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錢之光誕辰120周年，新中國紡織工業奠基人

　　勵精圖治32年

　　在人口大國成功解決穿衣問題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三次會議，任命政府各部委負責人員。曾山(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華東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為紡織工業部部長，錢之光、陳維稷、張琴秋為副部長。

　　11月1日，紡織工業部正式開始辦公。曾山部長當時在上海主持華東財委工作，紡織工業部工作實際由錢之光主持。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7次會議，任命蔣光鼐(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總指揮、抗日名將、愛國將領)為中央人民政府紡織工業部部長，免去曾山的部長職務。錢之光仍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同年，中共中央任命錢之光為中共紡織工業部黨組書記(在曾山為部長黨組書記時，錢之光為副部長、黨組副書記)，主持全面工作。他同黨外正副部長親密合作，共同為發展紡織工業而奮斗。此后，錢之光一直擔任紡織工業部、輕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直到1981年3月被任命為國務院顧問。在這32年中，錢之光始終以他的遠見卓識、求真務實的精神，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充分發揮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只用了一代多人的時間，就成功地解決了一個十多億人口大國的穿衣問題。

　　國民經濟恢復時期(1949~1952年)

　　從世界工業發展的歷史來說，紡織工業素有“母親工業”之稱謂。它不僅擔負著“衣被天下”的重任，更要為實現國家工業化提供可靠的資金積累。世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都是從發展紡織工業開始的。中國的經濟發展也是如此。建國初期，紡織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產值的35%，穿的商品在全國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占20%，是中國近代工業中最大的一個產業部門，更是國民經濟中一個重要的產業部門。

　　全國解放時，由于國民黨長期的腐敗統治，工農業生產凋敝，國民經濟崩潰，物價飛漲，民不聊生。1949年工農業生產已跌入歷史低谷。以1949年與歷史最高年產量相比，煤減少了一半以上，鐵和鋼減少了80%，工業生產平均減少了近一半。

　　以紡織工業來說，1949年全國棉花生產量只有890萬擔(44.5萬噸)，僅為1936年最高年產量1700萬擔(85萬噸)的52.4%。棉紗產量下降到180.3萬件(每件紗重181.44公斤，總重32.7萬噸)，僅為1933年最高年產量244.7萬件(44.4萬噸)的73.7%；棉布產量下降到18.9億米，僅為1936年最高年產量27.8億米的68%。在全國5億人口中，城市平均每人棉布消費量只有7市尺多一點(2.33米)，農村僅有5市尺(1.67米)左右。由于紗布減產，加上投機資本興風作浪，城鄉市場紗布價格飛漲，嚴重影響人民生活和社會安定。

　　又由于我國的紡織工業是長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環境中發展起來的，飽受國內外反動勢力壓迫，有著深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烙印。

　　1.外國資本和官僚資本占支配地位。在全國500萬棉紡錠中，官僚資本占了將近40%，而且絕大部分是從戰敗國日本手中接收的日資企業。民族資本一直處于被排擠、被壓抑的地位。

　　2.主要生產設備幾乎全部依賴從國外進口，甚至連主要機配件也要靠國外供應。

　　3.紡織原料嚴重不足。我國本來有生產棉花、羊毛、麻、蠶繭等紡織原料的良好自然條件，但由于受戰亂影響，廣大農村陷于破產，紡織原料生產大為減少，長期依賴從國外進口。

　　4.紡織企業基本集中在少數沿海城市，遠離廣大原料產地和消費市場。僅上海一地，就集中了舊中國棉紡設備的47%和毛紡設備的73.5%。

　　5.設備陳舊，技術落后，勞動條件差，生產效率低下。

　　新中國的成立，全國人民期待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把一個滿目瘡痍的祖國建設成一個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

　　毛澤東在1950年就提出：三年五年恢復，十年八年發展。1951年2月，他又進一步要求：以三年時間做準備工作、恢復工作，爭取在1953年開始十年建設。

　　錢之光受命主持新中國紡織工業的恢復和發展，其任務之重大，工作之艱巨，是可以想見的。他帶著黨中央和全國人民的重托，首要的使命就是把這樣一個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產業部門，在較短時間內迅速恢復起來，并為今后的發展創造必要的條件。

　　按照當時各類經濟的分類，全國紡織工業企業分為國營、地方國營、中央公私合營、地方公私合營和私營五大類。中央人民政府規定紡織工業部的職能，一要直接管理國營和中央公私合營紡織工業企業。這些企業是解放時各地接管的官僚資本紡織企業轉制而成的，其中最大的是原中國紡織建設公司。該公司在上海、天津、青島和遼寧等地有85個工廠，其中棉紡織廠有38個，共有棉紡錠177.8萬錠，占全國棉紡錠的35.6%；其余為毛、麻、絲紡織、針織、印染和紡織機械、紡織器材等，多數為大中型骨干企業。地方國營、地方公私合營和大量私營紡織企業，則由各有關省市具體領導和管理。二要對全國紡織工業統籌規劃，進行方針政策和技術方面的領導。

　　部機關組建就緒后，錢之光遵照周恩來總理對政務院各部委的要求，分別召開紡織各行業全國性的專業會議，其目的：一是了解各行業的實際情況，二是確定今后一個時期的工作方針和任務。從1950年3月份開始，相繼召開了全國公營紡織會議(1950年3月2日~22日)、公營紡織機械廠會議(1950年3月2日~22日)、全國毛麻紡織會議(1950年6月1日~9日)、全國復制印染會議(1950年7月18日~29日)等專業會議。在此之前，貿易部在1949年11月17日召開了全國絲綢會議，1950年1月12日，中財委批準貿易部所屬中國蠶絲公司劃歸紡織工業部領導。這些專業會議有的由錢之光親自主持并作會議總結，并請國家領導同志到會講話；有的委托其他副部長或有關司局領導主持。用這樣的方法，貫徹黨和國家對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要求，同時了解情況，調查研究，聽取意見，集中各方智慧，制定恢復和發展生產的方針、措施。

　　錢之光在全國公營紡織會議的總結中指出，1950年全國紡織工業的總方針是：根據國家財政和原料供應情況，在現有基礎上，恢復與改進生產；徹底改造舊企業，對接管企業內部的混亂狀態和壓迫工人的反動、腐朽的管理制度，加以整頓和鏟除，實行民主管理化，進一步調動工人群眾的積極性；按照經營企業化的要求，在國營企業建立經營管理責任制和經濟核標制度，為國家積累資金，穩步發展。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到會作重要講話，指出：“紡織工業的發展，對于今后整個經濟的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紡織工業品，是人民生活所必需。我們今天有很多人還沒有衣服穿，特別是在農村。因此，盡管目前我們已經有517萬紡錠，擁有將近40萬工人，規模已經很大，但離實際需要還是很遠，這就是說，紡織工業有著廣大的發展前途，是可能發展和必須發展的。”“我們沒有足夠的重工業，就有了這個規模不小的輕工業，這是畸形的發展。中國紡織工業過去大部分是帝國主義、官僚資本家辦的，作為他們統治人民剝削人民的工具，現在掌握在人民手里，這就不僅要能夠解決穿的問題，還要積累資本，幫助重工業發展，使輕工業的發展有真正堅實的基礎，這是紡織工業同志們建設新中國的政治和經濟任務，你們要把它擔負起來。”“紡織工業在過去一年中，有很大的成績，第一恢復得快，第二有改進，使成本減低，質量提高，產量增加，貪污浪費減少了。”紡織工業仍有很多困難，原棉不足，敵人轟炸和封鎖，紡織品銷路不暢，這些只是暫時的困難，但是在共產黨面前，在工人階級面前，是沒有什么困難不可以克服的，我們應當有信心。“今后除建立新式棉紡工業外，還必須發展毛、麻、絲等工業。”“紡織工業要向內地發展，向原料產區發展，為農村服務，這是改變我們的殖民地性工業為人民工業的關鍵。這些正確的方針，一定要堅持和貫徹下去。”“工廠中必須實行民主管理，才能發揮工人的生產積極性，才能真正的普遍自覺的做到節約，防止浪費，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增加產量，搞好生產。”

　　朱德副主席同時還號召廣大紡織職工努力生產，積累資金，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

　　之后，錢之光在全國毛麻紡織會議的總結中，針對毛紡業原料供應和產品銷售的困難，對毛紡織業提出三條生產方針：(1)采取盡可能維持的方針，凡設備齊全，技術較高的，應該幫助他們維持下去；(2)生產應轉向，應以生產工業用呢及成品大眾化為方針；(3)爭取出口有困難，主要靠自己，但政府盡量幫助。對麻袋工業，既有原料又有市場，原有設備不夠，可以有計劃地發展。亞麻、苧麻應該重視。

　　復制印染會議認為，印染復制業由于生產能力大大超過了原料供應和市場需要，這種情況解放前早就存在。在目前情況下，印染復制業只能維持現狀。

　　全國絲綢會議認為，家蠶絲目前以恢復生產為主；柞蠶絲外銷暢通，生產成本較低，應大力恢復與發展。在外銷方針上，家蠶絲以生絲為主、綢為副；柞蠶絲以綢為主、絲為副。

　　全國紡織機械會議認為，紡織機械制造業的基本任務：在現有基礎上進行修配紡織機件的分工，逐步改善各廠紡織零件的制造，并以供應各地區所需紡織機配件為首要任務，同時準備紡織機械成套生產的總計劃。

　　通過各種專業會議，雖然指明了各紡織行業恢復生產的方針和方向，但更使錢之光和其他紡織工業部領導同志了解到，在實施過程中還有許多相關的問題迫切需要解決。最緊迫的是要解決原料(主要是棉花)的供應問題。原料不能充分供應，就談不到生產的全面恢復。其次是徹底改造舊企業，從民主改革和改善生產勞動條件入手，進一步調動廣大職工當家作主的積極性，使廣大職工能積極參與到恢復和發展生產中來。

　　首先抓棉花生產的恢復

　　解放前，紡織工業主要靠進口棉花維持生產。解放后，面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棉花的供應成了紡織生產的首要問題。1949年7月下旬，因棉花供應困難，上海中紡公司所屬各廠不得不減少生產班次，從6月份每周開工五晝夜減少為每周開工四晝夜。8月，錢之光隨陳云去上海參加由中財委召開的全國財政經濟會議。當時，投機資本搶購“二白一黑”(指糧食、紗布和煤炭)，先后刮起過四次全國性的物價大漲風。紡織品不但是軍需、民用的主要物資，也是調節市場的重要籌碼。這次會議，中財委為平抑物價，穩定經濟，就恢復紡織工業生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8月8日，陳云在會上指出：“國家掌握足夠數量的糧食、紗布，是穩定市場、控制物價的重要手段。”“要恢復紡織生產，安排棉花收購。這幾個月，紗廠生產能夠維持現狀，每周開工三晝夜到四晝夜，這是好的。”會議布置了棉花收購計劃。陳云要求，“計劃收購共計480萬擔，如果能弄到這個數目，則明年紡織廠開工情況不會比今年壞”，“組織購棉這件事，擔子很重，只要大家齊心協力，是可以辦好的。”8月15日陳云在財經會議總結中提出：要成立一個由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直接領導的花紗布公司，統一供應棉花，收購紗布，既使有限的原棉通過合理分配以維持公私營紡織企業生產，又可以依靠國營貿易部門把主要商品控制起來，便于同投機資本作斗爭。陳云又指出：“維持現有生產雖有困難，但尚有維持的條件。可以設想，把現有紗錠打八五折(這是正常狀況)，然后再打個八折，即每周開工五天五夜，究竟能維持到什么程度，今天還不能定，要等棉花下來后再說。”“華北、華東、華中都要保證棉花收購計劃的完成。”錢之光隨陳云到上海參加這次會議，是他直接參與紡織工業的前奏。當時出任上海花紗布公司副總經理的祝華(原任上海大廈軍代表)，就是由錢之光推薦，經上海市軍管會同意任命的。

　　錢之光從上海回到北平不久，中財委又授權他主持在北平召開全國棉花會議。這是中財委為了恢復紡織生產，穩定經濟，穩定市場的又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措施。對錢之光來說，則使他從此與紡織工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這次會議從9月22日開到9月29日。錢之光在會議總結中指出：“紡織工業在全國輕工業中占最大的比重，過去一部分的原棉依賴帝國主義國家供給，本國棉花未能適應需要迅速發展。目前主要產棉區及各紡織工業中心已經解放，為了改變紡織工業的殖民地性質，維持和恢復紡織生產，以促進人民經濟的發展，并為維持和相當改善廣大紡織工人的生活，因此本年度原棉供應問題的解決，不僅是單純的采購問題，而是有關國計民生的，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工作。”

