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紡織產業轉型升級迫在眉睫

　　在歷史上有著“絲綢之府”美譽的浙江湖州調研后發現，來自印度、孟加拉國等近鄰的競爭不斷加劇，國內的“三高”(高稅負、高成本、高風險)、“三荒”(資金荒、人才荒、訂單荒)未有改善，在此背景下滋生的地方保護主義，更令相關政策浮于紙面難以落實……種種跡象顯示，紡織業的困境還沒到頭。

　　國際競爭趨于激烈

　　去年10月、11月間，我國紡織印染產業集中地區出現訂單“爆棚”現象，但春節過后一切又復歸低迷。業界人士猜測，這些訂單或來自印度等國的“轉手”。印證這一點的，是湖州市政府的相關統計數據。

　　記者獲取的一份湖州市經信委分析報告稱，2012年湖州紡織、輕工行業均面臨內外部嚴峻挑戰，主要經濟指標增速放緩，出口及行業利潤增速下滑尤為突出。統計顯示，湖州市654家規模以上紡織企業的工業總產值、主營業務收入、利稅及利潤等的完成占比，均明顯低于往年。

　　在越來越小的“蛋糕”面前，印度及孟加拉國等南亞近鄰開始了攻城略地。無論是勞動力成本及資金投入，還是工業技術的全面提升，其均占據明顯優勢，對我國紡織產業構成致命打擊。

　　據記者掌握的資料，印度紡織工人的每月工資大約在800元至1200元人民幣(下同)，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國則不會高于600元，我國則早已跨越了3000元大關。此外，印度貧富懸殊更大，寡頭集團資金雄厚，在購買或引進荷蘭、德國高端設備、技術上舍得投入。與此相對，中國紡織業技術升級的資金預算卻在逐年下降。

　　有人士擔心，不出十年，印度等國就可能完全取代中國在國際紡織市場中的地位。

　　僅浙江湖州地區紡織行業企業的虧損情況，已昭示了危機的臨近。湖州市工業行業管理辦公室副處長顧晨告訴證券時報記者，截至2012年三季度末，湖州紡織行業虧損企業65家，年末仍有45家。全年虧損金額1.26億元，同比增加61.83%。

　　長三角地區某A股上市印染企業董秘對此現狀表示了擔憂。他對記者說，印度、孟加拉等國勞動力成本低廉，比價優勢明顯，歐美大量訂單都轉移過去了。去年四季度國內訂單突然增多，很可能是印度企業的“二傳手”。他們缺乏合同意識，拼命接訂單后發現無法生產，便直接將其二次販賣。

　　“這種趨勢持續下去，中國將首先敗在印度手上。對方一年比一年好，我們的機會則一年比一年少。”該企業負責技術的總工程師向記者介紹，除勞動力成本外，印度等國的社會環保、平均支付成本也都遠低于我們，他們這種對環境較高的容忍度，也是歷史發展必由之路。

　　訂單“假象”所透露出的行業困局，促使不少地區政府部門積極引導企業開展自主轉型升級。

　　湖州市吳興區《四大主導產業發展報告》顯示，2012年該區紡織產業全年完成產值同比下降4.7%，占規模工業的比重也繼續下降;而裝備制造、光電新能、金屬材料這另外三大主導產業的占比，已接近60%并同比上升。

　　位居全國同行業前三甲的浙江米皇羊絨股份有限公司，除主業外其已涉足鋁型建材、高端木業及房地產等行業，試圖以多元化求生存。

　　減稅難 轉型亦難

　　對于“三荒三高”現象，中國絲綢之路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湖州紡織行業協會會長凌蘭芳有切身體會。僅針對高稅負這點，他就多次向有關主管部門請示。

　　現存于我國絲綢紡織、中藥材等農產品加工企業中的“四點稅”問題，仍然懸而未決。“四點稅”指的是我國部分企業購進農產品原材料后，可以扣減一定比例的進項增值稅;在加工后對外銷售時，則需征收一定比例的銷項增值稅。進出項之間存在4%的稅負差額，需要這些企業承擔。

　　湖州市政府相關人員告訴記者，與其他已享受到增值稅率減扣的行業相比，當地工業產出占比較高的繅絲行業仍被排除在外。據介紹，目前向繅絲企業征收的銷項稅為17%，采購蠶繭時抵扣的進項稅仍為13%。凌蘭芳做過一個統計，目前浙江省紡織制造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只有1%至2%，而總體稅負水平則在6%左右。

　　去年8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浙江調研時指示，中小民營企業的不合理稅負，有關部門要認真研究解決。隨后，浙江省及湖州市稅務部門來相關絲綢企業調研，但迄今未有實質性的減免方案。

　　湖州當地多位民營紡企負責人告訴記者，做實業的利潤越來越薄，包括稅負在內的各種成本不斷上漲。如果沒有副業支撐，可能老本行也干不下去了。

記者最新獲悉，對于繅絲企業“四點稅”的第二輪調研不久前已經展開。據知情人士介紹，省市區稅務部門配合國家稅務總局，前往浙江制絲二廠進行了聯合調查，處理方案或不久后揭曉。

　　減稅難，轉型更難。本來就是由政府引導的企業轉型，卻在面臨地方保護主義的“侵蝕”。外界競爭壓力越來越大，國內同行之間的“劣幣驅逐良幣”也在進一步發酵。轉型的一大問題在于，技術設備落后、污染嚴重的企業，按理應該進行投資技術升級或者關停，但是在這方面，政府并沒有起到有效的作用。

　　包括湖州在內的很多城市今年年初在治污方面作出了重點部署和積極引導。但記者了解到，部分地區仍存在“掩人耳目”式的所謂整頓聲稱關停了3家印染或化工企業，實際是將其并入某某集團。數量少了，但生產排污則依然如故。

　　為了謀食，越來越多地區的高污染企業聯手地方政府，選擇了擔當“劣幣”。在非理性競爭面前，中國紡織業的整體發展被人為扭曲。

　　人才技術雙重瓶頸

　　據湖州南潯區菱湖鎮一位紡企技術人員介紹，紡織行業屬于勞動密集型，很多工作只需懂得重復操作的熟練工人即可，對專業要求并不高。年輕設計師都比較浮躁，愿意下苦功的很少。“多數小企業對品牌建設不重視，對于具備一定文化層次，懂得趨勢要素、品牌和色彩美學的專業人才，又舍不得培養。”對此他表示了擔憂。

　　低端勞動力的支付成本在連年上漲。這一背景下，企業用高薪吸納人才或提升技術改造設備，幾乎是一種奢想，生存無疑是首要而緊迫的。

　　湖州市吳興區發改委工業科副科長徐芳告訴記者，包括企業經營者在內，紡織行業的勞動強度普遍較大。隨著國內城鄉差距縮小及農民工工資攀升，去年上半年吳興區企業用工成本中的工資性成本平均漲幅達25%以上。同時，訂單減少也導致企業用工需求明顯降低。

　　出于生存目的，企業不得不延長勞動時間。記者獲悉，浙江部分地區的低端紡企主要以代加工業務為主，在資金需求和責任承擔上壓力較小。而為了攤薄成本，工人基本上都是全年無休，《勞動法》遭到漠視和踐踏。

　　在生產技術方面，目前我國現有的繅絲機械，基本還是上世紀80年代日本人的技術。彼時我國采用“人海戰術”擊退了日本企業，其完全撤離繅絲市場后，相關技術研發也隨之停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