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與癌——產業重鎮紹興出現多個“癌癥村”

　　浙江紹興，一座歷史上因水聞名的城市，悠久的水文化最早可追溯至河姆渡時期，然而當地人曾引以為豪的“醬缸”、“酒缸”、“染缸”，如今卻變成了讓當地人不堪重負的“毒缸”。

　　今年2月至3月記者沿著錢塘江一路驅車踏訪蕭山南陽經濟技術開發區、蕭山臨江工業園區、紹興濱海工業園，及其周邊村莊居民。記者親眼目睹了這條中國經濟最為發達地區所依傍的江河猶如一條被污染企業吞噬的巨龍，渾身潰瘍、茍延殘喘，而那些原本美麗的魚米之鄉更在這些園區的“踐踏”下成了人們避之不及的“癌癥村”，“生態難民”已成當地最棘手的社會問題。

　　浙江紹興，一座歷史上因水聞名的城市，悠久的水文化最早可追溯至河姆渡時期，然而當地人曾引以為豪的“醬缸”、“酒缸”、“染缸”，如今卻變成了讓當地人不堪重負的“毒缸”。

　　全國關于“癌癥村”的傳聞近年來不絕于耳，更有媒體制作出了中國“癌癥村”地圖，在地方政府遮遮掩掩不肯“認領”的同時，環保部日前印發的《化學品環境風險防控“十二五規劃”》終于承認，近年來，我國一些河流、湖泊、近海水域及野生動物和人體中已檢測出多種化學物質，有毒有害化學物質造成多起急性水、大氣突發環境事件，多個地方出現飲用水危機，個別地區甚至出現“癌癥村”等嚴重的健康和社會問題。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共有164個紡織工業集群，擁有超過5萬家紡織工廠，主要集中于東部、東南部沿海地區。紹興市紹興縣便是其中之一，這里的紡織企業9000余家，印染產能約占全國30%，因而也被譽為“建在布匹上的城市”。

　　然而，這個GDP功勞簿上的大功臣卻變成了水鄉惡變的罪魁禍首，在規劃面積100平方公里的紹興濱海工業區及周邊已經有多個“癌癥村”出現。

　　不是紹興一座城在呻吟，同樣淪為生態難民的還有毗鄰的杭州市蕭山臨江工業園區及周邊的村民，在那里同樣集聚紡織及其相關的化工企業。

　　這兩個工業園區位于因潮水聞名的錢塘江畔。化工污水經過巨大的排污管進入錢塘江，而后順流入海通過杭州灣匯入東海。

　　江河曾經孕育了人類璀璨的文明，如今則見證著現代工業文明的罪孽，這條中國經濟最為發達地區的江河猶如一條被污染企業吞噬的巨龍，渾身潰瘍、茍延殘喘。

　　誰說沒有原罪?誰還敢說沒有原罪!浙東地區的人民正在為過去30多年發展中的污染埋單。

　　這里的發展模式仍在被其他地區復制，隨著產業的轉型與轉移，一部分污染企業正在或者已經被當作香餑餑引入中部、西部等欠發達地區。

　　如果執迷不悟，悲劇終將一并被復制。{page_break}

　　禍起開發區

　　從山清水秀令人羨煞的小鄉村淪為姑娘們談嫁色變的“癌癥村”，杭州市蕭山區塢里村用了不到20年。

　　現齡45歲的塢里村村民韋東英見證了這個過程。20多年前，廣西柳州姑娘韋東英向往塢里村的清秀與富足，經小姐妹介紹嫁給了年長她13歲的塢里村村民邵關通。邵關通是一個靠在錢塘江捕魚為生的漁夫，彼時的錢塘江水清澈見底，韋東英向《新民周刊》回憶說，那時邵關通出船時都不用帶飲用水，渴了直接從江里舀起水就可以喝。

　　那是一段至今仍令這對夫婦神往的日子。每逢3月，江里的海鰻苗多得舀起一碗江水就可以捕獲幾十尾。海鰻苗被譽為水中的軟黃金，暢銷日韓等國，年輕時的老邵因此被韋東英視作“小老板”，“海鰻苗出口時論尾賣，捕撈時因為多，論斤賣。”邵關通追憶。

