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與成本PK 珠三角制鞋等企業紛紛外遷

    資料圖      “珠三角有上萬家外資企業倒閉或外遷。”2008年3月初，《華爾街日報》的這則消息引起了全國乃至國際上的關注。“根本沒有這回事。”在北京參加“兩會”的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專門召開新聞發布會澄清此事。但不可否認的是，經過多年發展，作為世界制造工廠的珠三角正在發生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當年，珠三角制造業快速崛起，產業、工廠、工人蜂涌而至，然而僅短短十多年間，城市功能升級了，政策指向升級了，這使得舊產業格局的機會成本加大，城市、產業、工廠和工人都要面臨一次利益與成本，道德與誠信的再選擇 　　“閃”離珠三角 　　3月中下旬，深入珠三角，就為世界矚目的廣東企業遷移狀況展開調查，者先后走訪了廣州、云浮、佛山和東莞等城市。試圖按照珠三角產業轉移“產業走廊”的路線，通過給讀者展現一位制鞋作坊主的艱難時世，一位臺灣老板的咬牙觀望，一家港資企業的“敦刻爾克大撤退”，和一家提前上岸而免于在由一片紅海變成干涸的死海里“露腚”的美資企業，描繪出珠三角的躁動、茫然與期望。 　　“最富在廣東，最窮在廣東。”這是在云浮這個廣東最年輕的地級市聽到最多的一句話。未來的幾年里，粵西北這塊青山綠水上將挺立起從珠三角遷移過來的大量企業。這個城市似乎正在翹首以待變成新的東莞和佛山。 　　在云浮迎賓館的陽臺上俯視整座山城，突然有一種莫名的感觸：隨著珠三角產業遷移而來，這個如此安寧和清新的城市幾年之后是否依然青山綠水？幾年之后，它會跟東莞厚街鎮一樣，到處是行色匆匆的人們嗎？ 　　前幾年有一篇十分流行的文章叫《深圳向何處去？》，如今這個魔咒開始落到了珠三角的其他城市。東莞，這個年輕的城市里，很多人都在熱烈討論一個問題：東莞向何處去？ 　　東莞的交通建設非常發達，車流也不是特別多，很少遇到堵車。但這座城市的人們似乎十分的躁動，開車的人都喜歡鳴笛，無論主輔道路上，嘈雜的喇叭聲十分刺耳，人們似乎都在趕路，但是，他們將要去向何方？ 　　商人分步變“閃人” 　　“你先別問我代理費多少錢，你先想想你能拿到多少賠償吧。”廣東旗峰律師事務所律師何云龍，在電話里對一位咨詢起訴費用的打工仔說。 　　從去年下半年到現在，何云龍的工作突然繁忙起來，開始接到很多東莞打工仔和為出口加工企業提供原材料的供應商的起訴狀。被訴對象是東莞大大小小突然“消失”或關閉的工廠老板。正是這些工廠“逃逸”引發的訴訟風潮，讓何云龍的生意突然紅火起來。 　　3月18日晚上，記者在素有世界鞋都之稱的東莞市厚街鎮一個飯館里與一群制鞋業老板吃飯。酒過三巡后，他們先是熱烈討論起當天溫家寶總理在兩會上的答記者問，后來話題一轉，就談到了春節前發生在厚街的一起“臺灣老板逃逸案”。春節前夕，東莞鼎馥鞋廠老板利用周日休息的機會，卷款逃回臺灣，此后一直沒再出現。該廠拖欠的工人工資、供貨商貨款以及水電等各項費用超過2000萬元。 　　“近來這樣的事情很多，突然‘蒸發’也不僅僅是臺灣老板，東莞本地的個人獨資企業也有。”一位鞋廠老板對《商務周刊》說。 　　在律師何云龍處，記者看到了一份民事起訴狀。被告是東莞一家塑料(13690,10.00,0.07%,吧)五金廠的老板，原告是其原材料供應商，兩者一直有業務往來，交易習慣一般是原告向被告開出報價單，被告再回傳，然后被告向原告下訂購單，原告送貨被告簽收，雙方每月進行對賬結算。