　　錢之光說：“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此次召開棉花會議，系根據上述認識，并依據本年8月上海會議的決定，進一步研究解決本年度原棉收購與供應問題，原棉加工檢驗分級問題，擴大明年棉田改良品種問題，以及成品調劑促進城鄉物資交流等問題。”

　　這次會議，對1950年全國棉花收購、分配作了統一安排。最后提出建議經中財委作出決定：1950年將棉田擴大到5400萬畝，實際擴大到5679萬畝，比1949年增加36.7%。會議還決定，為了照顧棉農利益，適當提高了棉價，并確定各地棉糧比價；改良棉種，成立棉花檢驗所等措施。1950年4月，中財委又決定在紡織工業部成立纖維檢驗所，統一管理棉花檢驗工作。棉花檢驗標準由紡織部、貿易部、農業部等共同制定。同時，還決定進口斯字棉5A、斯字棉2B、岱字棉15、珂字棉100等優良品種，全面更換中棉和小洋花等舊棉種。

　　各有關省市，積極貫徹這次會議精神。11月12日到22日，華東紡織工業部在上海召開首屆華東紡織會議，確定實行計劃生產和擴大棉田種植面積，爭取一兩年內達到原棉自給。紡織工業部曾山部長、錢之光副部長到會作了指示。

　　這年的10月中旬，全國又一次爆發了物價漲風，紗布首當其沖。對此，中財委作出統籌決策，決定于11月下旬，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漢、西安等大城市，同時拋售紗布，運用經濟手段控制市場，嚴厲打擊投機資本。11月初，錢之光正在組建紡織工業部時，又接受中財委的委托，先后到上海、漢口靈活調度兩地庫存紗布，以落實中財委的決定。他到上海摸清紗布生產、庫存和市場情況后，決定將上海部分庫存紗布調往武漢，并親自押車。當時貨車上既無鋪位，也無茶水和飯菜供應，旅途十分勞累。當紗布運抵武漢后，中南區財委的劉一清、曾傳六等看到倉庫內堆滿了紗布，都十分高興。這批紗布保證了武漢市場按時拋售，從而穩定了物價。這次上海、武漢之行，他還根據陳云指示，同時催促華中棉花東運，以保證上海紡織企業開工生產。

　　1950年棉花豐收，共產棉1400萬擔，為1949年的156%；到1952年，棉花產量已達到2607萬擔，從而緩解了解放初期紡織工業原料供應緊張的狀況。

　　1951年6月18日，中財委主任陳云，副主任李富春、薄一波向各省、市、區和各部委發出《為突擊增產紗布兩個月》的電報指出：前因原棉不足，影響停工減產，致使紗布存底薄弱，加以全國豐收，人民購買力不斷提高，紗布需要量激增，現為充實紗布供應力量，擬自11月份起全國公私營紡織廠一律突擊增產兩個月，以供需要。

　　紡織工業部根據中財委安排，迅即組織全國棉紡織廠突擊增產紗布。各地迅速行動，到11月底，超額完成國家規定的增產數額。為此國家表彰獎勵了紡織職工，在青島修建了全國第一座紡織工人療養院。錢之光和全國紡織工會主席陳少敏親自為療養院建成剪彩。

　　棉花生產的豐歉，直接關系到紡織生產的增減。錢之光安排紡織工業的生產，首先是考慮棉花的平衡。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包括周恩來總理，在三年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每年都親自抓棉花生產，以保證紡織工業的健康發展。

　　第二對原有企業實行民主改革

　　解放后，工人階級翻身當了國家主人，但接管的舊企業，還存在不合理的壓迫工人和有損人格尊嚴的封建壓迫制度，嚴重束縛工人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根據錢之光1950年3月在公營紡織廠廠長會議提出實行民主管理的部署，1950年4月，國營紡織企業全部廢除搜身制度(上海率先于1949年11月1日在上海第十棉紡織廠工會成立大會上宣布廢除搜身制度，嗣后各棉紡織廠相繼廢除)。1950年11月，上海各私營廠也全部廢除了搜身制。

　　1951年3月20日至4月10日，紡織工業部召開全國國營紡織廠行政會議，黨政工三方面都派代表出席。會議決定：(1)不合理的壓迫工人的制度，“拿摩溫”制度等，應予廢除“拿摩溫”是英文number one的諧音，意即“第一號”，是舊中國工廠中工頭的別稱。最先只用于外資紗廠，以后華資紗廠也沿用此名稱。有的工廠叫“堂信”，蠶絲廠叫“備車”。舊中國的紡織廠里，每一個車間都有一個“拿摩溫”。

　　“拿摩溫”不參加勞動，專門監視、管理工人干活。他們可以開除、處罰工人，隨意打罵工人。工人進廠、逢年過節和“拿摩溫”家婚喪喜慶，工人都得向“拿摩溫”送禮孝敬。有的“拿摩溫”還在工人工資中撈取回扣；乘工人之危放高利貸進行盤剝；甚至仗勢凌辱和奸污女工。新中國成立后，1951年結合民主改革運動，民主產生生產小組長后，“拿摩溫”制徹底廢除)。(2)現在繼續留在工廠中為非作惡的破壞分子，應立即清洗。(3)凡壓迫工人很厲害，為多數工人十分痛恨，而現在作風未變的，應予開除。(4)對于那些過去壓迫工人，現在已改變作風，現仍為工人十分不滿的，應使其向工人道歉，或調動職位。(5)毫無技術，而占據高位，領高薪者，應撤換工作。會后，各地國營紡織廠為了堅決廢除“拿摩溫”制度，按照上述行政會議決定的政策，著重以教育為主，對于“拿摩溫”按照不同情況作出區別對待。廢除“拿摩溫”制以后，民主選舉生產小組長，工廠行政組織實行廠長—車間主任—生產組長三級制的領導體制，并制定了各級生產責任制和工人崗位責任制。這一改變，對各廠生產改革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步驟。

　　1951年1月19日，錢之光代表紡織工業部在政務院第68次政務會議上作《關于紡織工業部1950年工作總結及1951年工作方針和任務的報告》指出，近一年來，在紡織企業進行了初步的民主改革，大部分紡織廠已經廢除有損工人尊嚴的相關制度。經過這些工作，大大調動了廣大職工的主人翁積極性，使生產經營逐步走上了社會主義軌道。

　　第三改善勞動條件和職工生活福利

　　針對紡織廠生產勞動條件差，影響了工人人身安全和健康，紡織工業部于1951年2月16日~3月9日，專門召開輔助設備會議，研究改善全國紡織工人勞動條件，提高生產效率。會議交流了各種降低車間溫度的經驗，要求各地在6月中完成改進空氣調節設備工作。會后多數國營企業在車間增添了通風降溫設備，增加了安全防護裝置，并新建了職工宿舍、醫院、托兒所、哺乳室等福利設施。1952年12月18日，紡織工業部再次發出指示，規定車間最高溫度，要比1951年的規定下降華氏2~6度，并要求各地為爭取今后二三年內基本上解決高溫問題做好工作。

　　1953年5月，紡織工業部與全國紡織工會聯合召開全國紡織工業勞動保護工作會議，貫徹安全生產、預防為主的方針，提出在企業中建立安全衛生責任制，改進機械設備和安全防護裝置，改善通風降溫，建立衛生保健網，并建立勞動保護的專職機構。工人們稱過去高溫悶熱的車間現在是“車間里的春天”，“是第二次解放”。

　　與此同時，還進行了工人工資改革。1951年10月10日，紡織工業部公布《棉紡織工人工資制度調整方案》。規定計時工人實行八級工資制；計件工人廢除累退，實行無限制計件工資制。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關于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后，青島紡織管理分局為解決棉紡織廠的勞動力過剩問題，逐步改開三班八小時制。由于事前有充分準備，依靠群眾，黨政工團密切配合，穩步慎重，因而是順利的、成功的。1952年9月12日，中共紡織工業部黨組就此向毛主席、黨中央、政務院黨組、中財委黨組報告。9月17日，中共中央批準了這一報告。從此各地國營紡織廠普遍由一日兩班、每班10~12小時改為三班、每班8小時工作制，私營紡織廠到1953年也完成了這項改革。紡織工業的每日三班8小時工作制，成為當時解決城市就業，減輕工人勞動強度，增加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好辦法。

　　經過這些工作，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職工的主人翁積極性和勞動熱情，投身于紡織工業的恢復工作。

　　第四采取各種措施恢復生產

　　為了促進紡織工業生產的恢復，錢之光在狠抓棉花生產的恢復和增產、調動職工積極性等一系列措施外，特別注意抓好紡織機配件生產，保證生產設備正常運轉。這是錢之光在抓紡織工業恢復和發展中，始終抓住不放的三項重大工作：一是原料；二是生產力；三是生產手段。繼1950年3月召開全國公營紡織機械廠會議后，1950年9月7日，紡織工業部又發出《為明確各地紡織機械生產方針與當地紡織廠配件修造規定的通知》，規定各紡織機械廠以供應各地區紡織機配件為首要任務；同時，要求各地紡織工業主管部門組織紡織廠附設的修配力量，生產機配件，以保證各紡織廠的正常生產。

　　恢復和提高生產的又一項重要措施是提高生產力。為此，在全行業開展了增產節約的勞動競賽，在競賽中總結推廣先進經驗。1951年4月，在紡織工業部和全國紡織工會的組織下，青島、天津、東北紡織職工簽訂《愛國主義勞動競賽合同》。在他們的推動下，全國紡織職工的愛國主義勞動競賽蓬勃開展起來，生產效率大為提高，并在競賽中涌現出大批先進人物，他們努力鉆研技術，改進操作方法，創造了許多新紀錄。1951年8月，紡織工業部和全國紡織工會組織力量，總結了青島國棉六廠女工郝建秀創造的細紗擋車巡回工作法的經驗，命名為《郝建秀工作法》。同年9月，全國紡織工會在青島舉辦學習班，推廣《郝建秀工作法》；10月，紡織工業部正式發出《關于普遍開展郝建秀工作法的指示》。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由中央部委首次在全國推廣以普通工人姓名命名的先進操作技術。此后，紡織工業部和全國紡織工會又聯合總結出《“五一”織布工作法》《“五三”保全工作法》，推動了全國紡織工業操作技術的發展，保證了紡織產品產量、質量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1952年10月18日，紡織工業部發出《關于鞏固先進經驗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紡織工業局、各紡織廠成立推廣先進經驗小組，普遍地進行一次推廣先進經驗的補課工作，訂出切實可行的必要制度，使這一工作深入普遍地開展下去。

　　第五幫助私營企業擺脫困境

　　在恢復公營紡織企業生產的同時，對為數眾多、產值占紡織工業67%的民族資本企業，也急需幫助他們擺脫困境。從1950年開始，國家對私營企業就把原來“臨時收購、以花易紗”的聯系方式改變為“加工定貨”。1950年5月，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云對紡織工業部指出：“紗布依然是我們物資中的弱點，決定對內對外增購棉花，擴大委托上海私營紗廠代紡代織數量，力求在短期內增加紗布實力。”又指出：“在華東，最重要的是紡織工業，要采取國家調撥原料、私營工廠加工的方式，以維持生產。”當時實行“加工定貨”，目的既是為穩定物價，增加控制市場的紗布實力；也是為幫助私營企業擺脫資金、原料的困難，使生產納入正常軌道。這對私營企業的改造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步驟。

　　實行“加工定貨”，需要制定合理的工繳費用。原來實行“以花易紗”，是國家以低于成本的價格向私營企業配售原棉，借以解決私營廠的原料問題；實行“加工定貨”以后，就要改為國家除按每件紗實際需要的原料數量配給原棉外，對工繳費(包括利潤)和稅金，都改為現金支付。工繳費用標準的確定，不單純是一個具體的業務計算問題，它對于正確利用私營企業的積極性和處理好公私關系，具有很強的政策性。中財委主任陳云親自指定這項任務由錢之光負責處理。錢奉命后，便與私營企業的代表就這個問題進行了研究討論。他首先通過調查，掌握了棉紗生產成本與一般利潤、稅收等第一手材料；同時，對國家提出的“加工定貨的合理利潤，一般按照正常合理經營的中等標準計標”的基本政策精神，反復進行了推鼓，從而對棉紗的合理工繳水平，做到胸有成竹。經過與幾個地區的民族資本紡織企業的代表等協商討論，大家都同意錢之光提出的意見，認為符合實際，能夠照顧到私營企業的利益，可以鼓勵他們經營的積極性，比較充分地體現了國家的公私兼顧政策。

　　當時，上海私營紡織企業的資本家并不看得起共產黨。陳云要錢之光來處理對私營紡織廠實行“加工定貨”制定工繳費的標準，工繳費怎么算？算多少？爭議很大。計算工繳費是在陳云領導下，紡織工業部領導和上海紡織資本家的一次交鋒。錢之光的計算，既精確又考慮周到；既體現了政策，又適當照顧了資本家的利益。這使上海紡織業老板折服了。上海安達廠的大老板劉靖基(此人后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由此稱贊錢之光是“鐵算盤”。

