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仔隊教父”Ron Galella從跟蹤狂到藝術家
他追拍杰奎琳20 多年，兩度被她告上法庭，卻為她記錄下無數個動人瞬間。他曾因偷拍馬龍·白蘭度而被對方打落五顆牙齒，可如今，這個“跟蹤狂”、“討厭鬼”和“寄生蟲”的杰作卻被請進博物館和畫廊，狗仔隊搖身變為藝術家。
1969 年9 月24 日，
之后的情節不難想象。一名特工阻止Galella 繼續拍照，他正要溜之大吉之際，又有兩名特工追趕上來，企圖沒收他的膠卷。中途，他機智地把相機和膠卷藏了起來，最后被特工押上車并送進了警局。
Galella 因騷擾罪被傳喚上庭，不過這項指控實在難以成立，不僅被法官當庭駁回，還判給他500 美元的賠償金。杰奎琳遲遲沒有支付這筆錢，于是他又將她告上了法庭，期待她會尋求庭外和解，卻不料她動了真格，再次以侵犯隱私和騷擾罪反訴他。
“她當然贏了，因為她有一個肯尼迪總統任命的法官。”Galella 回憶說。在那之前，他跟蹤偷拍杰奎琳已有好幾年。在那之后，他又故伎重演，因而被二度告上法庭。他向法官承認自己違反了“25英尺”禁令—不止控方所說的4 次，而是大約50 次!“我把50 張她微笑的照片記錄在了相機里，我打破禁令是因為這對于拍照來說是不切實際的，會有人擋在中間。”他振振有詞道。
Galella 曾經背負“討厭鬼”、“寄生蟲”、“跟蹤狂”等惡名，卻又以高超的攝影技巧、敏銳的直覺和近乎偏執的認真而成為業界標桿。一個30 多年前的狗仔攝影師能拍出什么樣的照片?只要看過那張著名的“頭發吹散的杰姬”(“Windblown Jackie”)，答案便不言自明了。任何人被拍下如此美麗的瞬間，都不應該去砸碎對方的相機。
這張照片上的微笑被Galella 形容為“蒙娜麗莎式的”，“這是最好的笑容，眼睛和嘴唇才剛開始微笑，其中蘊含著未來。當你看到牙齒的時候，一切就太遲了。”他深信，
Galella 對杰奎琳的追拍橫跨了三個年代，如今，這段傳奇往事以紀錄片的形式被搬上大銀幕，片名就叫《砸碎他的相機》。“我為什么迷戀她?我仔細分析過，那時我沒有女朋友，在某種程度上，她就像我的女朋友。”在片中，他得出這樣的結論。當然，他不是一個變態跟蹤狂，因為被他緊咬不放的名人還有大把，比如惱羞成怒之下一拳打落他五顆牙齒的馬龍·白蘭度。
與當今的狗仔隊一樣，Galella 也具有臉厚膽大的特質，“只要拍到照片，不管旁人叫我‘寄生蟲’還是別的什么，我都無所謂。只有我那敏感的妻子會介意。”但是，他認為自己與后輩們的最大區別在于，他是新聞攝影的正規科班出身，他是個藝術家。“我不停地拍啊拍，只是因為熱愛攝影，以及這種拍攝方式，我從中獲得了滿足感。把照片沖印出來拿在手上，這是一種心理獎賞。看到照片登出來，又是一種獎賞。最后你拿到了支票，那是終極獎賞。”
這并不是自夸，當年刊登在小報上的那些仿佛經過一番精密構思的黑白狗仔照，如今都被搬進了畫廊，杰奎琳的
79 歲的Galella 早已洗手不干，他得了關節炎，不可能拄著拐杖去追逐豪華轎車里的明星。更重要的是，他根本不必再做這些了，只要把以前的作品集結成冊出版，或者印刷出來賣給畫廊，便能名利雙收。“我偶爾也會拍照，只是為了更新我的紐約記者證。他們要求每年發表3 張照片，這是我出門工作的唯一原因，”他說，“我只參加重大活動，比如托尼獎。我只在這類活動上拍照并發表。但是，我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喜歡這份工作了。”
“我的攝影生涯結束了。”在《砸碎他的相機》的首映禮上他這樣告訴眾人，他的脖子上依舊象征性地掛著相機，就像佩戴著一枚護身符。“今天的明星已經不比從前了，他們輕如鴻毛。”
這個行業的新游戲規則也讓他無所適從：“多年以前，拍照很自由，我們是一對一的關系，彼此有眼神的交流，沒有保鏢和公關擋道，也沒有競爭。就好像全紐約城只有4 個狗仔攝影師。想象一下吧。”
影片的導演Leon Gast 說，Galella是個富有魅力、討人喜歡的老人。現在他居住在新澤西州的大宅里，養著一群寵物兔。他甚至為它們建好了墓地，豎著兔子雕像紀念碑。
Q：你是如何踏進攝影界的?你的啟蒙者是誰?
