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善達：國企混合所有制要從有轉變

　　許善達：開會最糾結的事情就是時間，前面兩位的講話，我聽得非常的入味，但是剩給我和田青委員的時間只有45分鐘，一個人回答問題就是10分鐘，就是說我講的時間只有10分了，我只好壓縮一點，爭取給田青委員多一點時間。

　　財稅問題比較復雜，因為時間有限，我就簡單的講幾個方面的問題。這幾個方面的問題，我很難列出一、二、三、四、五，很多問題是交叉的。

　　第一，今年的兩會有一個問題，媒體界和學術界關注得不夠，我們的政府收入總量在GDP中的比重，這是分配中重要的指標，我根據兩會的報告，前年是31%左右，去年是36%左右，今年已經接近40%。為什么有這么大幅度的提高，不是說事實上提高了很多，而是我們的預算沒有全部的覆蓋政府的收入。現在接近40%的指標，仍然是不完全的指標?，F在財政部根據國務院的要求，努力使各項政府的收入納入預算的管理，但是這項工作還沒有完成。

　　盡管沒有完成這一任務，但是我們接近40%的政府收入的數據，已經使得我們非常認真的討論，究竟我們政府每年從新創造的財富中應該獲取多大的份額。這個問題原來有很多不同的口徑，稅收是20%多，最終的口徑是所有政府的收入，這一收入水平美國、日本、英國等市場經濟國家都是36%上下，我們現在已經稍稍的高于這些國家，但是我們比不上福利國家，這是一個國家財政戰略重要的問題，我認為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是不夠的。

　　第二，這么多的政府收入，為什么居民感覺到政府的服務還不滿意，我認為跟我們的支出結構優關系。支出結構中跟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我們的總比例跟他們差不多或者是略高一點。但是我們的支出結構用于民生和社保的比例是很低的。這么大的收入，這么大的比重，這些支出去了哪里?

　　相比而言，我們有很多的問題需要解決，例如政府的三公經費需要壓縮等等，最主要支出的一項，國有經營性資產的投資。目前，這筆錢未經完全的統計，我認為至少需要100萬億以上，資產的增值，某種意義來說也是全民資產的增值，這畢竟影響了居民現實的公共服務的水平，這是支出結構中需要重要研究的問題。今后在政府的支出中，國有經營性資產的投資要占多大的比重，這個問題跟我們提供公共服務是關聯的。

　　目前，有一點是很好的決策。

　　1、要求國有經營性資產稅后收益要上交30%給財政，這是決議中寫明的。

　　2、推行混合所有制，實際上混合所有制的內涵，大家都在討論。我想有一條，國有企業的管理要從管資產轉變為管資本，資產的形式內容可以淡化，加強了對資本的管理。目前，有兩個地方可以看得出來。比如說上海市搞了好幾年共有產權房的試點，實際上政府出資30%，幫助居民購買房屋，這一產權是政府的，實際上政府用一部分的支出用于居民的共有產權上，這是屬于民生類的國有資產的安排。因此，總的來看，在國有資產的改革上出現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新的萌芽的政策，這些政策需要探索，總體而言是很好的前景。已經把國有資產虧損，需要財政買單的路封殺了，企業要在資本和資金的管理上想辦法，從而影響了整個財政支出結構的變化。

　　3、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現在是議論比較多的問題。目前，基本的數字，中央收的錢，大概是48%左右，地方是52%左右。但是中央的支出只占了15%，地方的支出占了80%，換句話來說，地方政府對中央財政的依賴度達到了自己的40%，地方政府每花0.85元，有0.3元需要中央各種辦法，叫退稅也好，專項轉移支付也好，反正是要等著中央給錢，一比重對于國家的運行，特別是地方政府的運行是有很多的問題。中央給錢的時間和數量跟地方政府預算的安排不可能匹配得那么準，因此這是改革分稅制20年后出現新的局面。

　　我認為要堅持一條，地方政府在財政上一定要依賴中央政府，為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運行得正常，我認為依賴的程度不要超過20%，這就涉及到中央收入和支出和地方收入和支出結構調整的問題，調整有幾條，特別是有兩條主要的思路，一條思路是，中央要讓出一些支出的責任，原來是80%，現在是20%或者是30%，或者是將錢給地方，讓地方的錢從50%增加到60%左右，兩條路都在研究，這次的全會就是要研究個問題，我認為調整的話，應該由中央承擔社會保障，因為所有市場經濟國家，社會保障體系都是中央政府的職責。如果這一政策調整的話，對中央和地方比例失衡有相當大的恢復和平衡的效果。同時也要考慮地方收入增長比例的問題，這個問題接下來我會繼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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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收入的失衡是中央財政中需要重要解決的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對于今后的發展，一定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先從稅制上說，現在的稅制改革有很多的內容，比如說資源稅，環境保護稅，還有房地產稅。目前的稅制改革中，對整個國民經濟影響最大的是營業稅堅持繼續改革委增值稅，這是1994年遺留的問題，隨著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服務業的發展，服務貿易的發展，營業稅的弊端對國民經濟的損害是越來越重，這一矛盾越來越突顯，因此要加快營改增的步伐，這一方向是沒有爭議的。具體的工作方案，財政部、稅務局的司長和部長有足夠的經驗起草方案，即使有些地方有矛盾，問題不大，可以慢慢的糾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中央和地方的失衡有關聯的，如果繼續的營改增，減稅不是營改增的內涵，這跟1994年改革不同，原來是維持總體稅負不變，這次營改增明確是減稅，減輕服務業稅收的負擔，因為營業稅的稅收負擔要高于現在增值稅。