　　這樣的場景早已不見。3月6日這天，邵關通與其他漁夫駕船在錢塘江捕撈了兩個多小時，6條船總共收獲了不過20多尾鰻魚苗，雖說每尾可以賣到30元，但總收入仍相當微薄。而且，江上作業與危險相伴，一名船夫捕魚時不慎落入江中不幸殞命，老邵只得與漁夫們一起撈尸體。

　　韋東英談起20年間的變化怨聲載道，直呼：“這個社會是怎么了?地球要被禍害完蛋了。”

　　塢里村共有村民1000多人，隨著城市化的擴建，逐漸與附近的赭山街道混居，根據官方的資料，位于塢里村的南陽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立于1992年10月，1994年被批準為省級開發區。可以說，塢里村的夢魘就此開始，工業園區陸續入駐了至少20多家化工企業，涵蓋印染、制藥等化工領域。不過，最初，村民們并未察覺不妥，盡管耕地因為工業園區的建設“說征用就征用了”，韋東英們還是指望著園區的建設能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一點實惠。

　　“那時候化工廠是直接排污的，五顏六色的污水直接排入內河、錢塘江。”韋東英說，村民們最初以為這些廠離他們的住宅區還有一點距離，不會有什么危害，直至后來發現污水被排入了耕地，水稻地挖開，地里滲出的水都是五顏六色的，村民們擔心這樣種出的水稻有毒，但工廠的回答卻是“沒事”。

　　除了污水，化工廠還肆無忌憚排放廢氣，這些廢氣有時候像臭魚味、有時像樟腦丸的味道，更多的時候因為多家一起排放，混在一起說不出來是什么氣味。“熏得我們胸悶，夏天關著門窗都擋不住。”韋東英還抱怨，因為廢氣中夾雜酸霧，家中的金屬器皿迅速被腐蝕。

　　1996年，南陽工業園建成4年后，塢里村的村民們便因為不堪忍受環境污染的折磨開始集體上訪了。“化工廠越建越多，規劃中與村民居住區相隔的綠化帶沒有建，廠直接開到了家隔壁，一米的間隔都沒有了。”韋東英指著屋子西側的一家化工廠說。

　　當地政府曾組織塢里村民進行血檢并對塢里村的地下水進行檢測，韋東英也曾被要求參加抽了血，然而這兩份報告至今未能公布，有村民曾將井水送至外地檢測，但檢測報告，當地環保部門要求不能公布，理由是“否則天下就要大亂了”。

　　一邊是檢測報告秘而不宣，一邊是村民們要求化工廠搬遷，當地政府與村民們談判后答應給塢里村引入自來水，而此前塢里村民一直喝的是井水。

　　“地下水被污染，不能吃!”成了村民們的共識，近20年來，塢里村民一直持續不斷地反映問題，要求或者將化工廠搬遷，或者將村民搬遷。因為遲遲不見“說法”，不少村民陸續放棄了上訪，韋東英夫婦卻堅持了下來，2004年左右，他們開始帶頭奔走相告，成為民間環保斗士，并在2005年被評為“浙江平民英雄”。

　　與污染企業作斗爭，對這對夫妻而言是艱難而又孤助無緣的，在發現污染企業偷排后，他們致電蕭山區環保局，但環保局的人姍姍來遲，等他們趕到現場，企業已經得到消息停止排污了。為了抓到證據，韋東英用廢棄的飲料瓶裝上偷排的污水，但環保工作人員說這不能成為證據，無奈之下，韋東英又拍照取證，但環保局認為照片不能說明問題。

　　“當時我們舉報，環保局還曾埋怨，說企業排污都交了錢的，你舉報干什么呢?!”韋東英不解。

　　持續的抗爭終究還是有了一些成效，不過所謂的成效在韋東英看來卻是一個莫大的嘲諷，因為污染不是減輕了，而是變得更隱蔽了。

　　當地政府曾許諾三年內搬遷化工廠、解決村民的生存問題，“他們說讓這些廠再生產三年，我就問了，污染好比殺人，假如殺人犯跟公安局說等三年，讓他再殺三年人抓他歸案，公安局能同意嗎?這是同一個道理!”邵關通有些憤懣。