　　這項政策執行后，1950年7月，上海實行“加工定貨”代紡代織的私營紡織企業達到私營紡織企業總數的90%。這些代紡代織企業通過工繳貨價的管理和核算，在正常發展生產的同時，經營管理更獲得逐步的改善。到1952年，私營企業的設備利用率已經達到80%以上，棉紗產量也比1949年增加了50%。私營企業從此逐步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向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

　　錢之光帶領紡織工業戰線廣大職工，在黨中央和政務院的直接領導下，經過兩年多的努力，使紡織工業的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紡織工業生產得到全面恢復。到國民經濟三年恢復時期結束的1952年，紡織工業的主要產品產量，已經超過解放前的歷史最高水平。棉紗產量達到362萬件，比1949年的180萬件提高了一倍；棉布產量達到38億米，比1949年增加一倍多。麻紡織品、絲綢等產量都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紡織工業的職工人數由1949年的76萬人增加到100萬人；全民所有制獨立核算的紡織工業企業利稅總額由1949年的0.99億元增加到7億元，增加6倍多。紡織品的市場供應也隨之增加。棉布人均分得量1949年只有3.49米；到1952年，在全國人口增加的情況下增加到6.66米。各地紡織企業的生產都已走向正常，建立起了較合理的管理秩序。紡織企業的管理工作比較扎實，就是在這個時候打下的基礎。

　　第六為大規模建設做好準備工作

　　錢之光在悉心部署和組織紡織工業的恢復工作并初見成效后，就把注意力重點轉向做好大規模建設的準備。1951年1月19日，錢之光在政務院第68次政務會議上作《關于紡織工業部1950年工作總結及1951年工作方針和任務的報告》，并經同次會議批準。報告提出了1951年紡織工業的方針是：提高生產，改善管理，重點建設，準備發展。在此之前，1950年11月22日，紡織工業部就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棉紡織會議，決定1951年棉紡織工業實行這一方針，并確定1951年麻袋工業的方針是：節約成本，發揮設備效能，提高產量，改進管理，準備發展。這些會議都提出重點建設穩步發展的問題，目的在于引導大家要為大規模建設做好準備。

　　錢之光強調，我們需要做的準備工作一大堆，但一定要從設備、人才等基礎開始，并要立足于自力更生，靠自己動手，不要等待，不要依賴別的部門。第一，根據紡織工業建設需要，于1951年8月15日召開全國紡織機械制造會議，研究和討論調整生產能力，分配制造任務以及制訂棉紡織機械技術標準等，解決新建棉紡織廠急需的成套設備。現代化的山西經緯紡織機械廠也于1951年4月正式動工興建。第二，為準備大規模建設培養技術人才的直屬華東紡織工學院在1951年7月正式成立。第三，1951年7月紡織工業部正式成立新民工程公司，承擔部分新建棉紡織廠的設計和建設工作。第四，1952年7月，紡織工業部機關成立基本建設局、機械制造局、勞動工資局、基建設計公司，以適應紡織工業發展的需要，各大區紡織工業管理局也相繼成立基本建設處。同時以新民工程公司的技術干部為班底，組建基本建設局設計公司，并相繼組建了紡織工業部直屬的華北、西北、華東、中南4個建筑工程公司。第五，1952年12月15~23日，紡織工業部召開紡織工業基本建設會議，總結自1951年以來建設4個棉紡織廠和經緯紡織機械廠、哈爾濱亞麻紡織廠(由蘇聯援建)的經驗，強調基本建設工作必須做好充分準備，要有正確的勘測和設計，要加強施工的管理，要積極地有計劃地培養和組織基本建設力量，還要加速培養技術力量適應新廠建成后的迫切需要。

　　這些工作都為“一五”計劃時期紡織工業大規模建設，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1953~1957年)

　　1953年，國家在勝利實現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后，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紡織工業隨之進入了一個大發展的時期。

　　這一年的秋天，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主持會議，專門討論紡織工業的發展問題，周恩來、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領導同志都參加了會議。錢之光代表紡織工業部黨組匯報了紡織工業的基本情況和有關建設規模的意見。毛澤東聽得很仔細。他同意錢之光在匯報中提出的分析，并且認為在計劃方案中，發展規模還可以再大一些。他說：“不是180萬錠，也不是250萬錠，而是300萬錠。”會議進行中，涉及棉花供應問題，于是又把主持農村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請來一起研究。會議從晚上7時一直開到深夜。就在這次會議上，原則上確定了我國紡織工業大規模發展的決策。

　　隨后，于8月10日向中共中央作了《關于目前紡織工業基本情況及今后工作部署的報告》。錢之光說：“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紡織工業完成了企業的恢復和初步改造工作，并使紡織生產有了一些發展。國營企業曾先后進行了民主改革，發動職工群眾開展勞動競賽，推廣先進經驗，并進行了工時和工資等方面的改革，生產量和勞動生產效率逐年均有增長。”紡織工業今后的指導方針和任務是：

　　第一，在不斷改善企業管理，提高技術水平和改進設備的基礎上，充分發揮現有企業的潛在力量，增加生產，提高質量，保證人民生活需要。

　　第二，根據需要與可能，在中國腹地產棉區，有計劃地建設新廠，擴大內地紡織工業的基礎。

　　第三，在保證社會主義經濟比重不斷增長的前提下，正確領導私營企業向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并逐步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發揮其積極方面的作用。

　　不到兩個月，10月8日，中共中央即作出對《紡織工業部黨組關于目前紡織工業基本情況及今后工作部署的報告》的批示：

　　(一)中央批準紡織工業部黨組關于目前紡織工業基本情況及今后工作部署的報告。希望紡織工業部所屬各企業按此執行。原件及中央批示一并轉發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黨委和中央各部門參考。

　　(二)紡織品的供應是關系全國人民生活的一件大事，是關系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聯系，特別是與農民聯系的一件大事。因此，在集中力量建設重工業與繼續努力發展現有企業的生產潛力的方針下，應及早注意適當地發展紡織工業的問題。根據全國人民對棉布的需要與紡織工業部在報告中所提的意見，中央認為紡織工業系統除努力發展現有企業設備的潛力外，在5年內應考慮至少爭取增加300萬左右的紗錠(包括50萬錠擴建在內)而不是250萬紡錠，是必要的。這樣才能基本上滿足人民群眾對棉布的需要。為此，中央責成紡織工業部黨組根據中央的指示，認真地、切實地研究紡織工業五年建設方案和逐年建設進度計劃，并提交國家計劃委員會審核后報中央批準；同時，紡織工業部門應積極地有計劃地逐步加強基本建設的力量，特別是技術力量，以適應基本建設逐年進度的需要；應積極地有計劃地在現有企業中培養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以適應新建企業開工生產的需要。

　　此外，紡織工業部應切實計算隨著紡織工業生產力量的增長，提出逐年所需原料(棉花及其他經濟作物)的數量、品種和規格。商業部和合作社應改善棉花收購工作，加強對私商的控制。除必須者外，一般應禁止私商收購棉花。農業部應切實研究并提出增產棉花的具體計劃，并應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為重點。為了擴大棉田單位產量，應增加磷肥的生產，責成重工業部會同農業部加以研究。以上各項經各有關部門研究后，一并交國家計劃委員會審查，并在編制五年計劃中一并考慮。

　　(三)滿足人民群眾棉布的需要，不僅要注意數量(自然數量在今天還是首要的問題)，還應及早注意紡織品的質量、品種和花色的問題。隨著生產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民對紡織品將要求更好的質量和更多的品種、花色。這種趨勢勢必還要發展，如果我們不及早注意這一方面，不采取有效辦法來提高國營紡織工業產品的質量、加強印染、增加品種花色，則會使我們的產品不為群眾所喜歡，不能適應人民的需要，勢必形成積壓，這就會使國營紡織工業，在領導私營紡織企業方面，處于不利的地位。因此，紡織工業部應特別注意加強新產品的設計工作，認真研究提高產品質量。

　　(四)國營紡織工業這幾年來在發揮設備效能、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約原料、降低成本等方面，是有成績的。為了供給人民群眾以物美價廉的產品，為了給國家積累更多的資金，為了保證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比重的不斷增長，紡織工業部應繼續努力防止和克服自滿情緒、保守思想和某些浪費現象，加強對私營紡織企業的領導，引導其逐步走上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并進一步提高紡織企業的勞動生產率，為增加生產、提高質量、降低成本而斗爭。

　　中共中央的這個批示，充分說明了紡織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指明了紡織工業今后幾年的方向。批示要求各有關部門努力配合紡織工業部門，解決紡織生產中的有關問題，以加快我國紡織工業的發展，適應人民衣著和國家建設的需要。

　　這幾年，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國家領導人多次聽取錢之光關于發展紡織工業的匯報；并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在中南海瀛臺辦了一個紡織工業小型展覽會，以實物形式匯報紡織工業的發展成就，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親臨參觀，充分肯定紡織工業發展的成就，并作了許多重要指示。

　　后來，毛主席又專門聽取包括紡織部在內的各經濟部門的匯報。錢之光專門組織各省、市、區有代表性的紡織企業，總結經驗，反映情況，提出今后的發展方向和目標，向黨中央寫報告，并在總結企業經驗的基礎上，就紡織工業的發展問題，直接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陳述紡織工業的發展情況、經驗、問題和今后工作設想。毛主席充分吸取了各經濟部門的情況反映，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論十大關系》中，都把發展輕工業(包括紡織工業在內)看作是實現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問題。

　　周恩來1953年9月8日，在第一屆全國政協第49次常委會上的報告，對發展輕工業的重要意義說得很明確。他說：把重工業作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中心環節，是不是意味著忽視輕工業和農業呢？“所謂集中主要力量，不是集中‘一切’力量；不是要冒進；不是搞重工業，其他就不搞了。”他說：“輕工業是保證人民需要的。現在人民的購買力一天比一天提高，既然有這樣大的購買力，就要逐步滿足他們的需求，就要相應地發展輕工業。同時輕工業發展了，就便于積累資金。所以對輕工業的相應發展，我們黨和國家是不能忽視的。”

　　在紡織工業進入大規模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1953年8月10日，錢之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匯報時，提出的三項任務：(1)發揮現有企業潛力；(2)有計劃地建設新廠；(3)發揮私營紡織企業的積極作用。這是錢之光為實現毛主席和周總理關于發展輕工業的一系列指示所采取的重要措施。

　　第一發揮現有企業潛力

　　當時大規模的新廠建設剛剛起步，雖然每年都有新廠投入生產，但提高紡織工業的生產力，增加生產，主要還是要靠現有企業。在三年恢復時期，紡織工業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恢復了棉花生產，進行了民主改革和工時工資改革以及勞動條件、生產條件的改善，職工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空前高漲。這就為“一五”期間的更好、更快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在此基礎上，錢之光在每年召開的廠長會議和有關生產會議上，都反復強調要抓好生產和技術管理工作，安排好老廠設備改造和填平補齊，以及根據原材料的供應情況，組織好有序的生產，充分發揮現有企業的潛力。

　　1953年12月底，紡織工業部向黨中央作《1953年工作總結與1954年工作部署的報告》就提出：1953年是國家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紡織工業比較全面地完成了生產計劃，并超額完成了新廠建設任務。1953年主要做了四個方面的工作；一是計劃管理的思想，已在一般干部與工人群眾中建立起來。二是抓緊解決了紡織生產上的幾個關鍵問題，包括解決細紗斷頭率，強調提高產品質量，改進老廠的通風降溫設備，總結《“五三”機器保全工作法》。三是通過增產節約，提高各級領導水平。四是完成了新廠建設任務，發展了基本建設力量。報告提出了1954年的工作方針：應以加強計劃管理，推行作業計劃為中心；加強技術管理，推廣先進經驗；建立與健全生產區域管理責任制。這些工作集中到一點，就是要進一步發揮現有企業的潛力。

　　1954年2月召開的全國國營紡織廠廠長會議，國家副主席朱德到會作了重要指示。會議確定1954年紡織工業的方針和任務是：以繼續加強計劃管理、推行以作業計劃為中心，進一步加強技術領導，推廣先進經驗，開展勞動競賽，有步驟地建立廠長負責制、生產區域管理制及其他有關責任制，繼續改善勞動組織，大力培養干部，加強財務成本管理，逐步貫徹經濟核算制，把企業管理水平提高一步。

　　發揮現有企業潛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對現有設備的改造和填平補齊。

　　1954年8月，紡織工業部確定了老廠改造的方針原則。主要是：在現有廠房和設備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潛在力量，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以增添設備，縮短工藝流程，局部改裝和增添為主，并適當地在需要和可能的條件下，對部分設備進行更換，達到保證生產、增加產量、提高質量、降低成本的目的。同時，相應地在福利設施和職工住宅方面，部分加以解決和提高。隨后的幾年中，由于紡織機械的發展，這些方針得到了順利的貫徹。

