉的主要動因，是中央財政大量拖欠企業退稅款。自中國實行出口退稅政策以來，出口退稅率的調整，經常是政府財政承受能力與鼓勵出口之間權衡的結果；中央政府財政能力的強弱，決定了退稅范圍和水平的程度。

　　此外，出口退稅還扮演了調節國內商品余缺和產業政策的功能。1995年10月，為緩解國內新聞紙供應緊張的狀況，停止了新聞紙出口退稅；兩年后，國內新聞紙供應充足，考慮到國內造紙行業的發展，又恢復了新聞紙的出口退稅。總體而言， 2004年之前，中國出口退稅的調整受商品供需變動影響較大。

　　此后，隨著中國能源、原材料供應瓶頸凸現，國際能源價格持續上漲。中央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求后，出口退稅政策開始對能源、原材料和高污染商品的出口進行“杠桿”調節。去年12月9日，國務院發改委、財政部、環保總局等七部門聯合發出通知，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及資源性產品的出口。自此，中國出口退稅政策經歷了鼓勵出口創匯、調節國內商品余缺、干預產業發展進而促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階段。

　　進入2006年，中國經濟內外部失衡加劇，貿易摩擦不斷，外匯儲備猛增，人民幣升值壓力揮之不去。這些不協調的背后，似乎都游蕩著出口退稅的影子。眾多專家開始呼吁通過調低出口退稅率，“為人民幣減壓”。

　　商務部的擔心

　　如何判斷未來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的方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倪紅日表示，出口退稅本質是一種鼓勵出口的政策，“如果以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為目標，下調出口退稅率也是一種政策選擇。”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建議，通過調低出口退稅率減緩出口增速，從而降低貿易順差，外匯儲備增長也會隨之減緩。對中國的出口企業來說，降低出口退稅率的效果相當于人民幣升值；如果中國政府選擇調整出口退稅政策，用非匯率的手段來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將有助于打消國際上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

　　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張漢林認為，中國外貿增速超過30％而GDP增長在10％左右，外貿與GDP之間應該有較平衡的比例關系。巨大的差距反映出對外開放部門與國內產業部門的脫節，應該選擇調整出口退稅為人民幣升值減壓。出口退稅政策調整更為主動，以后可根據國內外經濟貿易形勢的變化再作改變。通過調整，協調外貿和GDP之間的發展步伐，有利于宏觀經濟持續發展。

　　但商務部擔心，調低出口退稅率將增加企業出口成本。一些原本生產保本微利商品的企業有可能放棄出口，一些面臨激烈競爭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有可能會被迫退出國際市場，進而使中國出口增速和總量擴大受到不同程度影響。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倪紅日認為，商務部擔心的情況確實會發生。國研中心曾專門做過調查研究，認為若調低出口退稅率，對勞動密集型企業和中小貿易出口企業影響比較大。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出口企業以勞動密集型、附加值比較低的為主，這些企業利潤比較薄，增值空間也有限。出口退稅調低后企業有可能由盈利、微利變為虧損；為了保住利潤，企業有可能裁減人員。

　　著力平衡

　　調低出口退稅率，對外商投資企業也會帶來影響。

　　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陳雙榮分析，目前中國出口的貨物中，50％以上是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其中一大部分是銷售給母公司，再轉銷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果不退稅，增加的成本對中國生產貨物的競爭力有很大影響。特別是外商投資企業的產品，可能還沒有銷售到最終消費點，就已經承擔了額外的稅務成本，這有些不太公平。

　　他認為，從理論上來說，征收增值稅要看最終消費點在哪里；最終消費點在中國要征稅，消費點不在中國應該不征稅。

　　商務部國際貿易合作研究院副院長李雨時認為，解決人民幣升值壓力的辦法不應抑制出口，可以適當擴大進口。

　　但倪紅日認為，如果單純從稅務角度考慮，出口商品應該按國際慣例來實行零稅率。可是考慮到目前人民幣匯率問題，政策選擇就要進行權衡。下調出口退稅率則有幾個好處，對減少財政壓力、減緩外匯儲備增長，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及維持貿易平衡都會有影響，目前是一個較好的政策選擇。

　　近日，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等海內外機構專家，完成了一項“中國和全球經濟：中期問題和對策”研究報告。其中指出，中國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雙順差”帶來的外部失衡，應歸因于中國出口導向的增長戰略。中國的增長主要是由制成品的出口驅動的，不是由國內消費所驅動的，也不是由其他部門和內陸地區協調和均衡發展起來后驅動的。

　　報告建議，中國的產業政策應當停止對出口活動的普遍補貼，取消或限制那些可能帶來扭曲的政策，如通過出口補貼刺激出口。取消帶來扭曲的措施，可以進一步減少人民幣需要升值的幅度；同時，應該通過普遍提供公共產品改善商業環境，包括基礎設施、教育、勞動培訓、恰當的規章制度、產權、合同實施和法律規范等。

　　從主要政策動向看，出口退稅近期尚無大調整的計劃，擔憂政策調整的出口企業似可暫時松弛一下緊張的神經。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那些過于依賴退稅的出口商，對其出口商品進行結構調整和升級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