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隊的隊服太TM好看了,導致我注意力總是不能集中!”南非世界杯時,服裝設計師張娜在微博上如此感嘆。在德國隊與阿根廷隊的1/4決賽中,一襲黑衣的德國隊以4:0擊潰阿根廷隊,令所有人瞠目結舌。有人認為,德國隊穿的黑色隊服與納粹黨衛隊的全黑色軍服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球場上默契、堅韌、奔跑迅猛的黑色帶來了一股團結的、神秘的力量,以及“意志的勝利”(尹麗川語),而阿根廷隊服上的藍白條紋,相形之下,就像一種散漫的、需要拯救的病號服。

　　制服,是表明人從屬于某一群體的工具。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每一種群體都需要一些標志來與其他群體進行區隔,而制服就是社會用來區隔人群的最簡便的方式。當你穿上制服,就意味著你對某種規則的認同和服從,這是完全由別人來決定的衣服,就像美國社會學家菲利普·史雷特(Philip Slater)說的:穿制服的人只是他人意志的延伸物。

　　但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斷強調自我的時代,自由、獨立、個體、網絡化……到處都是自我、個性。然而從學校到快餐店到軍隊,制服無處不在,所有人都試圖穿得和其他人一樣……為什么？

權力的衣著

　　在有關制服的論述之中,也許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Leonardo DiCaprio)提供了最精彩的演繹:在《貓鼠游戲》(Catch Me if You Can )中,這位帥得不太靠譜的男孩在每次行騙之前,都不忘換上一身真正的職業制服,醫生、警察、保安、律師、飛行員、銀行家……凡是你能想到的可靠職業,基本上都被他冒充了個遍。在這里,制服不僅僅標示身份,告訴人們穿著者的性別、階層、社會地位等,更是利用這種人們對這種制服語系的解讀進行偽裝、遮掩,甚至欺騙。在莎士比亞的著作中,國王讓他的傳令官穿著極其華麗繁復的制服,令其與貴族和資產階級談判,以此告知對方:看見我的衣服便知是我。如果一位身體孱弱的人穿著惹人注目的軍裝出現在春節探親的中巴車上時,小偷和強盜往往對他會有所忌憚。他身上的軍裝像是具有某種魔力的保護罩,令其在面對一個混亂、無常的世界時感到安全,同時它也帶來了假象。那些站在高檔別墅區的門口的保安,往往穿著酷似五星上將的制服,這似乎是另一種狐假虎威。而在富士康的打工者中,穿著保安制服和穿著普通工作服的人,往往隸屬于權力的不同階層,雖然他們可能都來自同一個村子,住在同一間宿舍。

　　顯然,制服與權力相關,每一件制服,背后都是權力意志的體現。“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衣裳,毋寧說是制服,標志著我們對于特定共同體的從屬關系,表達著我們與別人分享的價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制服表明了某種群體意志的存在,它是體制,是秩序,是規則,它給人以安全,予人以力量和榮耀。從古以來,每一個朝代都會制定自己的服飾制度,“輿服制”是統治者最先看重的東西,即便是民國,從創立伊始便制定了《服制條例》,規定國民尤其是公務員的穿著,其細致到質料、顏色以及該釘多少粒紐扣,都有嚴格規定,“質用絲麻棉毛織品,色藍,紐扣五”,且公務員制服“限用國貨”。制服是權力的著裝,而最具權力感的制服,無疑是軍服和警服——最初的警服也大多仿自軍服。大多數公民都喜歡警察穿著源自海軍的深藍色制服,認為這樣才更勝任警察工作,更能做好服務工作。如果警察不佩“武裝帶”、槍套、手銬、警棍、罰款就沒有地方放,警察就會覺得赤手空拳,無能為力。有意思的是,制服有時候不只是一個名詞,更是一個動詞。在西安,一個名叫王平的警察在街頭打人遭到投訴時,他告訴記者:“‘打’,從專業的角度講那叫制服,如果民警在辦案過程中,遭到反抗,民警可以使用警械來制服。”

　　護士穿上白色制服是細菌被發現之后才出現的事,在這之前,潔白和神圣都與健康無關。最早的護士出現在19世紀30年代的普魯士,為了與當時修女的黑色服裝相區別,設計者采用了深藍色及地長衣,配一條藍色的棉布圍裙,衣領是白緞帶制成的,而下巴則系著一只白口罩。