　　上述一系列措施得到實施，從根本上改變了原有企業的面貌，生產能力得到很大的發揮。以棉紡工業為例：1957年與1949年相比，設備利用率提高了20%以上；中支棉紗全國平均1000錠每小時產量由18公斤提高到25公斤，增加了34%；每件紗平均用棉量由210公斤減到193公斤左右，減少了8%，細紗工人看錠能力由每人看300~400錠增加到800錠以上。

　　為了使有限的棉布資源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保障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從1954年開始，國家對棉布實行統購，發放布票，實行按計劃定量供應。在這以后，布票的發放和兌現，牽動著全國億萬人民的心，也是擺在紡織工業部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錢之光對此極為重視，每年編計劃時都要會同國家計委、商業部等進行反復平衡，仔細核實生產能力、原料資源以及其他條件，作出適當安排，并努力增加生產以確保布票兌現。

　　增產棉紗棉布，要有棉花資源保證。因此，錢之光對棉花的生產供應情況特別關切。每當棉花收購季節，錢之光總是按旬按月仔細查看棉花收購進度，做到心中有數。“一五”計劃的五年中，中國棉花生產是“兩豐兩歉一平”。為了減輕因棉花產量豐歉而造成紗布生產的波動，錢之光提出了在計劃安排中“以豐補歉，留有余地”的方針，以保證生產和市場供應的平衡。

　　第二有計劃地建設新廠

　　錢之光認為，搞建設首先要解決機器設備問題。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他就把紡織系統的修配廠組織起來生產配件，保證了生產企業的需要；同時組織一些較大的紡織機械廠生產成套棉紡設備，建設了咸陽、邯鄲、武漢三個地區的第一棉紡織廠和新疆七一棉紡織廠。為了發展紡織機械，又開始建設規模較大、設備先進的經緯紡織機械廠，這個廠于1954年8月建成投產。1953年3月20日，紡織工業部又決定將上海第二紡織機械廠、中國紡織機械廠、遠東針布廠、天津紡織機械廠、青島紡織機械廠、經緯紡織機械廠、鄭州紡織機械廠均劃歸紡織工業部紡織機械制造局直接管理。這就為“一五”期間紡織工業的大規模建設和援外建設提供了先進的成套設備。

　　錢之光在紡織工業中抓紡織機械工業，做到自力更生、獨立地發展紡織工業，多次受到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和朱德副主席稱贊，紡織工業部也被譽為“半個機械部。”

　　大規模建設新廠，就要抓好基本建設工作。早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錢之光就有計劃地開始抓緊這項工作，組建了基本建設局、紡織設計院、建筑工程公司和安裝工程公司。這支建設力量承擔了這一時期將近80%的紡織工業新廠建設任務，干凈、利落地建成了北京、石家莊、邯鄲、鄭州、西安5個棉紡織工業基地的19個棉紡織廠，總規模達161萬錠，并配備了相應的織機和印染能力。相當于中國已有棉紡織總規模的32%。

　　在建設五個棉紡織基地同時，還建設了浙江麻袋廠、北京合成纖維實驗廠、株洲苧麻紡織廠、杭州絲綢印染聯合廠，開始建設保定化纖廠等現代化的新型工廠。

　　在大規模進行新廠建設中，錢之光除組織紡織機械制造力量，組建基本建設的勘測、設計、施工和安裝隊伍外，更親自帶領各有關司局的領導同志、工程技術人員，深入內地產棉區，調查研究，而后根據棉花生產情況，交通運輸、水電供應和勞動力的組織情況，選定合適的廠址，確定建設規模，制訂基本建設計劃，組織基建力量進行設計、施工。根據建設計劃，對全國紡織機械設備的成龍配套，排出供應進度，保證設備的及時供應、安裝和試車。在建設過程中，同時組織老紡織基地的企業，抽調工程技術人員和各類管理人員定點成套的為新廠配備干部，組織工人的培訓，保證新廠建成一個，投產一個，很快進入正常生產，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迅速緩解人民對紡織品的需求和為國家提供資金積累。由于有自己的機械制造力量、自己的基本建設隊伍，并組織各類人員的及時到位，大大加快了建設進度和順利的投入生產。五個紡織基地的建設，基本上都做到一年半左右建成，一年半左右收回建設投資。每個基地中都根據建設規模合理地配備了棉紡織廠、印染廠、針織廠，保證了最終產品按質按量的供應市場，大大改善了人民缺衣少被的狀況。五個紡織基地都建設在內地產棉區和消費區，這就極大地改善了舊中國紡織工業集中在沿海的不合理布局。

　　在國內開展大規模建設的同時，積極配合我國發展國際統一戰線，援助第三世界國家建設現代化的紡織企業，幫助他們發展民族經濟。僅在“一五”期間，就援助緬甸建設了用本國棉花生產的兩個紡織廠，接著又幫助了朝鮮、蒙古、柬埔寨、斯里蘭卡、也門等亞洲國家建設了12個紡織成套項目，形成第一個援外高潮。

　　第三發揮私營紡織企業積極作用

　　對于私營企業，錢之光在對他們擴大加工定貨范圍的同時，把國營企業的生產管理經驗向他們推廣，幫助他們提高技術，改善質量，改進經營管理。

　　1955年，在農業合作化運動迅猛推動下，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合營的浪潮也以洶涌澎湃之勢席卷全國。1955年第三季度，在全國各地出現了部分紡織行業的全行業公私合營。到1956年1月底，全國50多個資本主義工商業比較集中的大中城市，都相繼宣布實現全市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到年底，全國所有私營紡織業都納入了公私合營的軌道。企業公私合營后，生產建設納入國家計劃，國家采取了各項扶持政策，職工群眾的主人翁積極性得到充分的發揮，生產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第四總結“一五”計劃的經驗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使紡織工業的發展取得了豐富的經驗。1956年2月17日，錢之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匯報時，對紡織工業幾年來的經驗概括了以下四條：

　　(一)生產管理上應抓三個基本環節：一是技術定額；二是技術管理工作；三是產品質量標準。

　　(二)基本建設方面，采取以下幾項措施：一是盡可能簡化設計程序，采用標準設計，重復利用設計圖紙；二是加強設計、施工、安裝過程中的組織工作；三是推廣預制構件，實行工廠化施工。

　　(三)在我國機械設備還不能滿足需要的情況下，由專業部門組織力量，生產本部門需要的生產設備，是必要和有利的，保證了紡織工業所需要的裝備，加速了基本建設速度。

　　(四)對私營紡織工業實行統籌兼顧和全面安排，在工作發展上取得主動，也便于對他們進行改造。

　　這些經驗總結，對紡織工業今后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是十分寶貴的。

　　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紡織戰線的廣大職工，發揚艱苦創業、不怕困難的精神，提前超額完成了“一五”計劃的各項指標，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工業總產值(按1952年不變價格計算)1957年達到173億元，為1952年110億元的157%，平均每年增長9.5%。棉紗產量“一五”計劃規定為500萬件，棉布55.83萬米；1956年都已提前一年實現。1956年棉紗產量達到524萬件，棉布達到57.7億米。利稅：1952年全民所有制獨立核算的紡織工業企業利稅總額7.2億元，1957年提高到11.9億元，占全國工業部門利稅總額的10.3%。新建棉紡織廠68個(指基本建設投資在500萬元以上的企業)，總規模為240萬錠，6.1萬臺織機；包括在建工程，總規模超過300萬錠，實現了毛主席提出建設300萬錠的要求。同時還興建和擴建了6個印染廠、3個毛紡織廠、7個麻紡織廠、4個絲綢廠和3個化纖廠、1個紡織機械廠，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建設任務。

　　從紡織品市場銷售情況來說，1957年國內市場棉布零售量為43億米，而同年紡織工業的生產量已達到50多億米，保證了市場的需要。與1952年相比，全國衣著類商品零售總額由50.8億元上升到82.6億元，增長63%；而同期棉布零售量增長40%，呢絨、綢緞等零售量增長近一倍，針織內衣零售量增長近6倍，表明人民的衣著狀況已經有所改善。

　　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1958~1962年)

　　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代表黨中央作了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考慮到第二個五年計劃人民消費水平逐步提高，若干輕工業品的生產能力將會不足，有必要適當提高輕工業投資的比重。根據這個精神，“二五”期間國家對紡織工業的投資，由“一五”的17.5億元提高到21.3億元，體現了黨和國家對紡織工業的重視。

　　在八大會議上，錢之光也就“二五”計劃發展紡織工業的基本設想和部署發了言。他著重闡述發展紡織工業不僅可以滿足人民需要，而且可以較快地收回投資，為國家建設積累資金，這種積累的速度和數量，對發展我國工業建設有利。同時就紡織工業老廠的設備利用率已經很高，提出要有步驟、有重點進行技術改造。對于新廠建設，除了要進一步合理布局以外，還提出必須要盡量采用工藝流程短、生產效能高的先進設備，以保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為此要繼續加強基本建設和機械制造力量，進一步擴大棉、毛、麻、絲成套紡織設備的制造能力。錢之光還就增加農業原料的生產和儲備以及發展化學纖維工業提出了建議。

　　錢之光在八大會議提出關于“二五”紡織工業發展規劃的設想時，是充滿信心的。因為經過國民經濟恢復和“一五”時期七八年扎扎實實的工作，紡織工業已經建立了相當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到1957年，全國紡織生產企業已經有700多萬棉紡錠和其他毛麻絲等設備在高效率地正常運轉；紡織機械已經有年產70萬錠成套設備制造能力；基本建設已經有能力完成240萬錠新廠建設任務，并擁有工程質量良好的設計、施工、安裝力量；科學研究也已經建立了一支具有較高技術水平、理論素養和實踐經驗的科研技術隊伍，等等。依靠這樣一支力量，加上國家增加建設投資，完成“二五”計劃的目標，使人們生活進一步改善，是完全可以保證的。

　　這些方針政策和具體部署是符合我國當時實踐情況的。后來，我國的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五”計劃勝利完成后，從中央到地方，從干部到群眾，都要求進一步加快經濟的發展速度，更快更多地改善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為了促進國民經濟的“大躍進”，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做出改進管理體制的決定。在工業管理體制方面，決定國務院各主管工業部門，不論輕工業或者重工業部門，以及部分非工業部門管理的企業，除一些主要的、特殊的以及“試驗田”性質的企業仍歸中央繼續管理外，其余企業原則上一律放下，歸地方管理。在指導方針上也出現了“左”的錯誤，農業“放衛星”，鋼鐵“放衛星”，許多行業都“放衛星”，高指標、瞎指揮、脫離實際、急于求成的思想占了上風，綜合平衡受到破壞，生產在一段時間內失去了控制。

　　錢之光一貫實事求是的作風，在這種“左”的思潮沖擊下，仍堅持調查研究，從實際情況出發，不“跟風”，不“放衛星”，對于一些明顯不符合科學的行為，則進行耐心的說服和勸阻，因而避免了許多不應有的損失，保持了紡織工業較為順利的發展。

　　第一紡織機械、化學纖維仍歸紡織部管理

　　1957年11月18日，國務院公布《關于改進工業管理體制的規定的命令》指出：“紡織工業先下放一小部分，以后根據具體情況再定大部分下放的步驟”。1957年12月28日，經國務院批準，將部分地區分散的紡織廠，包括上海的單獨織布廠，分散的毛紡織廠、麻紡織廠、絲綢廠、針織廠、器材和機器修配廠等59個企業下放，分別由各有關省、市、自治區領導。

　　1958年3月27日，經國務院批準，紡織工業部除管理紡織機械設計和制造、基本建設設計，以及部署保定、丹東、北京三個化學纖維廠以外(今后新建化纖廠仍由紡織工業部建設、管理，中小型化纖廠由地方建設管理)，其他棉、毛、麻、絲等紡織企業和基本建設的工程公司、中技學校、技工學校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體制下放后，紡織工業部負責全面規劃、協作平衡、技術指導和督促檢查等4方面工作。

　　1958年6月17日，經國務院批準，紡織工業部將所屬紡織機械制造廠和化學纖維廠下放省、市管理。

　　1958年6月20日，紡織工業部、化學工業部聯合通知有關地區，化學纖維工業劃歸化學工業部，保定及丹東兩個人造纖維廠下放地方管理。

　　1958年7月7日，紡織工業部、第一機械工業部聯合通知，原屬紡織工業部的紡織機械制造管理局改為一機部七局，原紡織機械研究設計院撤銷，全部設計業務下放給廠，另成立紡織機械研究所，由一機部七局領導。

