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保護主義或沖擊我國出口產業 危機四伏怎么辦

　　我國作為貿易大國，美國、歐盟是我兩個最大的貿易伙伴，如果對方采取極端的保護主義措施，將對我國的出口產業帶來相當大的沖擊。談及今年我國外貿將面臨的最大的挑戰，李健表示，主要有兩大不確定性，一是美國特朗普新政的走向，二是歐洲大選可能帶來的政局變化。

　　自去年以來，全球出現了一些所謂的“黑天鵝”事件，為全球經濟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因素和不利影響。今年，我國的外貿將繼續受此不確定性的困擾。特朗普新一屆政權的行事風格與以往有很大不同，他的貿易政策突出強調美國利益，并以貿易保護主義為基調，利用美國的強勢地位，爭奪貿易利潤。

　　此外，今年歐洲的德國、法國、意大利都將舉行大選，選出來的新政權帶有不確定性。也有很多人預測，受到英國脫歐及特朗普的影響，會出現一些帶有嚴重民粹主義傾向的政客被選出來，他們上臺以后必然會帶來歐盟幾個主要國家政策的調整。這將導致歐洲對我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比以前更為突出、更為明顯。

　　李健補充道，“十二五”以來，隨著全球經濟減速，我國外貿已經告別前30年的高速增長，進入了深度的結構調整時期。生產和經營成本普遍升高，傳統優勢不斷弱化，新優勢還沒有完全形成，加上全球貿易中保護主義抬頭，可以肯定的是，2017年外貿總體上還會面臨困難而復雜的局面。

　　隨著蘋果、卡特彼勒、福特汽車等公司將生產線遷出中國，引發了一輪關于外資撤離中國的議論。但在李健看來，外資企業并非因為在中國看不到發展前景，喪失信心而回撤，相反，“外資撤離只是個自然過程，很正常，并沒有媒體傳播得那么夸張?！?/p>

　　李健進一步解釋道，在如今經濟調整的大背景，中國的勞工成本逐年提升，一些外資企業由于自身發展需要，必須轉出中國。他舉例稱，紡織、服裝產業中一批勞動密集型低端產業如今在中國已經賺不到錢了。外資想要保持盈利就需要把生產線轉向人力成本更低廉的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目前所謂的這種撤離占了較大比重。

　　此外，外資的撤離也與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密切相關。李健認為，從近幾年數據來看，“雖然制造業利用外資的比重在下降，但服務業利用外資的比重還在上升?！?/p>

　　在投資環境方面，李健分析稱，當前中國的投資環境在擴大開放的前景上比美國更加穩定。特朗普新政的提出為其經濟環境增加了很多不確定性，新政效果如何尚未可知，也令企業忐忑不安。中國則大不相同，近年來中國一直敞開大門鼓勵外資進入，并在政策方面對外資給予優惠，有些外資出去了，也有更多外資進來，不會出現上述外資大規模撤離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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