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服裝企業轉型為何“欲說還休”？

　　2008年以來，沿海一代的紡織服裝企業一直在忍受著由于金融危機帶來的陣痛。原材料漲價、企業銷量減少、勞動力成本增加等等因素疊加而至。這就迫使紡織服裝企業不得不考慮如何有效降低生產成本的問題。 

　　到了2009年，我國經濟開始逐步企穩回升。但是緊接著在東部沿海地區出現的“用工荒”、“用電慌”、“用地慌”等情況卻讓紡織服裝企業措手不及。于是，一時間向西部地區“轉移”的問題開始成為紡織服裝行業內談論的熱點。企業是就地“轉型”還是向西“轉移”的爭論也愈演愈烈。毋庸置疑的是，紡織服裝企業不論選擇其中的任何一條路都不得不承受由此帶來的劇烈陣痛。

　　紡織企業：向陽花木易為春

　　2009年深秋，全國各地著急趕做棉被、棉襖過冬的普通群眾不約而同的發現，棉花漲價了。其實，棉花價格的上漲對大部分的老百姓來說無非就是幾句抱怨，直接影響并不太大。但是，對于數量眾多的棉紡廠來說就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了。如果企業的應變能力不強，處置效果不明顯，其后果可能直接威脅到一家工廠的生死存亡。

　　實際上，棉花的價格從2008年末就已經開始小幅上漲。當時每噸棉花的價格僅僅波動性每噸上漲了200元左右。但是，這個情況并沒有引起大多數棉紡企業的重視。在棉花價格持續低迷多年以后，眾多的棉紡企業似乎已經不記得棉花價格起伏的規律。

　　江蘇南通某棉紡織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上世紀90年代的企業。最輝煌的時候，曾經雇用有接近萬名工人。就是在經過金融危機的洗禮之后，到2008年，該公司每年的用棉花量都在1萬噸左右。按照慣例來說，一個這樣規模的棉紡企業庫存棉花至少也應該保持在1000噸的數量級。但是，為了減少資金積壓，規避現金流方面的壓力。這家企業的棉花庫存量長期維持在200---300噸的規模。

　　在棉花價格小幅上揚之后，緊接著的便是籽棉價格的暴漲。到2009年中期，棉花的價格已經比年初每噸上漲了2500元。但此時，棉紡企業仍然還有希望。那就是希望9月新棉上市之后，棉花的價格能夠降下來。新棉上市，成了棉紡企業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

　　然而，希望的后面往往跟著的都是失望。到了2009年10月底，四川棉花的市場價格是新疆細絨棉每斤18元；新疆精致絨棉每斤要19.8元。并且，新疆的棉花運輸極為不便。到12月，據對部分企業的調查顯示，在已銷售的13萬噸新棉中，有2/3的棉花因為車皮緊張無法外運。有的企業聲稱，存放在站臺上的棉花將近兩個月了，仍舊運不出去。

　　江西、湖南兩省，也是我國內地棉花的重要產地。以湖南為例由于氣候干旱的原因，09年的棉花種植面積220萬畝，較08年減少30萬畝，減幅達12.5%。另外加上轉基因棉花出現的一系列問題，造成了棉花產量更低。同時，較高的價格又引起了棉農惜售的現象發生。

　　怎么辦？這成為了擺在棉紡企業面前最直接的問題。 

　　從新疆采購棉花，在沒有火車皮的情況下運到鎮江的運費就高達1400元每噸。這顯然是不可行的。在紡織行業形勢剛剛企穩回升，棉紡企業訂單剛剛開始增多、利潤剛剛有點起色時。棉花緊缺、棉價高漲、運輸困難等問題再次讓棉紡企業苦不堪言，甚至到了即將無米下鍋的境地。

　　看來，不轉變是不行了。不變就意味著在金融風暴重創下“死里逃生”的中國棉紡企業有可能再次墜入新的深淵。于是，企業轉移毋庸置疑的擺上了議事日程。棉紡企業到棉區去，既節約了運輸費用，又可以享受當地的政策優惠，還有相對沿海來說廉價的勞動力。這些因素無不隱藏著巨大的誘惑力。

　　斬釘截鐵，該企業高層最后拍板。企業必須轉移，目標江西九江。九江是江西省棉花主產區，棉花種植面積約占全省三分之二，年產棉花180萬擔左右。九江地處江西北部，贛、鄂、湘、皖四省交界處，還是大京九鐵路與萬里長江交匯點，地理位置優越，水陸交通發達。更難得的是，九江還是江西省唯一的沿江對外開放和外貿港口城市。