　　這些紡織機械廠下放地方管理后，地方根據本省需要，給紡織機械廠增加了許多其他任務，或者把鋼材挪作他用，以致1958年原訂生產棉紡錠120萬錠的計劃，到7月底僅完成了30萬錠，各地計劃新建棉紡織廠也拿不到計劃內的設備。為此，紡織工業部黨組在8月25日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作了報告。中央隨即批轉各省、市稱：“1958年有紡織機械制造任務的省、市，必須抓緊完成，并爭取超過，超額完成的部分可就地安裝”。

　　1958年9月11日，紡織工業部發出通知：根據國務院決定，紡織機械工業仍劃歸紡織工業部領導，并將一機部七局劃歸紡織工業部領導，設立紡織機械司。另設紡織工業部機械研究所，由紡織部機械司領導。

　　1960年4月28日，中共化學工業部黨組、紡織工業部黨組向黨中央提出將人造纖維工業劃歸紡織工業部管理的建議，并提出將原有中央下放地方的丹東和保定兩個化纖廠收回由紡織工業部管理；全部人造絲資源由紡織工業部統一分配；發展人造纖維的主要設備，由紡織工業部統一安排。黨中央于5月1日批轉了這個報告。

　　根據黨中央批示，丹東、保定化纖廠分別于1960年7月1日和1961年8月19日劃歸紡織工業部直接管理。

　　管理體制問題解決后，錢之光以解決人民穿衣問題的使命感、責任感，大刀闊斧地抓紡織機械和化學纖維工業，以加快紡織加工工業的發展。

　　在國務院于1958年9月11日決定紡織機械重新劃歸紡織工業部管理后，9月17日，錢之光就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紡織機械生產會議，要求把紡織機械下放后，原定全年生產120萬棉紡錠的計劃到7月底僅完成30萬錠的差額追補回來，而且還要采取措施，為今后進一步發展加緊規劃。這次會議，是紡織機械大發展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要求千方百計擴大紡織機械能力，辦法是：(1)擴建改造原有紡織機械廠，上海的紡機廠擴建后生產能力提高到125萬錠的全套設備；(2)積極建設新廠，采取邊設計、邊準備、邊生產的平行交錯辦法，縮短生產準備時間；(3)組織紡機廠的修機間，生產紡織機器及機床。同時要大鬧技術革命，革新產品和制造工藝，用自力更生的辦法解決設備、材料不足的困難。

　　1959年3月26日至4月7日，錢之光又在北京召開全國紡織機械生產計劃會議。研究確定1959年紡織機械生產計劃為棉紡錠300萬枚、織布機7萬臺，并根據“全國一盤棋”的精神，確定今后全國紡機制造的生產布局和協作配套問題。

　　1962年1月1日，紡織工業部又決定將原屬雙重領導的上海紡織機械制造公司、鄭州紡織機械廠、天津紡織機械廠改由部直接管理。

　　1962年5月24日，紡織工業部通知上海紡織機械制造公司，由原屬的20個企業改組為8個企業即：中國紡織機械廠和上海第一、二、四、七紡織機械廠、上海印染機械廠、遠東鋼絲針布廠、洪鑫膠木廠。

　　在化學纖維工業方面，隨著1960年5月1日黨中央批準將人造纖維工業和丹東、保定兩個化纖廠劃歸紡織工業部管理后，錢之光又將他多年來對蘇聯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化學纖維工業調查研究的意見，于1960年8月23日，以中共紡織工業部黨組的名義向黨中央作了《關于紡織工業發展方向的請示報告》，提出發展天然纖維與化學纖維并舉的方針。中央于9月1日批準了這個報告，指出：報告提出的今后紡織工業發展的方針，即實行發展天然纖維與化學纖維并舉的方針，是正確的，必要的，應該采取必要的措施，認真貫徹執行。這一系列舉措，體現了錢之光為發展我國化學纖維工業，解決紡織工業原料問題，嘔心瀝血，開辟前進的道路。

　　第二克服紡織工業生產中的盲目性

　　在“大躍進”的浪潮中，紡織工業雖然沒有放衛星，但生產也出現了巨大的波動。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錢之光提出了“二五”發展紡織工業的基本設想和部署，對1962年棉紗產量的建議也是符合當時紡織工業具體情況的。但到了1958年，在全國大躍進的形勢下，紡織工業也出現了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標，生產指標不斷加碼。在中共八大通過的《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的建議》中，1962年的棉紗指標為800萬~900萬件，以后步步加碼，提出要求在兩年時間內完成國家規定的“二五”計劃，1958年北戴河會議上提出的1962年棉紗產量計劃和其他紡織品的計劃指標都大幅度提高。這給實際工作帶來了許多盲目性。

　　一是不考慮客觀條件，盲目增產。增產紗布本來是件好事，可是盲目增產卻帶來了很大的被動。1957年全國棉紗產量465萬件，1958年增加到695萬件，增長49%；1959年又增加到843萬件，又增長21%。加工工業增產的幅度大大高于棉花產量的增長，結果不僅當年增產的原棉全部用完，連正常生產需要的周轉棉也都吃光用盡。結果工廠的合理配棉工作無法正常進行，產品質量得不到保證，很多工廠被迫停工減產，生產大上之后接著出現大落。1960年棉紗產量降到602萬件，1961年下降到368萬件，大大低于1957年的產量。

　　造成紗布生產大起大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于對棉花生產作出了不恰當的估計。1958年本是一個豐收年，棉花產量可以比上一年度增產20%；但在當時浮夸風的影響下，有些人頭腦發熱，作出了不切實際的估計，認為當年棉花產量可以達到1.4億擔，比1957年增產3倍多，“棉花多得用不完”，就鼓動企業盡量多生產，多用棉花。不久就發生棉花供應不上的情況，于是又對棉花估產一再壓縮，從1.4億擔壓到7000萬擔，最后壓到4000萬擔。錢之光在這個問題上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認為棉花產量不可能超過4000萬擔，因而在紡織生產安排中，堅持要瞻前顧后，留有余地。盡管當時很難完全制止這股“左”的大浪，但在紡織系統的范圍里盡可能減輕了不應有的損失和工作的被動。

　　二是機器高速運轉問題。這是紡織工業在“大躍進”時期爭論最激烈、時間最長、影響面最大的一個問題。當時，為了挖掘潛力，增加生產，合理地提高機器轉速本是一條可行的措施。50年代初期，錢之光就聽從陳維稷副部長的建議，提出了一個棉紡錠子一年生產一件紗的目標，對挖掘生產潛力起了積極作用。錢之光和部黨組對于機器速度問題的看法是明確的：合理提高機器速度是可以的，但不能千篇一律，無節制地提高。要從實際出發，考慮技術上的可能、經濟上的合理和生產上的需要。機器速度可以提高，但不是無限的。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是有一定限度的，超過這個限度就違背科學，不僅不能達到增產的目的，反而會造成很大的浪費和損失，帶來嚴重的后果。然而在“大躍進”的形勢下，在紡織系統，很多地區和企業刮起了一股“高速化”的風暴。不少企業片面追求高車速，互相攀比，不尊重科學，車速越來越高。當時還有一種論調，說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靈魂是高速度，在紡織工業就是要提高機器運轉速度，否則就違反總路線精神，就是“右傾”“保守”。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不少單位盲目加快機器速度，細紗機錠子的速度開到每分鐘15000~18000轉，造成的后果是原材料、電力消耗劇增，設備磨損嚴重，工人勞動強度大大提高，而生產效率反而嚴重下降。

　　為了糾正這種做法，錢之光和部黨組做了大量工作。在1958年4月至1959年7月一年多時間內，頂著各方面的壓力，接連召開了四次會議，采取思想教育的辦法，來糾正這種片面高速化的偏向。1958年4月，紡織工業部在青島召開全國棉紡織工業會議，中心議題就是討論如何貫徹多快好省的方針。會議由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張琴秋主持。會上爭論非常激烈，一些地區的代表大肆鼓吹“高速化”的觀點，提出細紗機前羅拉速度開到每分鐘300轉、錠子開到每分鐘18000轉的倡議。一些頭腦比較清醒的代表則強調多快好省要全面抓，不能偏廢，特別強調要重視產品質量，科技和管理工作不能放松。兩種觀點爭論十分激烈，互不相讓。于是，張琴秋打電話向部黨組請示匯報。錢之光表示：堅持部黨組的意見不變，不開口子。并派紡織設計院院長俞鯉庭帶了會議總結稿到會上表明部領導的態度。就這樣，一場重大爭論才逐漸平息下來。然而問題并沒有解決。10月紡織工業部又在上海召開會議，提出高速度、高產量必須在高技術、高質量的前提下實現。接著10月27日~11月6日，紡織工業部又在北京召開全國紡織工業廳局長會議，提出“四高、四省”的方針(四高——高速度、高產量、高質量、高技術；四省——省電力、省原材料、省勞動力、省財力)，并強調要在提高技術的基礎上實現高速高產。1959年7月20~31日，紡織工業部又在西安召開全國紡織工業提高產品質量、加強企業管理大會，再次集中討論車速問題，強調產品質量的重要性，要求圍繞提高產品質量，全面加強企業管理，做到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

　　為了更好地糾正“高速化”的傾向，錢之光還動員有關報刊加強正面宣傳報道，在領導和廣大工程技術人員及職工群眾中樹立正確的科學的生產發展觀。

　　1958年11月15日，紡織部機關期刊《中國紡織》雜志發表《注意做好提高車速的工作》的社論。指出：車速提高到什么程度，不可能千篇一律，應結合具體情況有步驟的提高；在提高車速的過程中，要注意提高效率，對產品質量也必須給予足夠的重視；必須注意節約。同時指出，在大搞群眾運動的同時，要加強經常性的技術工作，加強設備的保全保養，提高工人的操作技術水平，改進勞動制度，改進溫濕度管理。

　　1959年4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當前紡織工業發展抓什么？》的社論。強調“四高四省”是互相聯系著的，必須全面抓，不能有所偏廢。要在高技術的基礎上達到高速度、高質量和“四省”的目的。要在高速運轉下，保證和提高產品質量，就必須從加強根本的技術管理和生產管理入手，從提高職工群眾的技術水平入手，主要抓設備的保養和維修、車間溫濕度工作、工人的操作技術。

　　通過這一系列工作和爭論，加以全國范圍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這場車速問題的爭論逐步平息了下來。但有幾位參加這次糾偏會議的省市紡織工業廳局長，由于貫徹執行紡織工業部的精神，在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中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遭受批判和處分，傷害了堅持正確方針的干部和工程技術人員，生產走了彎路，造成了不必要的損失。

　　這場關于車速問題的爭論，實質是兩種思想路線的爭論。不顧客觀可能，片面追求高速化，是一種“左”的思潮在生產工作中的反映。如果聽之任之，任其發展蔓延，會嚴重破壞正常生產秩序，帶來更大的災難。錢之光畢生奉行的實事求是精神，教育了廣大干部，使紡織工業走上正確的發展道路。

　　第三堅持科學的基本建設

　　在“大躍進”期間，紡織工業基本建設中出現了貪多求快、盲目發展的現象。不少地區不顧客觀條件的可能大上項目，亂鋪攤子，打亂了合理的安排和布局。當時，紡織企業已全部下放給地方管理，基本建設項目也由省市為主確定并組織施工，同“一五”期間的管理辦法有很大不同。各個省市都想多發展一些，到處布點，遍地開花，建設規模越搞越大。據不完全統計，1958年全國鋪開的棉紡錠建設規模達到620萬錠。這樣龐大的建設規模，大大超過了國家物力、財力的可能。由于設備、建筑材料、資金等供應不上，力量分散，不少項目停停打打，工期一再拖延，曠日持久地打消耗戰。三年“大躍進”時期施工的限額以上項目，到1959年終只建成一個西北國棉七廠，大批工程成了“半拉子”工程。

　　有的項目為了趕時間、搶進度，采用了許多不恰當的做法：建筑材料缺乏，就隨意用不適合的材料代替。有的項目搞“三邊”(邊設計、邊施工、邊投產)。有的搞所謂“簡易投產”，還不具備正常生產條件也湊合著投產。建設現代化工業本來是“百年大計”，但有些項目卻是湊合應付，草率從事。

　　對這些不科學的做法，錢之光堅決不同意。早在1956年，有的地區已出現了貪多求快、濫上項目的苗頭。錢之光等部領導察覺后，就采取措施加以制止。錢之光在1957年3月全國紡織工業計劃會議中就指出：1956年全國紡織工業發展，偉大成績是主要的；但也暴露了許多問題和缺點，其中值得注意的經驗教訓是：(1)擴大基本建設一定要考慮需要和可能；(2)提高生產首先要考慮農業的發展，對農業豐收或歉收的情況都應加以考慮；(3)要保證按計劃生產，必須注意物資儲備；(4)安排工作要瞻前顧后；(5)運動高潮時要加強領導，防止和減少偏差。

