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電商再度成為政策寵兒?

　　先有稅收新政暫緩一年，其后廣州、深圳、南京等試點城市紛紛發布出臺支持政策。跨境電商仿佛一掃陰霾，呈方興未艾之景。更有樂觀者斷言“新政不僅是暫緩一年，實際上已塵埃落定”。

　　然而，“政策紅利終究會過去”，一些行業大佬已開始調整經營思路模式。在他們看來，也許一年之后的行業大洗牌就是從今天開始。

　　再度成為政策寵兒?

　　5月底跨境電商政策密集發布，廣州、深圳、南京相繼發布支持政策。據了解，不少試點城市也在醞釀出臺相關政令。

　　以廣深兩市的兩份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實施方案為例。對比先行一步的杭州去年公布的方案，這兩份文件不僅強調復制“關、檢、匯、稅、商、物、融”一體化的杭州經驗，而且更進一步提出對接港澳、結合外貿企業轉型升級等新的命題。

　　廣深要做全國最大跨境電商之地的野心隱約可見。數據顯示，2016年一季度，廣州跨境電商進出口總值為26.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3倍，規模全國排名第一，占全國跨境電商進出口總值的30.2%;而深圳2015年跨境電商交易額也達320億美元，同比增長88%。

　　高速增長的數據讓政府嗅到了行業潛力，支持政策出臺，而有礙行業發展的框框則被擱置。由于殺傷力過大，今年4月8日開始高調實施的跨境電商新政將暫緩一年實施，這讓惴惴不安的跨境電商企業松一口氣的同時，也抱有一絲幻想：這政策還會出現變數嗎?

　　近日，河南省進口物資公共保稅中心集團有限公司總裁徐平在某跨境電商峰會上表示：“跨境電子商務新政不僅僅是一年過渡，已經塵埃落定。各部委并沒有明確表示跨境電商在一年內政策會改變，而是跨境一年時間各試點單位要找到一個服務的新模式、新機制。”

　　今年3月24日，財政部、海關總署、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布《關于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稅收政策的通知》，本意是為了營造公平的市場環境，規范發展，不過卻意外誤傷了大部分跨境電商企業。

　　“稅改前一天5萬～6萬單，而新政之后第一天單量769單，第二天14672單，第三天不到35070單。合作方之一某電商在新政出臺之前每天從前海保稅倉要發出兩萬單貨到內地消費者手中，新政之后每天發貨量還不到兩千。”深圳保宏進口部總經理馮泉介紹道。

　　回到直郵模式?

　　一方面，稅收新政讓產品價格上漲，對跨境電商企業造成一定的沖擊。以花王尿不濕為例，稅改前，一包單價約為120元，消費者買4包的價格是480元;稅改后，無論總價值是否到500元，都需要交11.9%的稅，也就意味著現在購買需要支付557.12元，比之前漲了11.9%。

　　然而，這還不是重點，畢竟成本增加不是一家的事，但通關單卻把部分跨境電商拒之門外。香港跨境電商協會會長劉少華表示，“按照新政，需要企業提供原產地證明、合同、運單、裝箱單、食品衛生證等報檢通過后，國檢部門才會出具通關單或通關單號。”

　　目前，大部分跨境電商都采取保稅制度，一般通過采購團隊或買手在海外總代理、商超、賣場等地大量購買商品，再存放在保稅倉，這樣一來可以顯示出自己的品質有保證，因為保稅倉會有海關抽檢，賣假貨有風險，二來也能夠保持備貨充足。但問題是，這種模式無法取得原產地證明及合同等單證。

　　而直接拿到品牌授權，從品牌商那里進貨的可謂少之又少。唯品會內部人士向記者透露，唯品國際上的品類雖然不多，但全部是拿到品牌商直接授權的，品質有保證。

　　面對政策變動，如樂觀者所言，稅收新政就此不了了之嗎?“沒人能夠斷言。”有一位行業大佬私下表示，“畢竟涉及的利益過于龐大，寄希望于政策面，既不健康又不安全。”他認為，企業層面必須有所調整。

　　因而，在這種背景之下，有些企業已經開始行動，大幅增加了一般貿易和海外直郵的數量。不過，直郵之路似乎也并不好走，雖然目前監管層面對直郵渠道網開一面，但對商家來說，直郵模式售后麻煩，發貨周期長，而且通關能力有限。