所售貨物為清漆、固化劑、底漆等涂料類貨物，約定為月結付款。但自2005年以來，被告不斷拖欠原告貨款。現被告下落不明、工廠解散、逃避債務。 　　業主逃走是因為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嗎？“不全是，主要是大環境變了。以家具行業為例，現在國外訂單越來越少，資金周轉不過來，老板們不想扛下去了。”何云龍是東莞很多出口加工型企業的法律顧問，但現在連他自己也聯系不上這些企業的法定代表人。 　　據何律師介紹，欠薪逃逸的企業主一般是戶口不在當地的外商，他們租用當地廠房，用廉價的舊機器設備開展生產。這些企業惡意倒閉之前的共同征兆是: 拖欠工人工資、水電費、廠房租金及原材料貨款，企業資金流動特別頻繁，老板在為逃跑做好準備，工人加班突然增多，老板急于趕完一批貨拿到貨款，拿到貨物訂金或部分貨款后，在自己有能力生產時仍將訂單貨物轉給另一廠家生產。 　　目前東莞出口加工企業倒閉后的普遍情形是，年前還在開工的企業，春節一過就關門了。工廠一關門，村委會的水電費和房租費還沒有繳納，工人的工資沒有負擔，稍微有點“良心”的老板會支付2—3個月的工資作為遣散費就走人，大多數選擇直接“閃人”。 　　記者從東莞一些出口加工型企業密集的地區了解到，當地政府對于這類“蒸發”企業的處置辦法是，由村委會先行墊付工人工資，倒閉后工廠拍賣的設備等財產所得歸村委會。其他的債權人基本分不到任何利益，即使有些供貨商能夠從拍賣中獲取一部分賠償，但往往比實際貨款額大打折扣。 　　“我最近手頭接了個案子，按照最低的標準補償工人的話，應該是200多萬元，但最后只補償了99萬元，這是違反規定的。但法院也沒有辦法，必須考慮到企業資產的承受能力。”何云龍說。 　　在東莞，這種企業“蒸發”而起訴難，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很多出口加工型企業在注冊登記的時候鉆了空子。何云龍舉例說：“一些臺資老板甚至以自己情婦的名義注冊公司，幾年內換好幾個情婦，法人代表也跟著換，根本無法起訴。” 　　目前何云龍的每個同事手上都有好幾個類似的案子。普遍情況是，老板蒸發之前就有一些供應商在起訴，等到老板逃跑，其他的供應商蜂擁而來，但大都失望而歸。拖欠貨款比較少的供應商選擇放棄起訴，而有些涉及金額比較大的供應商則希望至少拿到一份判決書，如果能拿到兩三成的賠償就“謝天謝地”。 　　“三年換了三個法人代表，開的都是空頭支票，從法律上講涉嫌詐騙。我們找過公安局，希望將這些老板的逃跑定義為詐騙，但很少獲得立案支持，他們的理由是：如果這樣的事情公安局都受理，工作量將大大增加。在東莞，這類事件公安局一般是不做處理的。”何云龍說。 　　本刊記者了解到，以制鞋廠為代表的東莞出口加工企業，大都開始縮小規模以減少經營風險，業內將這一現象稱為“化整為零的游擊戰”。不過，即使是小到只有幾十名工人的作坊工廠，其生存壓力同樣巨大。 　　一眨眼口號變了 　　在一些企業主眼中，各種壓力并非全部來自市場環境。 　　“我現在不好意思找臺灣人喝酒，他們心情不好。”28歲的陳燈龍創辦了一個作坊鞋廠，取名東莞金億鞋廠，希望能夠賺到“億萬金錢”。之前，他一直輾轉于幾家大型臺資鞋廠。 　　金億鞋廠去年7月籌建，8月份開始正式接單。工廠去年下半年一直在虧損，主要原因是經營和管理不善，更讓陳燈龍沒想到的是外部環境惡劣得如此之快。 　　