　　1958年“大躍進”的風暴刮起來，這種盲目建設的風氣又迅速膨脹，更加控制不住了。在1958年末的一次全國紡織工業廳局長會議上，有一位廳長介紹了他們省建一個8萬錠規模的大型棉紡織廠，采用磚木結構的廠房，搶在國家下令停建前“簡易投產”的做法，還頗為得意。錢之光聽后嚴肅指出：“你們這種做法，不足為訓。”“現有看來好像是快了，將來后患無窮。”果然，這個工廠由于不具備正常生產條件，后來不得不拆除重建。錢之光的及時提醒，制止了“簡易投產”之類錯誤做法在紡織系統的蔓延。

　　在大搞基本建設的同時，許多地方又掀起了大搞土紡土織的熱潮。土紡土織是一種落后的生產方式，在現代紡織業發展起來之后已經逐步被淘汰。到20世紀50年代，只在少數農村還保留了一些。“大躍進”時期，提倡“兩條腿走路”，土法生產和洋法生產同時并舉，各行業都在大搞“小土群”。再加上當時有一種輿論，認為棉花多得用不完，紡織生產能力跟不上，土紡土織就死灰復燃，并形成了一股大搞土紡土織的浪潮。各地土紡土織設備紛紛登臺亮相。有土洋結合的，有全土的；有人力的，也有電動的。有的省一個地區就上百萬土紡錠，一個縣就搞幾十萬錠。據幾個省的統計，土紡錠竟高達上千萬。

　　這些土設備生產效率低，產品質量差，原料消耗大，它的落后面很快暴露出來了；而且棉花生產并不像有些人鼓吹的那樣多。土紡土織不能再搞下去了。1959年2月，紡織部黨組向劉少奇匯報時提出了土紡土織問題。劉少奇指出：“棉紗搞土紡錠，浪費勞動力，質量也差，恐怕不好。問題是現在有了這種機器(指洋錠子)，就不一定搞土紡。”同年4月，錢之光在《紅旗》雜志發表《高速度發展紡織工業》一文，指出：在貫徹“土洋結合”的方針上，應根據各行業的特點不同安排，棉紡織工業等不必搞土的或者土洋結合的。1960年2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立即停止棉紡的土紡土織的指示》。至此，土紡土織之風停下來了，從而避免了更大的損失。

　　曾經給中國經濟事業造成嚴重災難的“大躍進”，無可避免地也曾給紡織工業生產、建設帶來種種負面影響。但在錢之光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影響下，紡織工業沒有“放衛星”，并且千方百計把種種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程度。同時注意通過總結經驗教訓，達到提高認識，統一思想，以指導紡織工業的健康發展。

　　第四總結“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

　　1960年12月7~10日，紡織工業部在北京召開全國紡織工業廳局長會議，錢之光對大躍進以來的工作總結了10條經驗：(1)發展紡織工業，必須首先正確認識農業，真正貫徹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2)安排生產計劃，必須瞻前顧后，留有余地。(3)基本建設必須縮短戰線，保證重點，集中力量打殲滅戰。(4)堅決貫徹全國一盤棋的方針，相互協作，相互支援。(5)必須經常抓住提高質量這一環節，來促進企業生產全面發展。(6)必須十分注意節約勞動力，提高勞動生產率。(7)技術革新、技術革命必須緊密圍繞當前的生產關鍵，加強科學分析，注意鞏固、推廣、提高。(8)必須不斷加強企業管理，使經濟工作愈做愈細。(9)援外工作必須既積極又慎重。(10)必須在一切工作中正確執行黨的政策。

　　總結這些經驗，希望紡織工業在今后發展中更好地前進。

　　國民經濟調整時期(1961~1965年)

　　“大躍進”的失誤，導致上世紀60年代初，整個國民經濟陷入了嚴重困難的境地。錢之光當時所能做的，是千方百計減少“大躍進”對紡織工業的破壞性影響；但對整個國民經濟情況的嚴重惡化，他是無能為力的。當時，由于棉花等原料大幅減產，大批紡織企業被迫停工減產，致使城鄉市場紡織品供應嚴重短缺，布票不能按計劃足額發放和兌現，人民的基本衣被需要難以保證。

　　1961年1月14~18日中國共產黨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召開。這次會議最重要的內容是：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全會特別強調：由于農業生產連續兩年遭到嚴重的自然災害，1961年全國必須集中力量加強農業戰線，貫徹執行國民經濟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大辦農業，大辦糧食；要適當縮小基本建設規模，降低重工業的發展速度，加強各行業對農業的支援，盡最大努力爭取農業生產獲得較好的收成。

　　對八字方針的含義，周恩來總理在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做了進一步解釋。他說，“‘調整’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擴大再生產；‘鞏固’，是為了再前進；‘充實’，是為了搞好配套，使生產能力得到充分發揮；‘提高’就更容易懂了。”這個八字方針，是在1960年中共中央批轉國家計委《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中提出，在1961年黨的八屆九中全會被確定為整個國民經濟在一個時期內的主要任務，成為指導中國人民從困境中走出來的根本方針。

　　錢之光根據紡織工業的實際情況，領導紡織工業認真貫徹執行這個方針。1963年3月25日，國務院批轉紡織工業部《1962年主要工作情況和1963年主要工作安排的報告》。《報告》中說，1962年主要是抓了七個方面的工作：(1)貫徹執行以調整為中心的“八字”方針，調整了生產戰線，精簡了職工。(2)提高產品質量，增加花色品種。(3)建設人造纖維工業。(4)外銷產品的生產。(5)對外援助。(6)貫徹《工業七十條》，加強企業管理。(7)清產核資。1963年要繼續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

　　第一調整生產戰線和精簡職工

　　紡織工業的調整工作，實際上從1960年就已開始，當時調整的重點是縮短依靠農業原料的基本建設戰線，發展人造纖維，使紡織工業與農業提供原料的情況相適應。1961年又進一步調整了生產戰線，對原料供應無保證、產品銷路不暢、設備條件差的企業，或關停、或縮小生產規模、或合并、或轉變生產任務，以便與整個農業的情況相適應。經過調整，全國紡織工業系統的企業共關、停、并、轉了862個企業，到1962年底還有企業1640個，其中棉紡織廠(包括單織廠)由1961年底1019個減少為512個；棉紡錠由975萬錠減為616萬錠，關停359萬錠；織機由26.3萬臺減為15.8萬臺，關停10.5萬臺。針織、染織、繅絲、麻紡織等行業的生產能力也都壓縮了30%左右。紡織工業部直屬的紡織機械廠由32個調整為13個。

　　在調整企業和精簡職工時，費盡了錢之光的心血。當時東北是精簡職工的重點，錢之光隨總理到東北專程研究相關政策措施，了解中央的精神。關于關停的方式，當時有關部門的意見是：工廠關死，工人全部離廠。他認為紡織廠的關停不是市場不需要，而是原料不足，而原料生產是可以較快恢復的。如果工廠關死，工人全部離廠，不利于設備維修，以后恢復生產的難度會更大。因此，1962年9月27日，錢之光以部黨組名義向國家計委、經委、財辦作了《關于調整紡織工業停工方式的請示報告》。《報告》指出：為了有利于生產安排和設備、廠房的維護保管，有利于安置無法處理的職工和今后生產的恢復，建議采取在企業內減少開工班次或開動部分設備的辦法，適當增開一些企業。國家計委、經委在10月26日批準了這個報告。事后證明，錢之光的意見是正確的，對恢復生產十分有利。

　　在調整生產戰線的同時，相應地精簡了大批職工。1960年末，全國紡織工業共有職工200萬人。中央精簡小組批準1961年和1962年兩年精簡64.7萬人。到1962年底，實際精簡了71萬人，比計劃多減了6萬人，比1960年末減少了36%。在已精簡的71萬職工中，有26萬人回到農村，支援了農業生產。

　　在調整生產戰線，對現有企業關、停、并、轉的同時，也壓縮了在建的基本建設項目。隨著棉花減產的形勢日益明顯，原計劃1960年第一步安排建設240萬棉紡錠，第二步安排300萬棉紡錠就不可能再繼續下去，大部分在建項目在1960年開始被迫停建。1960年4月13日，中共紡織工業部黨組、商業部黨組向中共中央報告《關于1959年至1960年棉紗生產計劃和棉花分配調撥計劃的意見》提出，“將原計劃建設的240萬棉紡錠中的120萬錠推遲到1961年建設。”同時“減少150萬棉紡錠的制造任務，改制造化纖設備和毛、麻、絲紡織設備及有關提高產品質量的捻線機、精梳機等”。中共中央在4月16日批轉了這個報告，并指出：“這是正確的，必需的，非這樣做不可。”

　　第二恢復和增加棉花生產，使紡織生產建設得到恢復

　　貫徹“八字”方針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恢復和增加棉花生產，才能更好地恢復紡織生產。1961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對收購重要經濟作物實行獎勵糧食的政策。其中，每收購一擔棉花，獎勵35斤糧食。《人民日報》發表《糧棉必須兼顧》的社論，指出“糧棉兼顧是一個相當長時期的任務”。“凡是土地適宜種植棉花，又有植棉技術和經驗的棉產區，應當多種棉花。千方百計提高棉田單位面積產量，是解決糧棉爭地的有效辦法。”1962年12月，國務院在北京首次召開全國集中產棉區棉花生產會議，區縣級干部全都到會，討論1963年的棉花播種和生產計劃。自此，國務院每年都召開棉花會議。絕大多數會議，都是周恩來總理親自參加并在會上作重要報告，有關副總理也都親自參加。1964年的棉田播種面積已達到7400萬畝，比1962年增加了2200萬畝；棉花產量達到3325萬擔(166萬噸)，其中收購量達到3079萬擔(154萬噸)，比1962年增加1800萬擔(90萬噸)。

　　1965年2月，國務院召開第四次全國集中產棉縣棉花生產會議。周總理、李先念副總理到會作了報告。1966年2月國務院召開第五次全國棉花會議，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接見了參加會議的代表。周恩來總理和李先念、譚震林副總理都作了有關棉花生產方針政策的報告，提出特別要注意處理好糧棉關系，產棉區要進一步貫徹以糧為綱、糧棉并舉的方針。1967年1月5日，《人民日報》報道，中國棉花生產在連續4年增產的基礎上，去年又創了歷史最高紀錄，總產量達4674萬擔。

　　棉花的增產，為國民經濟調整后的紡織工業恢復生產，創造了重要條件。

　　正如錢之光所料，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全國人民認真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經過了兩三年的努力，國民經濟的元氣逐步恢復，紡織系統停下來的建設項目相當大一部分也有條件恢復建設。紡織工業部于1964年1月21日向國務院報告，建議在1964年復工棉紡錠170萬枚，織機5.2萬臺及相應的印染設備。這一建議，得到國務院批準。到1964年8月，根據紡織原料形勢好轉、市場需求迫切和紡織生產能力不足的情況，紡織工業部又向國務院提出1964年第二步再復建棉紡錠38萬錠、織機1.05萬臺以及麻袋、絲綢和相應的印染、針織復制、紡織器材和紡織機械制造的生產設備并提前建設一部分續建項目：棉紡織廠13個、共65萬錠，毛紡織廠4個，化纖廠5個。國務院8月6日即批轉各省、市、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和中央有關部委，要求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盡可能地完成任務，以適應紡織生產的迫切需要。至此，該復工的企業已全部復工，“二五”計劃期間基本建成的條件較好的建設項目也都恢復建設，整個生產建設秩序基本恢復正常。

　　第三加快發展化學纖維工業

　　十多年來，特別是“大躍進”期間，紡織工業生產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是原料問題。要調整，就“有進有退”。從當時紡織工業的具體情況看，紡織生產和建設必須要退，而且要退夠，停產、停建部分紡織企業；另一方面紡織原料生產要進，除棉花等天然纖維要大力恢復和發展外，特別要加快發展化學纖維工業。

　　錢之光對發展化學纖維，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已經認真思考了。1955年他去蘇聯考察時，就專門去化纖廠作了詳細了解。“一五”期間，棉花生產“兩豐、兩歉、一平”，使他深切地認識到：紡織工業的原料不能單靠農業原料，必須發展化學纖維工業。三年“大躍進”的歷史，更使紡織工業飽嘗了“無米之炊”的痛苦。1960年7月，紡織工業部黨組向黨中央報告，在已經恢復上海和丹東化纖廠，建成保定化纖廠的基礎上，建設一批粘膠纖維廠。鄧小平副總理隨即批示：“我看是值得的，還有合成纖維也必須考慮。”李先念副總理也批示：“建議及早動手，遲辦不如早辦。”1960年8月，紡織工業部黨組在呈報黨中央的《關于紡織工業發展方針的請示報告》中，正式提出“發展天然纖維與化學纖維并舉”的方針。黨中央高度肯定并批準了這個報告。從此以后，發展天然纖維與化學纖維并舉成為發展紡織工業的一條基本方針。發展化學纖維工業成為發展紡織工業的首要任務，錢之光也把主要精力轉移到化學纖維工業的發展上來。