　　在制服之下,個體是被遮蔽的、被馴服的,但反制一直存在。在香港警匪片中,作為主角的探長、警官,往往一身便裝就孤身迎敵,制服于他而言更像是某種限制,“與其他人一樣”多少消減了他作為孤膽英雄的特立獨行的形象——除非他歷經艱險,最終破案成功,他才會一身穿戴整齊地接受上級的獎賞。在這里,制服代表了社會的規則與榮耀,而便服則象征著個人的自由與獨立價值。當他通過個體的努力獲得成功,從而接受社會的承認與許可,其方式就像是水滸英雄的結局:招安,只不過是以制服的形式。

制服誘惑

　　在一則關于“天上人間”的新聞中,色情場所的從業人員赫然穿著“07式”軍裝在表演節目。如今,以權力示人的制服,在大眾流行文化中卻往往被曖昧地指向與性有關的幻想之中,甚至流行著一股被稱之為“制服控”(Uniform Fetishism)的亞文化潮流,他們在對于B級電影《海扁王》(Kick-Ass )的狂熱中無不痛心疾首地表示:“唯一遺憾的就是Loli沒有穿制服”。

　　在“不愛紅妝愛武裝”的年代里,當《紅色娘子軍》中一排排穿著緊身軍裝的女兵們抬起大腿,跳著豪邁的大劈叉時,在今天看來,其效果就像是紅磨坊中的舞女齊刷刷抬起一條條性感的玉腿。就連彼時影視劇里一襲國民黨制服的軍統女特務,亦曾是眾多男性心目中“最像女人的女人”。因制服而引起的性幻想,更是在日本色情文化中得到無以復加的發揮。在電影《太陽照常升起》中,陳沖在醫生的白大褂下搖曳著風韻猶存的身體,而張柏芝則在“艷照門”的照片上斜戴警帽,拉扯警服,姿勢撩人。即便是經典韓國影片《八月照相館》,在一些制服控的人看來,那也是“一個患有絕癥的男人和制服女人的有始無終的愛情故事”。他解釋道:“女主角是一個交通巡警,就是在小車里記錄違章停車的那種,天天穿著制服,制服誘惑啊!”接下來,他還解釋道:“其實所謂的制服誘惑就是兩點:第一,當所有人都穿成一樣時,一個真正的美人就會在這個時候脫穎而出、艷光四射;第二,如果她每天都穿著制服,有一天不穿它時,就有耳目一新的美。”

　　社會的分層,或分工制服的變遷猶如一部圖像化的人類職業史,記錄著復雜的社會變革。

　　早期人類職業,除了宗教、軍隊、政治體系及少數服務性質的工作(如家庭侍仆)外,多不需制服。因為那些工作并不是公眾性質的,人們活動在家庭之間或手工作坊等小范圍社會關系中,沒有穿著制服的必要,制服主要以官服的形式出現。其中一個有趣的形象是信使(中國古代稱驛丞):在封建時代,平民無權享受他們提供的服務。中國周代就有了完整的郵驛職官系統,驛丞的制服與官服沒有什么不同。18世紀前,歐洲封建農業和手工業者擁有極為有效的行會制度,卻極少催生統一服裝形制,商業競爭仍未進展到形象層面。

　　1958年3月29日,23歲的貓王(Elvis Presley)抵達德州Fort Hood軍營,在萬眾矚目之下,他經過宣誓儀式,剪短頭發,穿上了標號為US-53310761的制服,成為美國一名下士。正是在參軍期間,貓王經歷了母親的去世,遇見了14歲的空軍上尉之女Priscilla并與之結婚,他甚至還得到了中產階級的歡迎。

　　只有在商業極盛時期,有個別新興職業可能會形成某種制服。清初山西票號的出現,催生了護送金票的“鏢局”。據資料記載,“鏢師走水路鏢時,如保的是貨鏢,則在運輸貨船上插鏢旗,衣著打扮也‘帶像’。插不插鏢旗,帶不帶‘像’都是根據工作需要,明保或暗保”。鏢旗和符號性的“帶像”服裝,顯示了明顯的制服特征。

　　現代性的制服之真正涌現,與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有關,尤其是工業革命。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創造了“社會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ur)”這個詞,倡導利用社會分工來加速經濟發展,這種觀念決定了人類社會的新結構。工業革命帶來了城市的公共空間,也造就了各色職業,由此造就出形形色色的現代制服。制造業之外,新生工作種類像蘑菇一樣大片破土而出,人們被分成各種小群體,去從事某項專門的事情,來提升社會效率。工業革命后(通常指的是第二次工業革命),人們從傳統的家庭式勞動中走了出來,忙著去找一份工作——去做一份可能跟自己家庭毫不相干的工作來養活家庭。卓別林用電影《摩登時代》刻畫了新時代的社會生活狀態:看不清面孔的人群像被飼養的豬一樣涌出地鐵,流向工廠。工廠,還僅是社會分工在工業時代驟變的現象之一。