　　地方稅中營業稅是最大的稅，因此從稅制改革中改為增值稅，對企業減稅，同時中央和地方比例失衡，在某種含義上要增加地方的收入，稅制改革和中央地方關系恢復平衡，兩個方向就有一定的矛盾。因此，怎么能夠提出一個方案來解決這個矛盾，又要推進營改增，還要減稅，同時還要恢復中央和地方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有什么方案。在研究的一、二年，一共有三種方案。

　　第一種方案，我是提出者之一，將原來的消費稅，1994年放在生產批發環節，作為中央稅，因為1994年的時候，稅務局增收環節不足以放在消費環節，當時沒有這樣的能力，因此只好放在生產環節?，F在隨著改革深入的推進，國稅局和地稅局的增收能力提高了，現在稅務機關基本上具備了在零售環節征收消費稅的能力，有了這一基礎，稅制就要按照本來的原則進行調整。我們考慮了營改增的同時，就要啟動消費稅向零售環節轉移的問題，而且轉移之后，消費稅就可以作為地方稅。目前消費稅加上車購稅的總量是一萬多億，可以基本上對沖掉營改增后地方政府減少的收入。能夠使得原來失衡不會繼續的惡化，而會有所改善。這一方案，我認為是比較可行的。當然推進的進度可以跟營改增的進度適應，先將有證照管理的汽車、摩托車的稅務移到零售環節。

　　1、所有生產消費稅的企業財務成本有所降低，因為是先這一稅不先交，而是從批發零售收入中對沖。2、對財政全國的平衡，會有一個好處。因為生產銷售企業在全國的分布和生產型企業在全國的分布而言，第二種分布更加的均衡，對地方政府收入的均衡是好處的。還可以授予地方一級人大和政府稅收立法的權力，到了零售環節退出產業鏈，地方政府可以獲得征收品目的確定，比如說稅率的調高或者是調低，都可以有一定的權限，如果稅收產業鏈中間，比如說增值稅營業稅，地方政府如果自己調整就會影響到相臨地方的財政收入，這樣是不可以調整的，但是到了零售環節可以進行。改革可以解決營改增導致地方收入減少的問題，從而使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實現平衡，同時也增加了改革的紅利，因此建議加快改革的步伐。比如說我看到一個文章說，應該讓土地的零地價改變，土地不要金錢然后搞房產稅替代土地財政，這一建議的提出者太不了解房價，如果土地不要錢，可以免費的拿到土地，我們的房地產業會是怎樣的狀態，最后房產稅搞一個替代土地財政幾萬億的稅制，不知道誰可以設置，我對這樣的建議是持否定意見的。

　　目前我覺得，消費稅到了零售環節的辦法和建議，可能已經初步的得到很多學術界和有關部門和工作同志的認可。現在正在研究之中，我希望這樣的政策可以盡快的出臺。沒有這一條，繼續的推進營改增，就會遇到地方政府收入減少的壓力。我已經獲悉，因為跟地方同志交流的時候，地方政府已經有這樣的反應，如果再不解決失衡的問題，進一步的推進應該增地方政府的財政會遇到很大的困難。這一綜合配套的改革是具有可行性，具備可操作性，對當前的戰略是有好處的。將來，地方稅體系中，就以消費稅為主要的稅種，在零售環節征收，還可以慢慢的將稅務擴大到其他的商品和服務上，形成的格局是地方政府的收入要在消費領域，最終的銷售和零售領域獲得財政的收入。鼓勵地方政府導向，可以更多的促進本地的消費，不是更多的將資源投入到生產中，對于平衡地方政府投資和工作導向會有改善的作用，這是地方稅體系的問題。

　　3、房地產政策，跟稅收有密切的關聯。房地產政策，我的看法。去年10月底，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學習會，這次學習會有兩位專家向政治局匯報，匯報了以后，政治局的同志進行了討論，最后習近平總書記有一個講話。從會議反映的信息，我跟很多人交換了看法，我認為房地產政策的戰略，發生了戰略性的調整。這次會議之前，我們對房地產的調控都是抑制房地產價格過快的上漲，讓房地產價格回歸正常的水平，政府的政策是抑制房價，這次會議后，戰略改變了，政府不將自己的工作目標放在抑制房價上。政府的職責是什么?幫助低收入群體解決住有所居的問題，這一調整目前從兩會總理的報告和當前住建部和財政部工作的安排體現出來了，這次兩會總理沒有提到加強房地產的調控，住建部不再考核各地的房價，房產稅的試點也不再擴大，這是目前定的，我說了一句話，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對，我認為上海、重慶房產稅的試點，作為初衷來說已經失敗了。

　　現在該有新的思路，我主張在消費稅移交給地方政府后，在銷售和交易環節由地方政府決定征收交易稅，調節目前所謂的房產中投資投機獲得收益的問題，這一政策是符合新的決策層所搞的房地產新的戰略，謝謝大家，我就說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