　　為了適應發展化學纖維的需要，錢之光對紡織工業部的組織機構作了調整。1963年將原來的建設司撤銷，成立基本建設司、紡織機械工業管理局和化學纖維工業管理局。

　　化學纖維有粘膠纖維和合成纖維兩大類。粘膠纖維又稱人造纖維，它的長絲亦稱人造絲，短的稱人造棉、人造毛。它的原料主要是木材和棉短絨，我國有可供利用的資源。合成纖維主要有滌綸、維綸、腈綸、錦綸等，原料主要有石油、天然氣等。當時，我國石油和天然氣還產量很少，沒有發展條件。所以，當時發展化學纖維主要是發展以木材和棉短絨為原料的粘膠纖維。

　　中共中央十分重視化學纖維工業的發展。1964年3月6日，黨中央發出“積極發展人造纖維”的指示，責成紡織工業部會同有關部門成立人造纖維會戰指揮部，對發展人造纖維作出全面規劃，由國家計委綜合平衡并納入長期規劃。人造纖維會戰指揮部由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王達成、一機部副部長周建南、林業部副部長楊天放、化工部副部長楊維哲等組成。

　　1964年5月下旬，南京化纖廠建成投產(粘膠纖維)。這是由錢之光親自在該廠建設中蹲點指導，總結經驗，高質量、高速度建成的，受到國務院領導的表揚。國家建委在該廠召開現場會，推廣該廠建設工作中的經驗。參加會議的有國務院14個部委和50個重點企業的領導干部。

　　1965年4月27日，新鄉化纖廠長絲系統順利投入生產。至此，我國自力更生建設的第一批化纖廠，已經全部投入生產。這批化纖廠共6個，總規模2.36萬噸，是從1960年開始建設，1961年起陸續投入生產。連同以前恢復生產的安樂、丹東兩個廠和新建的保定化纖廠等在內，到1965年底，全國人造纖維的生產能力已達5萬余噸，奠定了中國人造纖維工業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在大批建設粘膠纖維廠的同時，為了貫徹鄧小平“合成纖維也必須考慮”的批示，錢之光隨即組織力量進行調查研究，從當時我國的資源情況出發，選擇發展合成纖維的具體品種。

　　1964年3月23日，國家計委、經委批準紡織工業部建設從日本引進成套設備、技術年產維尼綸纖維一萬噸的北京維尼綸廠會戰計劃。指出：北京維尼綸廠的建設由紡織工業部和北京市共同組織聯合指揮部，由錢之光負責領導。該廠于1965年9月建成。

　　在對北京維尼綸廠引進設備的吸收、消化、創新的基礎上，開發出國產維尼綸成套設備，1971年全國確定江西、福建、安徽、湖南、廣西、云南、山西、甘肅、石家莊等地建設9個維尼綸廠。這時“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建設工作受到很大的沖擊和干擾，拖延了時日，進展不夠理想。

　　在建設維尼綸廠的同時，積極籌劃和開始以石油、天然氣為起始原料的滌綸、腈綸、錦綸等合成纖維工業的建設。當時我國石油開采資源不多，以原油為起始原料的纖維只能先搞中小裝置進行試驗探索，取得經驗，進行準備。實踐表明，發展化纖工業，必須搞大型的現代化裝置，才能得到較好的效果；但當時條件還不具備，只好等待時機。

　　為配合化纖工業發展和改善紡織工業的布局，60年代后期，對紡織機械制造進行了新一輪改建、擴建。從沿海地區一些紡織機械廠中分出一部分設備、機床，在內地建設了6個紡織機械廠，并新建以生產化纖設備為主的邵陽第二紡織機械廠。

　　第四外銷紡織品轉向西方市場

　　面對嚴重的自然災害、工作中的失誤以及中蘇關系惡化后逼債造成的全國性嚴重經濟困難，國民經濟在失衡的軌道上繼續下滑，糧食和其他生活消費品供應全面緊張。國家在對國民經濟按“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進行調整，同時采取了兩項應急之策：一是緊急進口糧食，緩解農業困難與糧食緊張問題；二是賣高價糖果、高價糕點，開高價飯館和供應高檔的高價工業品，如高檔的煙、酒、紡織品及手表、自行車、縫紉機等，以滿足市場部分需求，回籠貨幣，穩定物價。進口糧食需要外匯，而要有外匯就得有東西出口，僅僅靠出口農副土特產品和傳統手工業產品以及數量有限的工業品換取外匯，已不足以應對進口糧食所需外匯。因此，中央要求增加紡織品出口，特別是要擴大對資本主義市場的出口，換回更多的外匯，爭取進口更多的糧食。錢之光“臨危受命”，齊心協力地承擔起增加紡織品出口和生產高檔紡織品兩項艱巨任務，在中央有關同志的關心和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逐一破解遇到的許多難題，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按照當時的國際形勢，擴大紡織品出口主要是要打開西方市場，包括歐美、東南亞、中東等國家和地區。西方市場對紡織品的要求，同以往對蘇聯和東歐市場有很大的不同，對質量和品種的要求高，品種花色變化要快，交貨期要短。要在短期內把對西方市場的出口搞上去，難度是比較大的。再加上當時受極左思潮的干擾，情況更為復雜。錢之光親自領導這項工作，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1961年3月20~28日，紡織工業部在北京專門召開了16個重點省市紡織工業會議，進行具體安排：對出口紡織品生產實行“三統一優先”(在全國范圍統一規劃生產，統一調撥原材料，產品統一分配；將出口任務優先安排給設備條件好、技術水平高、產品質量好的企業)；同時安排了10萬件紗的內銷高檔紡織品的生產任務；派出得力干部出國實地考察發達國家紡織品市場，后來發展到派人長駐香港開展調研工作；圍繞新產品開發引進一系列先進設備；等等。結果，使我國紡織品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進入了西方世界市場。從1961年到1963年，在主要出口市場由蘇聯、東歐轉變為西方市場的情況下，年出口創匯保持在5億美元左右，在我國外貿出口商品中占第一位，三年間每年換匯占國家外匯收入的30%~36%。保證了國家能進口大量糧食供應市場，減輕了農村負擔，加速了國民經濟的恢復。

　　第五貫徹《工業七十條》和加強企業管理

　　“大躍進”期間，紡織工業的企業管理和正常生產秩序受到很大沖擊，規章制度廢弛，管理混亂，無人負責現象嚴重，急需整頓。這時，在鄧小平的主持下，制定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工業七十條》)，并于1961年9月16日頒發試行。這是當時用于克亂求治、整頓工業企業的一個重要文件，也是我國第一部關于企業管理方面的章程，對于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恢復和建立正常的生產秩序，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錢之光認為，要使生產迅速恢復，并走上發展的軌道，必須整頓企業，加強管理。他迅速對試行《工業七十條》作了具體部署，確定了試行單位，并派干部蹲點幫助。有不少地區的紡織工業部門還制定了《工業七十條》的實施細則和整頓后的驗收標準，把整頓企業納入廠際競賽檢查評比的范圍之內。

　　與此同時，紡織工業部于1961年進行了一次全行業的設備大檢查，針對存在問題，有計劃地整頓了機器設備；1962年5月頒發試行《紡織工業企業設備維修管理制度(試行草案)》；接著又組織力量進行調查研究，在系統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根據當時的情況，制定頒發了《紡織工業企業技術管理規則》。

　　1963年10月18日，紡織工業部總結了嘉豐紡織廠企業管理的經驗，向國務院報告在全系統推廣。這個廠在長期實踐中，克服“左”、右思想傾向的干擾，使企業生產始終保持著穩定、健康、不斷發展的良好狀態。紡織工業部把他們的經驗概括為：堅持以質量為中心，全面貫徹多快好省的方針；堅持貫徹黨的群眾路線；認真貫徹黨的方針政策；長期以來形成一個實事求是、深入踏實、持之以恒的工作作風。

　　1964年修訂了《一九五三保會工作法》；1966年和紡織工會共同總結推廣了石家莊國棉二廠織布擋車工仇鎖貴的先進操作經驗等等。

　　經過三年的整頓，全面恢復了計劃、財務、物資管理等方面許多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設備、工藝、操作管理有了新的發展；重新修訂了各項技術經濟定額；加強了黨委的集體領導，明確了黨政之間的分工，以廠長為首的生產指揮系統重新建立并得到加強；班組管理經驗更加完善。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專業管理與群眾管理相結合的企業管理制度，企業管理出現了新面貌，到1965年，紡織戰線的絕大部分經濟技術指標都已基本上恢復到歷史最好水平。

　　第六掀起第二個援外高潮

　　除了以上幾方面的工作外，援外建設也形成了一個新高潮。1964年周恩來總理訪問非洲14國，并宣布了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深受非洲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贊揚和歡迎。僅1964年和1965年兩年間，就承接了12個國家20個紡織成套項目。

　　1971年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后，我國的國際威望大為提升，要求我國幫助建設紡織廠的也越來越多，1972年又形成了一個高潮。這一年共承接了11個紡織工業項目。截至1981年，我國紡織工業承擔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35個國家的82個紡織廠成套項目，累計援外金額達到4億元人民幣，建設規模達到棉紡129萬錠、棉織機2.8萬臺、棉印染生產能力1200萬米，以及相當數量的毛紡織、麻紡織、針織、制線工廠。

　　因為管理體制下放，1958年8月30日，中共紡織工業部黨組向中共中央作了報告，提出有關援建項目的建廠籌備、機器設備的訂貨發運、國外安裝、培訓和試車生產，以及國外來我國的職工培訓和實習等工作，均委托省、市承擔。中共中央于9月15日批轉了這個報告，原則上同意紡織工業部黨組的意見，并指出對外仍一律由紡織工業部抓總和負責接洽。

　　不論過去由紡織工業部負全責，還是把大部分工作委托省、市承擔，錢之光始終把援外任務作為嚴肅的政治任務對待，是履行我國的國際主義義務。不論哪個國家，不論哪個項目，不論規模大小，都要處處為受援國著想，從受援國的實際出發，真心誠意地幫助受援國發展民族經濟。因此我國紡織工業的援外項目是成功的。工廠建成投產后，設備運轉正常，產品質量良好，對受援國發展民族經濟，增加收益，滿足人民的消費需求，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使我國在國際上贏得了良好的聲譽。

　　“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年)

　　經過幾年的調整，克服了“大躍進”造成的經濟困難局面，到上世紀60年代中期,紡織工業生產已恢復到正常水平。但好景不長，就在這個時候“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刮起來了。十年動亂，特別是1966~1970年的五年間，全國各地的無政府狀態，對紡織工業造成了嚴重傷害。

　　錢之光本人也遭受沖擊，處境十分困難。但他還是千方百計抓工作，盡可能使紡織工業生產建設能夠繼續進行，減少損失。1967年夏，軍代表進部,錢之光被解放出來抓工作。他在國務院系統是第一位被解放出來抓工作的部級領導干部。

　　1970年初，根據中央決定,紡織工業部與第一輕工業部、第二輕工業部合并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輕工業部，錢之光為輕工業部部長。

　　與三部合并前，中央國家機關實行干部下放勞動制度。錢之光考慮到紡織工業部技術干部多，經國務院領導同意，在本系統的建設項目中選擇了湖北省安陸棉紡織廠、襄樊市湖北化學纖維廠和湖南省邵陽第二紡織機械廠，作為干部下放的點，這樣可以結合干部的專業，使大批專業干部的專長不致荒疏，也便于管理和以后工作的安置。

　　十年動亂對紡織工業的傷害是十分嚴重的；但由于紡織工業直接關系到全國人民的穿衣問題，中央對它還是很重視。毛澤東主席明確指示：“必須把糧食抓緊，必須把棉花抓緊，必須把布匹抓緊。”周恩來總理在三部合并時指示：“全國重點抓輕工，輕工重點抓紡織，紡織重點抓化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穩定紡織工業形勢。多數企業職工在動亂的局面下都能堅守崗位，做好本職工作。因而盡管破壞很大，但生產建設工作沒有全部停頓。在錯綜復雜的情況下，紡織工業的生產建設還是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第一棉紗棉布產量超過美國

　　十年動亂，紡織生產幾起幾落。干擾嚴重時生產就下滑；政治形勢相對穩定時生產也比較穩定并有所上升。總的來說，繼續有所增長。為了解決紡織工業的原料供應，國務院從1962年到1979年連續幾年召開全國集中產棉縣棉花會議；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安排棉花等經濟作物的生產，制定有關政策和措施，使這十幾年棉花產量大都保持在4000萬擔以上。與此同時，發展化學纖維也取得了成效。化學纖維的年產量有較大增長，紡織生產所需要的原料基本得到保證。