　　如今三個三年快過去了，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離居民區遠的化工廠搬了幾家，但近的卻沒有搬，這是什么道理?而且化工廠還在批建。”韋東英曾舉報新建的一家“彩瑞化工”，但環保局對她的回復按照韋東英的口述是：“這個名字是難聽，我們建議改名杭州彩瑞。”

　　“污染的問題，難道改一個廠名就可以解決了?”韋東英不能接受，對環保局扮演的角色很失望。

　　這對夫妻每天堅持巡查村旁的內河與錢塘江，在江畔有一個南陽污水收集中心，按照官方的說法，園區所有的工業污水都將通過管網進入污水收集中心而后進行污水集中處理。

　　不過，韋東英夫婦發現污水收集中心的機器幾乎不運轉，“你看，都生銹了”，她領著記者站在防洪堤上俯瞰污水收集中心。

　　3月8日上午10點，韋東英發現沿塘河上的赭山灣閘又開始放閘泄水了，黑烏烏的內河水直奔錢塘江。

　　“隔幾天就放一次，潮水來了就把污水排進錢塘江，再從另一頭把江水引入內河沖兌。”

　　記者看到，即便沖兌后的沿塘河水也是一片烏黑。{page_break}

　　死亡名單

　　韋東英對蕭山區錢塘江各段的排污口了如指掌，她懷疑工廠仍有暗管偷排，因為在廠區工作的外地打工者不止一次規勸她：“大姐，你們別告了，越告越糟糕，他們現在都在廠里打暗井，污水通過暗井排走。”遺憾的是，韋東英找不到證據，因為工廠她是絕對進不去的，她告訴記者，化工廠排氣排水多在后半夜，且有人在江堤上守著，“他們拿著對講機，看到我來了，就用對講機通風報信：韋東英來了，你們快關閥。”

　　這對民間環保夫婦對記者反映的問題得到了諸多村民的印證。不過塢里村面臨的最大問題其實已經不是污染了，這個問題已經現實存在了近20年。韋東英悲哀地控訴：“老百姓有幾個20年可以等?”從化工廠出現，塢里村的癌癥病例就開始逐日增加，時至今日這個小鄉村已經成為遠近聞名的“癌癥村”。

　　韋東英家中保存著一份她在2004年至2005年間記錄的村里癌癥患者與死亡名單，從1992年至2005年，塢里村有近60人患癌癥去世，年紀多在四五十歲，最年輕者20多歲，記者翻看這份沉重的死亡名單，發現村民們所患的癌癥多是肺癌、胃癌、肝癌。

　　2005年后的癌癥病例韋東英沒有做統計，因為她和村民們逐漸灰心了，“村民們后來不再配合調查，問我，調查了又有什么用，我沒法回答人家。”但是韋東英告訴記者，最近幾年，每年都有七八個人因為癌癥去世，“這里難道不是癌癥村?”

　　韋東英后來還曾做過一份《環境污染基本調查表》，記者摘錄了幾則——

　　案例一：1962年出生的赭山街道村民馮志光在表格中寫道，自己患有肝癌，妻子患有子宮肌瘤，曾看見企業直接排污，“現在蓋住放，夜里九點以后氣味濃，門窗打不開。”“井水不能用，以前水產品質量好，現在買回來有氣味，不好吃。”

　　他抱怨說“(污染的問題)和街道說過，沒有用。”“給我一點錢看病。”在期望一欄，他寫下了“想環境(好起來)，下一代不要患癌。”2009年6月12日，馮志光填寫了這份表格，不到半年后，他不治身亡。

　　案例二：塢里村民王江平，2008年6月在調查表中自述：“本人感覺感覺身體不適，附近人得癌多。”此后不久，在檢查中，王江平被發現患有肺癌，痛苦掙扎4年后凄慘離世，卒年54歲。