　　該棉紡企業轉移到棉區之后，上述的各種優勢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因為棉花價格上漲對企業帶來的沖擊。工人的平均工資比在鎮江低兩成，廠房的租金則要低一半，另外還有水電費用等的支出都要少得多。這無疑都給紡織企業帶來了直接的經濟效益，提高了企業的生存和競爭能力。

　　目前，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新疆等省區已經成為了紡織企業轉移的主要目的地。但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目前紡織行業全國性大轉移，其主要轉移的仍然是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生產制造環節。

　　服裝企業：欲說還休夢已闌

　　金融危機給我國服裝企業帶來的沖擊也是非常嚴重的。海外訂單銳減，出口量直線下降，成為了2008年度服裝行業的“外困”。進入2009年以后，我國經濟開始回暖。但就是在這個后金融危機時代，勞動力短缺、勞動成本上升、物流成本增加又毋庸置疑的成為了服裝行業的“內憂”。

　　2008年10月，廣東東莞下了一場持續多日的暴雨。街道上，隨著積水漂來最多的是一張張鮮紅的招聘員工的告示。臨近下午下班的時候，從沿街各個工廠出來的工人很少。零零散散的在馬路上走著，不成群。這場暴雨，似乎洗掉了東莞一貫以來的喧囂浮華。號稱“世界工廠”的東莞，是我國南方制造業的中心城市之一。在這個地區出現這樣冷清的情況是很不正常的。從2008年末開始，大面積的“用工慌”開始逐漸在珠三角地區蔓延開來。金融危機的時候，服裝企業接不到訂單除了保留一小部分技術骨干之外，不得不裁掉大量的普通工人。而到了經濟開始好轉的時候，作為勞動密集型的服裝企業卻恍然發現工人沒有了。

　　實際上，農民工結構上的變化使得“用工荒”的出現成為了必然。隨著第一代農民工的逐漸老去，更多80后甚至是90后進入了農民工的行業，并且成為這個群體的主力軍。這些人不論是在人生觀還是在價值觀上面和他們的父輩都截然不同。年輕一代的農民工更注重的享受、消費以及更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曾經有報道說“80后農民工作為獨生子女的一代，受到較多的家庭呵護”，實際上這是不準確的。目前在農村獨生子女的家庭仍然屬于鳳毛麟角，計劃外生育的情況很普遍。

　　而一部分服裝企業在對農民工的待遇問題上處理得卻不夠慎重。國家統計局調查報告顯示，2009年度全國農民工月平均工資1417元。每周工作時間超過勞動法規定的44小時的農民工占89.8%。與此同時，近六成農民工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參加社會保險的水平總體較低，雇主或單位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的比例也很低。另外，在金融危機時被裁掉的部分農民工帶著自己的積蓄回鄉創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于是這部分農民工便徹底轉變了自己的身份，不會再外出務工了。綜合上述情況，就不難看出“用工荒”的根本原因。

　　沿海一代的服裝企業遭遇“用工荒”，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沒有工人，有訂單不敢接；沒有工人，接到的訂單不能按時交貨的情況比比皆是。于是，服裝加工企業在看到紡織企業轉移帶來的變化之后也開始陸續籌備轉移事宜了。然而，在我國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已經步入了摸不著石頭的深水區是時候。服裝加工企業摸著紡織企業的石頭，能否順利趟過自己的那條河呢？答案是否定的。此石頭非彼石頭，此河也非彼河也。

　　廣東中山一家休閑服生產企業應對“用工荒”的辦法就是轉移。他們選擇了西南某省會城市周邊的一個經濟技術開發區落戶。當然，政府為了爭取這家企業落戶本地，在政策、土地、配套設施等等方面都給予了極大的優惠。實際上，針對沿海服裝加工企業的轉移潮，河南、四川、重慶、江西等省份都爭先恐后舉行招商會議，大力邀請沿海企業到當地建廠。

　　中山的這家服裝加工廠投產之后，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難題開始出現在企業的面前。首先遇到麻煩的就是企業的采購部門。一次，為了尋找一種衣服袖口上面的紐扣。采購部門的幾個人差不多把周邊的縣市都跑遍了，也沒找到合適的生產廠家。最后不得不從廣東采購后，再運到企業。