春節時，陳燈龍還計劃2008年要好好干上一年，打算找一個比較有“場面”的廠房，并且在年前對一些技術骨干許諾了高薪。但過年一回到東莞，局面卻突然壞了起來。陳燈龍發現自己的很多同行都關張走人了，留下來的要么縮小規模，要么大量裁員。 　　“國內物價上漲，原材料在漲價，工人工資在漲，利潤就這么多，國家吃掉一點，物價上漲吃掉一點，剩下的這一點點讓你如履薄冰。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冒險了。”陳燈龍說。他已經將本來只有40人的工人隊伍裁減了一半。 　　春節的時候對賺錢還充滿信心，現在卻心情郁悶，陳燈龍無奈地表示，東莞對于產業的強制性提升措施也讓他措手不及。他很難理解為什么江蘇和山東等GDP已經跟廣東不相上下的省份尚且能夠接收珠三角轉移過去的制造業，而東莞就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他甚至有點嫉恨地說: “廣東人一有錢就膨脹的不得了。” 　　2002年陳燈龍剛到東莞時，厚街基本還是一片荒地，交通工具依靠的都是私人中巴，并沒有公交系統。這幾年來，厚街發展很快，鎮與鎮之間都修了高速公路，如今廠房才被利用不到4年時間就要空置下來，這讓他實在想不明白。 　　陳燈龍依然記得他剛到東莞時這座城市制鞋業的繁榮景象。那時候正是非典肆虐，為了趕一張訂單，工廠每天加班到凌晨2點，管理干部都是睡在流水線上。 　　“以前一張單子少則100萬雙，現在3萬雙就了不起，很多工廠只開一半的生產線。”陳燈龍感慨到，“真想念那時候站著睡覺的光榮時代。” 　　實際上，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東莞鞋業已寒流暗涌，“電荒”、“油荒”、“勞工荒”接踵而至。還有反傾銷、44號公告、新《勞動合同法》即將實施等不利因素，一次比一次更猛烈地沖擊著東莞鞋業發展。一批“觸覺比較靈敏”的臺資鞋企索性選擇關門，或者將廠子轉手給那些愿意留下來的企業。 　　這些主動關張的臺灣老板們，有些轉向投資東莞的房地產業，有的干脆直接回臺灣，反正機器設備也不值錢。目前厚街鞋廠的很多訂單已經流失到溫州和福建。 　　而那些依然想做鞋的老板則采取“化整為零”的方式，縮小企業的規模，謹慎接單，并以接小單為主。據陳燈龍了解，2007年東莞鞋業擴張的公司只有一家，而且還是貿易公司，大多數老板都不敢加大投資。即使是小作坊作業，陳燈龍也是不敢貿然出擊，他甚至拒絕了他的老師的入股投資要求。 　　這些臺資企業也進行過自我救贖，他們曾試圖通過與原材料供應商簽訂“期貨合同”以對沖風險，但是遭到了供應商的一致反對。“理由很簡單，以做鞋的皮子為例，幾個月的價格相差4元錢，供應商們怎么可能那么慷慨？”陳燈龍解釋說。 　　一些大的臺商通過行業協會和商會也向政府提出了意見，建議進一步討論新《勞動合同法》實施細則，甚至在東莞“推遲或緩慢”實施。 　　“受影響的主要是一些大的聽話的外資鞋廠，目前東莞的一個怪現象是，外資老板越好說話越麻煩，老板越橫反而沒事。”陳燈龍說。 　　在陳燈龍有些破舊的辦公室里，記者看到了大量的報紙雜志。盡管企業很小，陳燈龍也開始十分關注時事。他告訴記者，自己注意到了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對于廣東省要加快實施產業轉移的講話。在這位小作坊主看來，廣東地區的經濟發展確實到了需要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