　　在這厚厚的近60份表格中，村民們對家鄉的環境問題以及環保部門、街道、村委的瀆職抱怨連連。

　　51歲的村民曹建妙質問：“為什么塢里癌癥患者多，叫領導答復到底為什么!”而41歲的村民馮東海則直言不諱，不愿意讀一些關于水污染的問題和法律維權的專業書籍，因為“老百姓靠政府為民辦實事才有用，讀書沒有用”。

　　韋東英談起這些案例唏噓不已，忍不住抹淚，“老百姓心疼環境有什么用?老百姓的痛苦有誰能放在心上?”

　　塢里村最讓人心酸的癌癥家庭是一戶丁姓人家，50多歲的父親與30多歲的兒子前兩年陸續患癌去世，如今留下老婦獨守空房。

　　村民們多懷念當初的青山綠水，那時候河里魚蝦成群，然而現在捕獲的魚吃起來有一股怪味，韋東英說丈夫不久前捕獲一條野生鯽魚，賣給人家，結果買家上門抱怨燒魚的過程中滿屋子都是怪香味，有點像樟腦丸的味道，沒敢吃，扔了。

　　除了癌癥高發，塢里村民的血液病也比較普遍，33歲的村民陳奇原本是一個外科大夫，如今卻因為嚴重的免疫系統疾病在家養病。陳奇脫去衣服，渾身的紅疙瘩讓人不寒而栗，他說這是免疫體統破壞后的病癥，嚴重時呼吸困難，走路都艱難，因為瘙癢難忍，常抓得皮開肉綻。他去蕭山當地醫院治療，醫生直接問他住在哪里，當聽說是塢里村后，醫生斷言與污染有關，他又去上海華山醫院治療，醫生告訴他只有遠離污染才能痊愈。8年來，陳奇因為病患痛苦不堪，工作也丟了，他懷疑病是家邊上的馮氏彩鋼板廠導致的，這家工廠距離陳家不過十多米，生產工序中需要在鐵板上噴漆，而漆中含有甲苯，學醫出身的陳奇深知苯類對血液系統的危害。

　　但他卻沒有辦法去索賠，因為家附近的各類化工企業多達20多家，究竟是哪家在排放有毒有害物質，他也無法說清。“污染是眾人皆知的，但與癌癥與疾病具體有什么關聯，我們沒有證據，政府也沒給我們一個說法。”

　　陳奇想過搬離塢里村，他曾去海南休息過一段時間，身體明顯好轉，但回來后又復發。“沒有那個實力搬離。”

　　“我們這里就是癌癥村，我家邊上死掉的就十幾個。”他看著身邊年輕人一個個離開，很為自己的前景憂慮。

　　韋東英的一戶鄰居在蕭山環保局工作，根據韋東英的說法，這家人幾乎從不讓孩子住村里，周末偶爾回來一次也很快回城。

　　除了水，塢里村的土也被致癌物污染，村民們因此不敢吃本地種的菜，這更增加了生活成本。

　　“化工廠來了，我們的地被征用，沒有得到一點好處，反倒賠了性命。”多個村民反映。{page_break}

　　更多可怕事實

　　對于“癌癥村”的說法，離塢里村稍遠一些的紅山村被公認為癌癥村中的“頭魁”，盡管官方至今同樣不承認“癌癥村”的說法。

　　紅山村的癌癥病發率比塢里村還高，原因在村民們看來很有警示意義——因為該村距離化工區比較遠，上世紀90年代，塢里村民為污染問題抗爭時，紅山村的村民們覺得環境污染并不會影響到自己，因此照舊吃井水，用內河的水澆灌稻谷、蔬菜，收獲的莊稼自家食用。直至2008年前后，紅山村才通上自來水，但為時已晚，“當時沒有意識到，現在進入癌癥高發期了。”邵關通苦笑，“幸虧我們塢里村鬧得早，否則癌癥還要比現在嚴重。”