　　這樣一來，算上耽誤的時間造成的損失以及往來的運費等，服裝的成本與在廣東生產已是相差無幾。接著，高昂的成品運輸費用也壓得企業喘不過氣來。眾所周知，IT行業轉移生產基地的運作是非常成功的。為什么呢？因為他們的產品，一個集裝箱便價值數百萬甚至上千萬。因此，區區一點物流費用在他們眼里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對于我們的服裝加工企業來說，一個集裝箱的衣服最多也就十幾萬或者幾十萬。在服裝行業利潤率不高的客觀前提下，這個運輸費用就顯得舉足輕重了。

　　服裝行業整體在內銷市場沒有完全做好之前，出口依然是目前的主要途徑。從遙遠的內陸把產品運到沿海的港口裝船，無疑就是把豆腐運成了肉價錢。在服裝加工行業的上下游沒有實現轉移之前，單純的服裝企業轉移注定以失敗告終。

　　遙想當年，部分沿海服裝加工企業到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建廠。理由主要也是，“在中國要花1000元去請一個技術還不怎么樣的工人，在越南只用500塊錢就能搞定。”。然而，沒過多久這些企業也紛紛鎩羽而歸。原因還是這些國家沒有服裝加工企業需要的產業鏈。拉鏈、紐扣等等都得從國內運過去，這樣的生產環境企業的日子能好過嗎？

　　目前，我國服裝企業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和當年企業到東南亞建廠的情況幾乎是如出一轍。經過20多年的發展，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在我國沿海有著全世界最完美的紡織服裝產業鏈。術業有專攻，在沿海一個鎮生產一種配件的現象很普遍。曾經有人擔心東南亞國家會以廉價的勞動力取代我國的服裝加工業。實際上這種情況在短時間內是不會出現的，建立一個完整的產業鏈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和磨合。

　　目前，沿海的服裝企業有些正在緊鑼密鼓的籌備轉移。而有些已經轉移的企業又靜悄悄的回到了沿海。無可非議的是，只有實現服裝行業產業鏈的整體轉移，服裝加工企業的轉移后勁才足，才能成功。

　　走還是留：因事制宜，以權達變

　　上個世紀80年代末，與目前紡織服裝行業面臨的同樣情況也在我國臺灣出現過。當時，臺灣年輕一代因生活改善開始不愿意到工廠打工，缺工引發勞動力成本快速上漲，其他一些成本也在攀升。面對這樣的局面，臺灣企業大多選擇了轉移到勞動力低廉的大陸。實際上，上世紀以來，歐美國家因成本上漲，先是轉移到日本、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之后又二次轉移到了中國內地。

　　由此分析，部分紡織服裝企業的轉移已然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當然，對于做內銷市場的沿海紡織服裝企業，將生產線往中西部轉移是明智的，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是對于主要做外銷的紡織服裝企業來說，高昂的運輸費用卻難以承受。繼續留在沿海恐怕是最好的選擇。

　　留下來，能不能站得住就要求企業對自身進行合理化的轉型。為了消化掉留在沿海而產生的較高成本，紡織服裝企業就必須提高生產效率、勞動力素質、自動化程度、生產技術、產品質量以及產品附加值。縱觀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不論哪一次的變化或者是危機背后都隱藏著巨大的機遇。留下來的紡織服裝企業完全可以借此機會，提高自己產品的質量和檔次。創出自己的品牌，讓世界徹底改變對中國是“世界服裝加工廠”的觀念。把中國制作變成中國創造，爭取早日讓中國的紡織服裝也在世界高檔服裝市場上占用一席之地。

　　無論紡織服裝企業是走還是留，實際都代表了一種發展趨勢，代表著中國紡織服裝產業做大、做強、做精的方式。新的形勢下，我國的紡織服裝企業必須也要有新的智慧和精神，需要新的責任和敢擔當的品格。我們的紡織服裝企業，必須要具備全球化的市場觀念以及產品質量觀念和科技創新意識，向產業專業化、產品精細化的方向發展。不可否認，我們的紡織服裝企業正面臨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紡織服裝企業原有的一些傳統優勢正在逐漸消失。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紡織服裝企業如何做到一個以質量為中心的產品管理，以財務為基礎的經營管理，以科技為先導的技術管理的有中國特色經濟構架，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