　　第一批西方現代制服,誕生于最早面向公眾的服務性行業,現代生活所熟悉的餐館、公共交通、公共郵政、醫護等都在這時出現。1765年,傳說中第一家西方現代餐館Boulanger在巴黎開業,人們從此能夠享受彬彬有禮的侍者服務;據說從那個時候開始,廚師帽上必須得有100個褶,不然,至少也應有48個;1825 年英國Stockton 至Darlington開通了世界上第一條鐵路,頂著圓筒帽的火車大叔在隨后的90年內成為時髦的職業;1865年,史上第一次現代化戰爭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橫空出世,創立了現代護理專業,開辦了第一所護理專業學校,她的學生Van Rensselaer為護士們設計了全新的白色制服。更為密集的變化始于1870年前后。翻出印象派畫家凡·高歷年的作品,會發現他在1884年到1889年這段時間,對社會的新現象——制服工作者象表現出很高的興趣。他畫了穿制服的紡織工、輕步兵,更為一位名叫Joseph Roulin的郵差創作了七幅花枝招展的肖像,每張Joseph的帽子上都格外清楚地上“postes”。新生的制服們還未羽翼豐滿,警服或郵差服帶著濃重的軍裝影子,側面證明了軍裝是制服范疇中最具原創性和影響力的宗師。

相互衍化的未來

　　“在日本,除了處在社會底層的木工之外,人人都穿制服”。保羅·福塞爾(Paul Fussell)曾講到一位游客對戰后日本所作的描述,“年輕亢奮、雄心勃勃的商人穿上必須的黑西裝和白襯衣,系著為形象增色的領帶。出租汽車和公共汽車司機喜歡戴著白手套。治安警察、導游和電梯操作員穿著類似軍服的制服。小男生統一佩戴著黃色的蓋帽,肩背過大的背包。”喬治·奧威爾則在小說《一九八四》中所虛構的“老大哥在看著你!”的極權世界。在那里,人人穿制服算不了什么,可怕的是連思想和生命都被穿著制服,一刻不得解脫。

　　然而如今的許多日常服裝,其實已經隱藏了制服的影子。除了卡其(Khaki)與迷彩服(Camouflage)日漸主流,和平年代,軍中的經典制服款式通過好萊塢電影和各種媒體渠道進入民間生活,成了流行和懷舊的“潮物”。Burberry的塹壕外套(Trench Coat)就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的戰壕,Gloveralll從英國海軍手里買下樣式使用權并加以改良的Duffle外套等等。不少國家監獄的理念轉換為幫助罪犯重新融入社會,因而廢棄了帶有羞辱意味的斑馬紋囚服,甚至取消囚服,讓犯人們在監獄中享有更完整的人格。就連社交女Paris Hilton酒駕出獄后,失去短暫自由的小小痛苦,甚至讓她更有理由用囚服時裝好好自娛自樂一番,順便掀起點新的流行。而在女仆主題餐廳中,身穿法式女仆制服的美女服務員謙恭的稱呼客人“主人”,他們的主仆關系卻只是一場cosplay,里面有游戲、娛樂、時尚、商業動機,獨不見了階級等級。雖然人們還是會透過制服捕捉“體面”、“權勢”之類的元素,不過在信息流量巨大的開放社會中,一切權威都有可能被被消解,成為民眾的生活調劑。

　　曾經被視為“僵化”的制服,與被認為“變化”的時裝之間那涇渭分明的界線,如今已經日漸模糊:時裝設計師往往輕松自如地在新一季的系列中大量挪用制服語言;而制服背后的無名設計師們則被客戶要求:幫我們設計一款有時尚感、漂亮的制服! 除了特殊的專業性、統一性和強制性穿著外,大量制服與普通服裝在外觀上的界限逐漸模糊。科醫生帶著各色hip hop式頭巾去做外科手術;理發店再尋不到穿著白大褂的年輕師傅,他們風情萬種地代言了一種城市流行;時裝品牌例外和江南布衣的店員比大部分顧客穿得有范兒,才更加激發人們的購買欲……“繼航空公司紛紛邀請時裝設計師為其設計制服之后,酒店也開始加入這一潮流”,英國《金融時報》的記者Josh Sims如此說道。顯然,模板化的僵硬制服,已經過時了。

　　網絡生活的深化,讓制服面臨著一個更大的未知變數。淘寶掌柜要展現給公眾的可視形象,只有自己店鋪的頁面,至于顯示器后與客戶熱情交流的客服穿了什么衣服,沒人想知道。當社會行為通過虛擬方式完成時,人便擺脫了制服要求。網絡時代的未來會來的比工業時代快很多,答案也許不久就會揭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