　　記者進一步的調查發現，在蕭山臨江工業園區及周邊的黨灣鎮等地同樣存在多個類似塢里村、紅山村這樣的“癌癥村”。根據環保部門的要求，園區的工業污水集中至蕭山臨江污水處理廠，這個污水處理廠還一并處理周邊11個鄉鎮的生活污水。

　　通過巨大的污水管道，污水處理廠處理后的污水排入錢塘江，但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對該排污口的水樣抽檢發現其含有多類有毒有害物質，包括氯代苯胺、全氟辛酸、氯代硝基苯、氯苯等致癌甚至生殖侵害殘留物質。

　　因為怕本地人鬧事，工廠并不招用本地人。印染廠的不少外地工人租住在塢里村及周邊村落，村民們時常看到這些外地工人渾身紅色、綠色，染料是什么顏色，人就是什么顏色，連眼瞼都是五顏六色的。

　　有印染工人告訴記者，這些顏色幾個月都洗不掉，咳出來的痰都是帶色的，洗澡后，換上白襯衫，一出汗，領子都是紅色。

　　村民們最可怕的傳聞便是印染廠的污染會導致不孕不育，因此工廠怕承擔風險，也不愿招收年輕女工。

　　邵關通常去“二十二工段”的這個排污口，他并不懂得專業的化學知識，但直觀的感受足以讓他對環境憂心忡忡，他眼前的污水有時候是紅的，有時候是綠的，異味濃烈，“難道這就是無害化處理后的污水?”

　　一組數據或許可以說明環境污染對整個地區的危害，南陽鎮2012年征兵工作，270名應征青年，最終只有17名體檢過關。塢里村去了17名應征青年，結果只有邵關通的兒子一人合格。

　　21歲的兒子如今遠在他鄉，邵關通、韋東英夫婦決定堅持抗爭下去，雖然生命受到威脅，家中玻璃也被人接連砸破兩次。

　　韋東英說她想不通，這種斷子絕孫的事情為何得不到制止，“難道除了污染環境，就找不到賺錢的方式?難道中國的發展非要延續外國的老路?”

　　因為污染的問題，塢里村的村民們與村干部產生隔閡，并指控村干部們被化工廠一點點蠅頭小利就收買了。

　　邵關通期望將村民們整體搬遷，因為化工廠已經事實存在了，搬到哪里就會污染哪里，“地球哪里有那么多地方好讓他們污染?”{page_break}

　　另一個“癌癥村”

　　離開蕭山，驅車往東不過半小時路程便進入紹興市，杭甬高速公路紹興出口下來就是三江村，這是紹興地區坊間“知名度”頗高的“癌癥村”，當然，地方政府不認可這個說法。三江村幾乎是塢里村的翻版，同樣因為印染等化工企業的包圍，水、土壤、空氣被污染，年輕人們“逃離”，外地工人與本地老人留守。

　　66歲的鄉村醫生林張木退休后堅持在村里的小診所義診，因為接觸的癌癥病患多了，他已經積累了相當的經驗，遇到一些可疑病例直接建議患者家屬送去大醫院做腫瘤檢查。

　　這個5000多人的村子據他所知至少已經有80多人患癌去世，“還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村民們都說這里是癌癥村。”

　　在這位鄉村醫生看來，癌癥高發肯定是不正常的，罪魁禍首就是附近的化工廠。三江村的村民也盼望著搬遷，但因為拆遷成本高，這項工程進展異常緩慢。

　　在三江村往北數公里便進入紹興濱海工業園區，這個園區是浙江省最大的工業園區之一，已經初步形成了紡織制造、石油化工、聚酯纖維、生物醫藥、包裝材料和農產品深加工的產業集群，其中印染年總產能達到50億米，占全國十分之一。

　　公路沿途盡是印染及相關的企業。聯發化工廠等企業沿著一條內河排列，河道外側就是海灣。記者面前的這條內河臭氣熏天，而聯發化工廠與內河相隔的圍墻外正有兩個工人安裝攝像探頭。

