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頭”到“腳”的革命 百年中國服飾流變

　　宣統三年，即公元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爆發了武裝起義。起義的第二天，身穿新軍軍服的革命軍把原清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黎元洪從他的藏匿處拖出來革命。據傳，就在當天他剪掉了辮子，或是“被”剪掉了辮子。無論辮子是剪還是被剪，這場革命似乎最先要割除的就是那根愚忠的辮子。

　　翌年2月12日的紫禁城養心殿，隆裕太后以宣統皇帝的名義發布詔書宣布退位。那天外務大臣胡惟德等人接過詔書，沒有照例下跪叩拜，而是用鞠躬方式向這個王朝告別。宣讀完詔書，隆裕太后號啕大哭，她是真的十分傷心，哀嘆這兩百多年的大清帝國在她孤兒寡母的手中終結。或許她也聽說了，那個被朝廷萬般倚重的清廷總理大臣袁世凱，在前一天晚上也剪掉了辮子。

　　民國初年最大的變化莫過于男人的剪辮和女人的放足。

　　確實，對絕大多數普通老百姓來說，民國早年革命、共和、改元之舉直接觸及的，莫過于家家戶戶男人的剪辮和女人的放足。同樣，奪得政權的革命者們也首先革除的是滿制的辮發和千年漢俗的纏足，這場,實際也是革命者施行的民眾教化。

　　辛亥易幟的重要標志就是剪辮。做了近三百年大清子民的中國男人再一次面對辮子存廢的問題。

　　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就頒布剪辮通令，致電全國：“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凈盡。”剪辮是革命者與清王朝決裂的第一步，對剪辮令的頒布，國民或欣喜，或惶恐。欣喜也好，惶恐也罷，男人腦后的那條辮子毫無疑問地成了革命的對象。

　　剪辮被看做“革命”的象征，也是當年“文明”之舉。不過在許多地方，剪辮仍需革命軍拿著剪刀強制執行。有報載鄉民遇大兵剪辮時的驚恐，“有執辮子狂奔回鄉，軍隊從后追趕者，更有鄉人被迫躍入河為旁人救起，未遭淹斃……”等報道。

　　不過，事實證明了革命黨人的天真，封建的辮子絕非二十日內能剪盡。依戀辮子的仍大有人在，有人把辮子盤在頭頂混跡于途。尤其前清宮室仍是辮子的集中地。1913年，民國內務部曾和清室內務府聯系，希望勸說遺老遺少剪掉辮子，未果。1917年，“辮帥”張勛帶著四千名辮子軍開進北京復辟，一時北京城里假辮舞動，有民謠云：“不剪辮子沒法混，剪了辮子怕張勛”。

　　為了徹底剪去辮子，民國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頒布剪辮政令。1912年《臨時政府公報》29號刊登《大總統令內務部曉示人民一律剪辮文》。1914年6月(民國三年)，內務部再次發文《勸誡剪發規程六條》，規定官吏、士臣必須剪辮，因為當時參議院中仍有十余條頑固的辮子。

　　與男人剪辮同樣問題的是女人的放足。1912年3月，孫中山就令內務部通飭各省勸禁纏足，令中說：“當此除舊布新之際，此等惡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國本。”1916年內務部又頒《內務部通咨各省勸禁婦女纏足文》：

　　查婦女纏足，環球所無，陋習相沿，久為詬病，夷考載籍，五季兩宋之間，此風雖熾，不過樂戶散坊，資為觀美，而良貴胄，習尚仍殊，顧以禁令未嚴，遂至流為惡俗。習非勝是，舉國靡然，微獨于人道有傷，抑且開種弱之漸……

　　國人纏足的積習猶深，勸禁婦女放足絕非易事。“何止有哭有笑要死要活，纏了放放了纏，再纏再放再放再纏。那時候的人，真拿腳丫子比腦袋當事兒。”(馮驥才《三寸金蓮》)

　　到1928年，南京民國政府再次發布《禁止婦女纏足條例》，令各地婦女纏足者務必解放之，并分別對十五歲以下，十五歲至三十歲和三十歲以上婦女做出不同的放足要求。民初，一方面“天足會”、“放足會”在各地活躍，呼吁放足;另一方面，女人們的腳也被纏纏放放，各式各樣，故有關于腳的各式新名詞流行，什么纏放足、復纏腳、天足、假天足、半纏半放腳等等。

　　和男人的發辮一樣，要根除這千年陋習真是困難重重。1928年南京的民國政府同樣又一次頒發《禁蓄發辮條例》，措辭更嚴厲，處罰也更加具體。

　　值得注意的是，從1912年至1928年，民國政府就這一“頭”一“腳”的法令措辭逐步升級，從“勸誡”、“勸禁”到“禁止”、“禁令”便可見一斑。陋習如此難以割卻，不能不令人驚愕。國人心理上的封建辮子和纏足意識遠比想象的更為頑固。嚴復曾言道：“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好古而忽今。”以后的五四運動表明辛亥革命是一場遠未完成的革命，新政權的建設者們要割除封建主義的“辮子”，遠比趕走一個皇帝要困難得多。

　　譬如，民初最有名的兩根辮子：軍閥張勛，人稱辮帥;北京大學教授辜鴻銘。前者以留辮為標志，結集保守勢力擁護復辟，是民初不識時務的保皇黨。后者是學識淵博出入北大的文化怪杰，當他拖著那根灰白辮子走進教室遭到學生們的哂笑時，這位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卻正色道：我固然腦后留有辮子，但你們的腦子里是否還留有辮子呢?(大意如此)此言既出，全場愕然。

　　辜鴻銘于1928年4月帶著辮子離開人世。那年的9月，《申報》公布了一項在北京的調查結果，北京地區尚存男人辮子4689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