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應該把精力放在‘調結構、轉方式、促改革’上來

　　我國經濟“中考”成績于昨日正式出爐。數據顯示，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248009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6%。其中，一季度增長7.7%，二季度增長7.5%。業內認為，這一數據并未超出市場預期，這主要受到當前世界經濟形勢低迷、我國潛在生產率下降等因素的影響。此外，種種跡象表明，今天的中國經濟，正在轉型道路上加快前行，調結構越來越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基調。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7月16日在接受新華網記者獨家專訪時指出，從去年起，我國經濟總的趨勢是在溫和回落，我國已經步入一個轉型升級的新階段，即從過去的高速增長轉為一個較高速度成長的新階段，這是一個必然規律，是經濟增長階段變化帶來的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客觀現實。

　　這從數字上可以明顯看出，今年一季度GDP增速為7.7%，去年四季度為7.9%，去年三季度為7.4%。可見，總的趨勢是溫和回落的，馬建堂指出。

　　馬建堂稱，我國經濟下滑的原因，是多種因素并存的結果。“有長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有外部因素，也有內部因素;有客觀的因素，也有主動調控的影響。”

　　“長期因素，是我國已經進入了一個轉型升級的新階段，即從過去的高速增長轉為一個較高速度成長的新階段，這是一個必然的規律性變化?；蛘哒f，這是經濟增長階段變化帶來的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客觀現實。”馬建堂說。

　　由于中國經濟出現一定程度的放緩趨勢，但從半年報的成績來看，中國經濟只是適度回落，馬建堂表示，經濟增長的基本面沒有根本變化，但也還是有一些變化。

　　首先是我國人口和勞動力的供給格局有變化。他說，這幾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逐步放緩。2012年16周歲到60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9.22億，比上一年絕對減少了205萬。中國老齡化60周歲以上的人口，2012年已經達到1.97億，占我國大陸總人口的14.3%。隨著老齡人口不斷增加，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和總量首次出現絕對減少，其結果必然會影響人工成本。所以，這幾年人工成本增加得很快。“有些紡織企業、制鞋企業就轉移到東南亞去了，因為那邊的人工成本更便宜。所以，人口和勞動力供應格局的變化恐怕是我們的基本面發生了一點變化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再有就是資源環境。馬建堂指出，我們國家人均資源占有水平不高，特別是資源利用的效率還需要大幅度地提升?，F在中國的資源利用效率相對于世界平均水平來講，還是很低的。馬建堂舉例稱，2009年我國每萬美元GDP的能耗7.68噸標準油，而發達國家中的美國是1.92噸，其他的歐洲發達國家是1噸多一點。而2009年中國GDP占世界份額8.6%，但是消耗的煤碳占全球的62%，消耗的淡水占全球的14%。

　　“在這種狀況下，一方面是勞動力供應變化使得人工成本增加，另一方面資源環境對我們的約束增強，經濟不可能再像過去幾十年那樣保持兩位數以上的高速增長了，這就是長期因素。”馬建堂指出。

　　第三，從外部因素來看，這一輪經濟減速應該說與外部環境的變化有直接關系。2008年以雷曼兄弟破產為標志的金融危機，使很多國家的經濟到現在都沒有走出來，這種狀況不可能不影響到我們國家。比如說，從2010年到去年，全球的增長速度，2010年GDP增長5.2%，2011年增長3.9%，2012年增長3.1%，呈現下行態勢;其中，發達經濟體2010年增長了3%，2011年增長1.7%，2012年增長1.2%;發展中國家2010年增長7.6%，2011年增長6.2%，2012年增長4.9%，都在減速。而我們國家對外依存度很高，進入新世紀的前十年對外貿易依存度都在50%以上。我國相當多企業的市場是在國外。

　　馬建堂認為，世界經濟的減速，發達經濟體減速更大，對中國的經濟特別是對沿海地區、對出口導向型的企業不可能不帶來影響。出口導向型企業不好，其消耗的原材料也在減少，也連帶影響其他行業。

　　“所以，這一輪的經濟下行應該與外部環境的變化有直接的關系。”馬建堂指出。“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經濟的加快發展對我們來說是相對利好，世界經濟的下滑、減速我們不可能獨善其身。另一方面也還得承認，我國經濟減速或下行，也與國內自身積累的矛盾有直接的關系。國內積累的矛盾就是不可持續、不平衡的問題。我覺得比較突出的有如下兩個問題：一是產能利用率低。我們國家現在產能利用率確實不高，換句話說，產能過剩問題比較突出。最新數據顯示，2013年二季度末所有工業行業產能利用率78.6%。也就意味著，21.4%的產能是閑著的，有些行業利用率可能還更低一點。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如果需求相應不足，那就必然導致產品價格下跌、銷量下降，然后企業陷入困難，這就會對經濟就帶來負的拉動。這是一個很突出的問題。二是資源利用率還比較低，增長方式還比較粗放。所以，這些國內長期積累的矛盾使得中國經濟增長受到了影響。”

　　第四，這一輪經濟的下行確實也有主動調控的成分在里面。馬建堂解釋到，“比如說，2010年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二五’規劃的建議，就明確地把‘十二五’期間經濟增長速度目標定為7%，這是中共中央關于‘十二五’規劃的一個建議。2011年3月份兩會通過的‘十二五’規劃，正式把‘十二五’的經濟增長目標確定為7%。今年年初將全年的經濟增長目標確定為7.5%。這都意味著黨中央、國務院不再追求過高的速度，不再以GDP的增長論英雄，而把經濟發展的動力轉向轉方式、調結構。所以，‘十二五’規劃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結構調整為主線。我想，這就是黨中央、國務院對經濟增長速度的一種主動調控，體現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于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深刻認識，體現了新一屆黨中央對傳統的、粗放的發展模式弊端的自覺認識。從而，在將經濟保持在一個平穩的發展速度的同時把更大的精力放在‘調結構、轉方式、促改革’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