　　見到記者拍照，工人很警惕，當地環保人士——90后青年徐磬石認為在圍墻外安裝探頭針對性很明顯。

　　車子順著防洪堤一路開，每過一個化工廠便是一種氣味，附近新三江閘附近的兩個漁民告訴記者，風一大，各家工廠的氣味混合在一起，能將人熏暈。

　　6月7日這天，66歲的漁民高明亮從凌晨2點開始在新三江閘外的海灣捕魚，直至下午2點記者到訪，才捕獲十幾斤魚，而早年，一個小時就可以捕獲一百多斤。高明亮告訴記者，新三江閘隔幾天就打開一次，聯發化工旁邊的內河的臭水排入海灣，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黑龍轟隆隆扎進海灣。

　　“魚死的死，逃的逃，捕到的魚有種奇怪的味道，像是柴油味。”高明亮坦言，這魚他們不敢吃，只能賣給不知情的人，“一個人只能賣一次，上了一回當，下次就不會再買。”

　　順著濱海大道繼續往工業園區深處，印染企業更多，最具代表性的新二村被渾厚的化工味包圍，但村民們已經習以為常，聞不出來了。新二村周邊的內河已經悉數被工業污水污染，成為村民們眼中的毒水，“一沾手就會發疹子”。

　　2012年5月8日，因為濱海工業園區一家印染廠管道爆裂，新二村一條三四百米長的河流瞬間被染成紅色的“血河”，兩天后才褪色。

　　如今居住在新二村的主要是外地來的工人，村民郭大爺透露，新二村同樣被視為“癌癥村”，地表水被污染，地下水同樣不能飲用，村民們守著水卻愁水吃。

　　郭大爺與其他村民一樣將房子出租給來自云南、貴州、四川等地來的工人，一名正在洗魚腥草的女工告訴記者，她今年快50歲，在附近一家印染廠做工，剛到這里，早她到來的老鄉就告誡她不能飲用井水，河水更是碰不得。

　　工人們如今都從工廠里提自來水回來洗菜、燒飯，在這片水鄉，水成了貴重的物品，郭大爺家有一口水井，雖然只能用來洗衣服，但也供不應求，郭大爺在井旁寫了一個告示：“不住我家，不準用水。”

　　濱海工業園區各家企業的污水同樣通過管網匯入當地的污水處理廠——紹興水處理發展有限公司。

　　按照日處理能力，紹興水處理發展有限公司是中國最大的以處理印染廢水為主的綜合性污水處理廠，日處理能力達到110萬噸，雨水、污水管線據資料顯示高達290公里。

　　在這家污水處理公司不遠處是一家名為紹興環興的污泥處理公司，巨大的煙囪正在冒煙。

　　徐磬石2010年組建了紹興當地的一支民間環保組織，他告訴記者，因為污染問題，當地曾多次發生村民與企業的沖突。

　　在小徐看來，水與空氣的污染是可以目睹的，但另一個隱患卻容易被忽視——土壤。按照污水處理要求，每個企業的污水必須先在廠內進行初期處理，而后再進入管網，沉淀物中積攢了巨量污染物。

　　環興污泥處理公司這樣的企業便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但在紹興地區也確實存在企業偷倒污泥的情況。

　　“這種污泥對土壤的破壞性極大，所倒之處寸草不生。”小徐透露。{page_break}

　　共同的宿命?

　　濱海大道東北方向的盡頭便是杭州灣，3月7日這天，雖有霧霾，但仍可依稀看見杭州灣大橋。紹興水處理發展有限公司處理后排放出來的污水便從這里排入杭州灣錢塘江內，附近一家工廠的工人告訴記者，排污時，污水通過管道噴出，在江面形成巨大的渦流，而污水的顏色則是五顏六色的。

　　水務部門看到記者攝像很警惕地詢問。在這個排污口，綠色和平組織的抽樣同樣檢測出了包括氯代苯胺、全氟化合物等致癌物質，甚至還有鄰苯二甲酸二丁酯，此類污染物質具有生殖毒性，常被應用于包括紡織品在內的多種工業生產。