　　某大型化妝品電商人士表示，直郵渠道的通關能力比保稅備案差了不少，無法做到24小時通關，而且監管方也在收緊直郵通道，曾出現了大面積查扣。“不是說企業不愿走，而是這條路走不通。”

　　香港保稅區意外“走俏”

　　另一種出路，則是轉戰香港倉，再從香港倉走直郵模式。

　　由于許多貨物難以順利進入內地市場，而香港是全球自由貿易港，加上緊鄰深圳的優勢，很多滯留的貨物選擇先放在香港，再直郵寄回國內，這樣一來，耗時也比從國外寄回國內短。

　　不過，隨著香港倉意外走俏，其倉儲設施和物流價格出現了趁機上漲的現象。此前有媒體報道，香港倉儲價格趁機漲價五成。

　　劉少華表示，“沒有那么多，以前因香港倉儲不足價格貴，許多港商不愿把貨物放在香港貨倉，但受到新政影響，大量貨物如奶粉、日用品和化妝品等未能順利進入內地市場。因香港鄰近華南，航運到華東也方便，大量入口商便選擇香港作為中轉倉儲地，供不應求，香港許多倉庫出現短期租金上漲10%~20%。”

　　業內人士指出，“在這一年緩沖期內，從業企業須盡快實現轉型、升級供應鏈或與海外供貨商達成深入合作，得到商品的原產地證明、合同、發票等相關文件。尤其是對于化妝品、保健品等監管嚴格的商品，企業在引進新品時還需要做更多努力，否則將失去新品上線快和SKU豐富的優勢。未來，建議從事跨境電商的企業采取‘海外倉+保稅倉’兩條腿走路的形式。”除了香港倉，還可以選擇臺灣、越南等海外倉。

　　而對于有志成為全國跨境電子商務中心城市和發展高地的廣州、深圳而言，也看中了香港的地域優勢，發力跨境電商的共通思路，主要體現在希望借助跨境電商來推進外貿的轉型升級，以及將進一步深化與港澳跨境電商合作兩方面。

　　據了解，廣州將構建粵港澳跨境電商合作平臺，包括創新穗港澳口岸通關模式，加強穗港澳產品檢驗檢測技術和標準研究合作。深圳則計劃，研究建設深港跨境電商合作示范區，打造深港跨境電商綜合服務生態圈，包括鼓勵跨境電子商務企業通過在港設立離岸公司開展跨境支付、結算業務。

　　在廣東亞太電子商務研究院院長陳海權看來，背靠港澳是廣州、深圳發展跨境電商的最大優勢。兩市有著港澳所不及的互聯網技術，但港澳在貨源等方面又更勝一籌，未來趨勢一定是優勢互補。

　　而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毛艷華則認為，香港在廣州、深圳跨境電商中扮演著重要的中間人角色。同時，香港在貿易服務、金融服務和人才資源等方面優勢明顯，這是內地所欠缺的。

　　行業洗牌在即

　　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消費者在境外消費1.2萬億元，與2014年相比增長了43%。7個試點城市跨境電商合計進口155億元人民幣，是2014年的14.5倍。如果照這樣的發展趨勢，跨境電商將成為中國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

　　近年來，隨著跨境電商進入了井噴式發展，蜜芽、洋碼頭、小紅書等跨境電商完成多輪融資，相繼踏入獨角獸俱樂部。而天貓、京東、唯品會等電商巨頭也在積極布局全球購業務。

　　唯品會副總裁馮佳路表示，“唯品國際將會通過規模化、集約化的海外直采、品牌方直接合作、自建倉儲等多重措施，降低商品成本，在價格、服務等方面進行升級。”

　　而洋碼頭創始人兼CEO曾碧波則表示，平臺的保稅進口業務占比僅為10%~20%，受新政影響較小，目前在深化C2C買手制度，借新政之機優化旗下官方物流貝海國際的國際直郵服務，提高空運時效。

　　在跨境電商從業者看來，“對于天貓國際、京東全球購等巨頭來說，政策對其影響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大，但對于中小型跨境電商平臺來說卻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小平臺抗風險能力本來就弱，加之政策不穩定，必然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也有業內人士表示，未來一段時間是行業的整合期，阿里、京東等大平臺或許開啟收購兼并模式，中小型跨境電商面臨的挑戰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