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提高出口關稅置換人民幣升值

　　貿易平衡”，拒絕外匯儲備過快增長。但遺憾的是，人民幣剛性升值，加上人民幣升值需要國內一系列緊縮貨幣的條件。所以，極易形成惡性循環――人民幣越升值，熱錢涌入越多，外匯儲備增長越快，越需要緊縮貨幣，迫使人民幣進一步升值。

　　最要命的是，人民幣升值和緊縮的貨幣條件，已經使國內企業承受了巨大的壓力。4月份的PMI的數據顯示，成本壓力、貨幣壓力已經使中國企業難以不堪重負，如果一味如此下去，中國經濟失速在所難免。

　　如何解此惡性循環?辦法有的。用結構性提高出口關稅的辦法減少匯率相對穩定，甚至不斷地向貶值方向運行。

　　如此所為。第一，可以避免國內貨幣政策一味趨緊，影響企業正常經營，避免經濟失速，保住就業;第二，增加財政收入，讓這筆增加的收入用于社會保障，強化國民福利，拉動消費增長;第三，只要進口關稅不增加，同樣可以達到減少出口，擴大進口的目的，同樣可以達到促進貿易平衡、削減外匯儲備的目的;第四，同樣可以達到不讓中國商品便宜外國人的目的。

　　最關鍵的一個好處是：企業預期的穩定性增強。匯率的變化反復無常，企業把握起來十分困難。使用避險工具，不僅需要相關技術，而且往往得不償失。

　　注意，提高出口關稅一定是結構性的，加大限制出口商品的征稅力度，并且適度提高一般性和鼓勵性出口商品關稅，拒絕中國廉價商品補貼外國人。現在，人民幣升值無法阻止企業間因惡性競爭而導致的廉價出口，而且越是貨幣不穩定，越是升值預期強烈，越是貨幣緊張，企業就越是加快商品和資金的周轉，越是容易廉價銷售。這又是另一個惡性循環。

　　現在的事情很令人費解。一方面，政府千方百計穩定出口，通過結構性稅率體現對一些行業的出口激勵，并借此保就業，保總量――這就是說，從結構政策上看，對出口商品實行有保有壓，區別對待;但另一方面，政府卻允許人民幣不斷升值而對所有出口商品實施打壓――就是說，從總量政策上看，對所有出口商品一律實施壓制。

　　這是結構政策和總量政策的矛盾。正好比“一腳踩油門，一腳踩剎車”，經濟代價巨大。所以我認為，結構調整必須更多地側重于結構性政策，而非總量政策。現在，學者、官員們經常會說，人民幣升值有助于產業升級，有助于產業結構調整。這話沒錯，但“有助于”絕非決定性措施，更不該把匯率這一總量性政策變成依賴性路徑，這是有違經濟學基本常識的。毫無疑問，我們要調整結構就得更多地依賴稅收政策，依賴結構性政策。

　　既然我們要對出口有保有壓，既然我們不愿意外匯儲備大幅增長，我們也沒有辦法讓國內企業迅速達成整合做大做強，那我們就必須有辦法同時達成我們目的。而結構性地提高出口關稅，遠遠優于人民幣升值的做法，因為它的副作用小。

　　成功的案例有。比如資源類商品出口關稅提高之后，資源類商品出口立即萎縮。稀土出口的限制性政策出臺之后，稀土價格立即暴漲，中國稀土公司立即利潤大增。我們為什么不用這樣的招數，讓我們的服裝、襯衫、鞋帽、箱包等傳統大宗出口商品的價格迅速上漲，同時對這些行業員工的工薪收入進行補貼?

　　我想，這樣做，于國、于民、于企業――三贏。當然，中國大宗出口商品價格大漲，勢必影響出口數量，影響購買國物價。當然要影響，人民幣升值不是同樣影響?我們不能不轉移我們出口企業的原材料成本，而加稅后補貼，就是最好的轉移方法。因為，單個企業自己轉移，能力有限，甚至根本無能為力。

　　必要時，政府應當考慮是不是可以適度通過增加出口關稅，減低進口關稅，一來增加進口、減少出口，平衡貿易，二來減低企業原材料進口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