　　記者注意到，針對綠色和平組織的檢測報告，蕭山與紹興縣環保部門均曾予以否認，蕭山區環保局副局長朱海斌、紹興市環保局副局長胡劍都表示，“工業園區排放的污水都經過污水廠處理，符合國家標準。”朱海斌表示，工業污水即使經過了處理還是污水，不可能達到自然水那樣的清澈。根據國家標準，只要該污水經過自然水的80倍稀釋能夠達到無色就是正常的。報告中提到的芳香胺、硝基苯、二氯乙烷、氯苯等有毒有害物質，朱海斌表示“國標”里面沒有要求，目前國內環保部門的技術和設備水平也無法檢測。

　　在濱海工業園區內的萬豐化工廠附近，兩名來自四川綿陽的萬豐化工女工正在河道旁種菜，河道便與新二村那條曾被染成“血河”的內河相連。因為被污染，這條河如今被筑壩隔斷，新二村的村民早已廢棄河道兩邊的農田不再耕種，但兩名四川女工不以為然。她們告訴記者，“化工廠與印染廠相比，很難說哪個毒性更大，為了生活，沒那么多能力去講條件。”女工的工資每月不足兩千元，工廠每個月給她們發防毒口罩，但戴不戴就靠個人自覺，至于體檢，“目前還沒享受過”。

　　來自綠色和平組織的調研顯示，紹興濱海工業園區與蕭山臨江工業園區的印染企業不乏一些國際服裝品牌如Zara、Levi’s等的供應商。

　　紡織名城向世界輸出潮流的同時卻將污流留在了本地，地方官員摘取了GDP的果實，民眾卻在為生態危機埋單。

　　環保部《化學品環境風險防控“十二五”規劃》顯示，我國化學品污染防治形勢十分嚴峻。我國現有生產使用記錄的化學物質4 萬多種，其中3000余種已列入當前《危險化學品名錄》，目前，我國化學品產業結構和布局不合理，環境污染和風險隱患突出，發達國家已淘汰或限制的部分有毒有害化學品在我國仍有規模化生產和使用，存在部分高環境風險的化學品生產能力向我國進行轉移和集中的現象。

　　指望國際服裝品牌督促供貨商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在現階段無異于癡人說夢般的一廂情愿，何況對服裝而言，有毒有害物的服裝殘留以及洗滌過程中對消費地的二次污染問題也同樣嚴峻，不久前發生的上海“毒校服”事件，有毒殘留的布匹就來自紹興地區。

　　2010年，紹興縣印染超過170億米的布料，并且生產了超過1.3億件的服裝，紡織業作為紹興最大的支柱產業，占據當地工業經濟總量的58.5%。然而，籠罩在癌癥陰霾下的村民們對這些數字樂不起來，因為付出的環境代價實在太大，恐怕幾代人都無法償還。

　　紹興濱海工業區的排污口再往東，紹興上虞市的道墟鎮亦有不少村民向記者反映，他們那里也有“癌癥村”。化工企業開到哪里，“癌癥村”似乎便會出現在哪里。

　　上虞往東，寧波市慈溪地區，隨著杭州灣大橋的建成貫通，工業園區逐漸擴大，并已形成專門的印染區。來自那里的民聲反饋是，因為污染物的排放，海產品產量削減，口感變差，老百姓們正在擔心步入上游的后塵。

　　污水最終奔流入海，在有毒有害污染物中生長的海產品最終被端上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餐桌，甚至更遠。

　　毫無疑問，環境污染的危害絕不可能局限局部地區。同處一片霧霾天下，如果不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癌癥或將成為我們這代人，甚至幾代人共同的歸屬。

　　數據顯示，我國每年新發癌癥病例200萬人，因癌癥死亡人數為140萬，我國居民每死亡5人中，即有1人死于癌癥，在全國不少大城市，惡性腫瘤已經超越心腦血管疾病，成為第一死亡原因。

　　“如果我們就把這樣一個環境留給我們的子孫，我們的子孫以后祭拜我們的時候也不會感激我們，他們只會問，祖先們啊，你們到底在干些什么啊。”

　　韋東英的這番話與噴涌的污水共同擊打著我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