　　在紡織工業系統內部，錢之光不顧處境艱難，堅持狠抓生產不放松，每年都要召開輕工(紡織)廳局長會議，討論生產工作的安排。盡管有時會上矛盾十分尖銳，他還是從容應對。每年都要幾次派出工作組(當時稱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各地抓生產，積極幫助地區和企業解決一些重點、難點問題，使生產形勢向好的方向轉化。1969年棉紗計劃產量為1000萬件，這是一個鼓舞人心的目標。紡織系統上下齊心，花了很大力量去抓，力爭實現。到年終，棉紗產量實現994萬件，與計劃指標只相差6萬件。錢之光遺憾地說：“只差一口氣了！”第二年(1970年)，經過各方面進一步努力，全國棉紗產量竟上升到1131萬件，超過了原居世界首位的美國。大家都很高興。周恩來總理接見美國友人斯諾時首次宣布：中國的棉紗、棉布產量已居世界第一位。這是中國自1959年以來國家對外公布的第一項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統計數字。

　　在牢牢抓住紗、布生產的同時，紡織部當時還花了很大力氣抓紡織品的品種花色，特別是滌棉混紡布。1970年前后，我國滌棉混紡布的生產還剛起步。紡織部安排資金，給上海、北京、天津、江蘇、山東等紡織工業基礎較好的地區增添了精梳、高溫高壓染色、熱定型等專用設備，使得棉滌紡織品得到快速發展。1971年時全國滌棉產量只有0.6億米，到1975年發展到5.1億米，成為供應內銷市場、發展出口的一個重要產品。

　　第二化纖工業的戰略突破——建設“四大化纖”

　　二戰后二三十年間，世界上錦綸、腈綸、滌綸等合成纖維由于質量好、用途廣、技術成熟，發展非常迅速。這些合成纖維都是采取以石油為起始原料的工藝路線，設備技術要求高，而且裝置日益大型化，這是世界上發展化纖工業的共同趨勢，我國發展化纖工業也必須向這個方向發展。但在70年代以前，我國還不具備大規模開發石油化纖的條件。一是我國石油工業基礎薄弱，產量少，不能適應發展石油化工的需要；二是大型石油化纖的設備技術要求高，我國還沒有力量制造，必須從國外成套引進，而當時國際形勢也不允許。

　　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大慶油田的迅速開發，使我國石油產量大幅度增加。1971年我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國際關系經貿合作迅速發展，為引進成套先進設備提供了條件。這時，錢之光不失時機地提出引進成套石油化纖設備的設想。

　　1972年1月16日，國家計委與輕工業部、燃化部、商業部、外交部共同研究，為充分利用我國石油、天然氣資源，向周恩來總理、李先念副總理等領導報告，引進成套化纖、化工設備。1月22日由李先念、華國鋒、余秋里署名向中共中央寫了《關于引進成套化纖、化工技術設備的報告》，周恩來總理很快作了批示“擬同意”，毛澤東主席也很快圈閱。

　　錢之光當時任輕工業部部長，主要精力就轉移到抓大化纖的建設上來。在輕工業部內成立了成套設備進口辦公室，由焦善民副部長兼任主任，抽調精兵強將抓大化纖的建設。

　　“四大化纖”的建設，對于化纖工業乃至整個紡織工業的發展，都是具有決定性的一步，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四大化纖”包括上海石油化工總廠、遼陽石油化纖廠、天津石油化纖廠和四川維尼綸廠。總規模為年產化學纖維35萬噸(滌綸18萬噸、腈綸4.7萬噸、錦綸4.5萬噸、維綸7.8萬噸)。四個項目所產纖維包括了幾個最主要的合成纖維品種。前道工序化工料的生產設備以引進成套設備為主，后道工序的化纖紡絲設備及配套的公用工程以國內生產的設備為主。總投資73億元。

　　這四個項目引進的設備，達到了當時世界上的先進技術水平。建設規模之大，技術之復雜，為紡織工業部門建設史上空前未有。為了建設好這四個項目，抽調了最強的干部，集中了當時國家分配給輕工業部的基建投資中的相當大一部分，在物資分配上也優先供應。當時錢之光已72歲高齡，而且心臟病剛發不久。他不顧年老體弱，對工作絲毫不放松。凡是這四大項目相關的重要問題，如方案的制訂，廠址的選定，領導干部的配備，技術力量的調集等，他都親自過問。遇到難題，還親自出面協調，使問題很快得到解決。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政治斗爭十分激烈，建設工程經常遭受各種干擾、沖擊；但由于有中央領導關心，各方面大力支持，進展還是比較順利的。

　　這四個項目中，動工最早的是上海石油化工總廠，于1974年元旦開工，1978年12月建成投產，前后共四年多時間。遼陽石油化纖廠和四川天然氣維尼綸廠于1974年8月開工，1981年12月完工。天津石油化纖廠于1977年6月開工，1981年8月建成。這樣規模大、要求高、技術復雜的建設項目，能夠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建成投產，不能不說是紡織工業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這四個項目的建設成功，使化學纖維的發展跨上了一個新臺階，紡織工業的發展也因而掀開了新的一頁。

　　撥亂反正和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1977~1985年)

　　1976年，中共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結束了十年動亂，國民經濟恢復正常秩序，紡織工業也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新階段。

　　1977年12月，中央決定紡織工業部和輕工業部分別設立，錢之光被任命為紡織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這時錢之光已經78歲高齡，繼續挑起“解決好全國十億人民衣著問題”的重任，并引領紡織工業沿著改革開放的方向前進，在短短幾年內就取得了驕人業績。

　　第一紡織品生產迅速增長，取消布票，實現敞開供應

　　粉碎“四人幫”后，中共中央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對改善人民生活極為重視。采取了許多有利于輕紡工業的政策和措施。

　　在原料發展方面：1978年4月4日，國務院《關于棉花生產幾項政策規定的通知》規定：(1)保證棉農吃到不低于鄰近產糧區的口糧標準。(2)從1978年8月1日起，調高棉花收購價格，全國平均提高10%左右。棉花收購價格調整后，棉紗、布匹的出廠銷售價格一律不動。紡織工業成本增加部分，以減稅方法解決。(3)提高棉花獎售化肥的標準。從1978年收購年度起，每交售皮輥棉100斤，獎售化肥80斤；每交售鋸齒棉100斤，獎售化肥84斤。改進獎售化肥款撥辦法，從1979年生產年度起，改按上年實際棉花交售量在3月底前款撥40%，7月底前再款撥30%，不再按計劃面積預撥。(4)搞好棉花生產基地建設，等等。

　　此后，國家計委于10月7日發出通知，從11月1日起提高長絨棉供應價格；1979年3月6日國家物價總局、供銷合作總社通知：從1979年新棉收購之日起，提高棉花收購價格，全國平均提高15.2%。1979年4月3日，供銷合作總社通知：從1979年9月1日起，調整棉短絨價格，平均提價19.9%。

　　1979年12月17~21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棉花生產會議，提出在一兩年內全國棉花產量達到和超過歷史最高水平，要求每年增產400萬擔棉花。同時，國務院決定：從1980年新棉上市起，棉花收購價格在1979年提價的基礎上再提高10%，超購加價30%的政策不變。

　　以上政策的貫徹實施，使棉田播種面積、棉花總產量和收購量穩步增加，對紡織工業發展生產是有力的支撐。

　　在工業本身方面：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下達《關于加快工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工業三十條)，在全國范圍試行。

　　1979年5月25日，國家經委發出《關于切實保證輕紡工業生產所需燃料、動力、原材料和運輸的緊急通知》。1979年6月6日，財政部、紡織工業部聯合發文，為加快紡織工業發展步伐，決定對紡織工業增加一部分小型技術措施專項貸款。

　　1979年7月13日，國務院正式下達《關于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著干規定》《關于國營企業實行利潤留成的規定》《關于提高國營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折舊率和改進折舊費使用辦法的暫行規定》《關于開征國營工業企業固定資產稅的暫行規定》《關于國營工業企業實行流動資金全部信貸的暫行規定》等五個文件。

　　1980年1月8日，國家決定對輕紡工業實行“六個優先”的原則，確保輕紡工業加快發展的步伐。六個優先是：原材料、燃料、電力供應優先；挖潛、革新改造的措施優先；基本建設優先；銀行貸款優先；外匯和引進新技術優先；交通運輸優先。

　　這幾年國家加大了對紡織加工業的投入(化纖除外)。1978年固定資產投資額只有5.36億元，1979年8.07億元，以后幾年迅速增加，1980年為20.3億元，1981年為25.24億元。

　　錢之光充分利用這些有利條件，每年召開全國紡織工業廳局長會議，協調各方關系，抓質量、抓品種，總結推廣先進經驗，充分挖掘生產潛力，紡織工業生產得到不斷發展。

　　從1978年到1981年，紡織工業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率達18%以上。1981年全國棉紗產量達到1763萬件，比1978年增長33%。棉布產量1981年達到142.7億米，比1978年增長29%。1981年全國人均棉布分得量為14.26米。與1976年相比較，在全國人口增長6.8%的情況下，人均棉布分得量增加4.8米。市場棉布供應不再短缺，而變得相當充裕。取消布票，實行敞開供應的條件逐步成熟。

　　中國從1954年起對棉布實行票證供應的辦法。采用這種辦法，在供應不足的條件下，可以保證老百姓生活的最基本需要，防止不合理的分配和消費；但也給人民生活帶來了限制和不便。許多年間，紡織系統從上到下，都在竭盡力量增產更多的紗布和各種紡織品，為敞開供應創造條件。70年代初期，有一次編制長期發展計劃綱要時，曾打算把“取消布票，敞開供應”作為一個努力目標提出來；但是國務院一位領導表示，這個問題影響較大，等到條件更成熟后再提出來比較妥當。國家對這個目標的提出考慮得非常慎重。

　　到了80年代前期，隨著紡織品生產的大幅度增長，特別是化纖紡織品的迅速發展，城鄉市場紡織品供求關系發生了變化：紡織品在總量上已經能夠較好地滿足人民的基本需要。1983年12月，根據紡織工業部和商業部的共同建議，國務院決定取消布票，棉布敞開供應。這是紡織工業在解決人民穿衣方面取得的一個重要的標志性成果。

　　紡織品生產的迅速發展，不僅在數量上滿足了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而且在品種、質量、花色方面也有了很大發展和提高。人民的衣著越來越千姿百態，萬紫千紅，豐富多彩。正如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國家計委原主任陳錦華在錢之光誕生100周年座談會上所說：“現在我國人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用、行五個方面，穿的方面是解決得最好的。”我國人民千百年來所期盼的“豐衣”，終于在錢之光這一代人執政時期實現了。

　　第二建設第二批化纖工業基地

　　在錢之光的直接主持下，于70年代初先后開工建設的“四大化纖”項目即將陸續建成投產之際，1978年又著手組建第二批化纖工業基地。包括：年產53萬噸聚酯的儀征化學纖維廠、年產18萬噸滌綸纖維的上海石化總廠二期工程、年產簾子線1.2萬噸的河南平頂山簾子布廠等項目。前兩個項目在國民經濟調整中一度緩建，1981年經國務院批準恢復建設。上海石化二期工程和儀征化纖第一分廠(年產滌綸纖維18萬噸)在80年代先后建成投產。平頂山簾子布廠施工質量好，建設進度快，全部工程只用了18個月，是紡織系統70年代以來建設最快最好的項目。由于又有一大批化纖骨干項目建成投產，全國化纖生產能力大幅度增長。1976年全國化纖生產能力為25.8萬噸；1981年增加到63.4萬噸，增長了1.45倍，加上在建的第二批化纖工業基地，全國化纖生產能力已達100萬噸，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對化纖工業的發展非常關心，在70年代中，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就曾囑咐錢之光，要求他把化纖生產搞到100萬噸。這個目標不到十年就實現了。

　　錢之光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大大發展中國這一傳統工業，為依托這一支柱產業解決中國這個人口大國“人民衣被甚少”問題，操勞了整整32年，其成果堪稱輝煌：使中國成為世界紡織大國；使中國紡織工業成為率先跨入世界先進行列的產業部門之一；使人民群眾衣被消費成了中國社會“衣、食、住、用、行”五大民生問題中解決得最早、最好的一大項；使紡織工業成為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行業，成為中國實體經濟中創造最多國際貿易順差的一個部門。錢之光之所以被宋平譽為“經濟大家”，實非偶然！

　　《錢之光傳》編寫組

　　吳鶴松陳義方張國和

　　薛慶時王烈王福蔥

　　(本文節選自《錢之光傳》第十六章，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