A：Henri Cartier Bresson和Eugene W. Smith 這兩位偉大的新聞攝影師啟發了我，使我踏入了這一行。我的視角和構圖都自成一格，這也得益于我的藝術專業。我在高中時代就主修藝術，后來還學過陶藝，參加美國空軍的4 年間，我開始了攝影生涯。退伍后，我進入了加州藝術中心設計學院，并拿到了新聞攝影的學士學位。
Q：在你的攝影生涯里，最瘋狂大膽的一次經歷是什么?
A ：我花錢雇了一個看門人，把自己關在泰晤士河畔的一間老鼠橫行的倉庫里，從星期五下午一直呆到星期日早晨。因為我收到線報，伊麗莎白·泰勒和Richard Burton 要舉行一個游艇派對，我所在的倉庫是最有利的拍攝點，但是附近就有一個警察局。第一晚為了躲避老鼠，我睡在屋頂上，之后幾晚我都睡在五樓。星期六下午，當Burtons 帶著孩子們和其他演員抵達游艇時，我如愿拍到了照片。后來我才知道，那是他們的秘書的結婚典禮，他倆分別擔任伴娘和伴郎。這些獨家照片跨版刊登在了八卦周刊《國家調查者》上。我只拿到了400 美元稿酬，所以我寧可繼續拍，而不是打電話賣照片，當時可沒有手機。
Q：你從什么時候開始意識到，自己在娛樂業的地位舉足輕重?{page_break}
A：1976 年，我的第二本書《Offguard》問世后，《倫敦日報》請我在報紙上開辟一個為期3 個月的“Ron GAlella 的畫廊”，專拍英國明星。《生活》雜志做了一個5 頁的封面故事“杰奎琳觀察”。
Q：為什么你總能拍到好照片?技巧、堅持、時機、運氣，哪個更關鍵?
A ：因為大多數時候，我總是在那兒—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當然，運氣因素也不可忽視。比如那張最著名的“頭發吹散的杰姬”，當時我跟蹤她離開住處，當她走上麥迪遜大街時，我跳上一輛出租車，躲在后座繼續跟蹤。司機按了一下喇叭，她一回頭正巧被我抓拍到，這就是運氣。
Q：在什么情況下，你會放下相機?
A ：我的拍照原則是動作快，要在對方毫無防備的時候拍到。對方反對的時候，我就停手。我總能占得先機，就是因為快。但是馬龍·白蘭度從來不給我警告，他直接一拳過來，打得我毫無防備。
Q：你如何看待“狗仔隊”這個職業?
A ：我的職業極富爭議，因為有些名人，比如杰奎琳和葛麗泰·嘉寶非常注重隱私，而且，在我剛開始拍攝名人的時候，主要是一對一的關系，不像現在的狗仔隊總是集體行動，甚至會騷擾名人。但是，那些愛抱怨的名人往往很虛偽，他們明明很喜歡出風頭，越是抱怨，越是能贏得曝光率。事實上，公眾也很虛偽，他們看不起狗仔隊，卻又很想窺知名人的私生活。而一切針對狗仔隊的指控和抗議只會激起更多的新聞和好奇心。
Q：英國王妃戴安娜死后，狗仔隊給人的負面印象越來越深，在這種情況之下，你們存在的價值何在?
A ：我們的價值在于，我們報道自己所見的事物，我們尊重事實。戴安娜的死主要歸咎于醉酒嗑藥的司機，保安人員和Mohamed Al Fayed 也難辭其咎。眾所周知，戴安娜喜歡出風頭，她對狗仔隊總是采取默許的態度。
Q：誰將成為下一個Ron Galella ?
A ：沒有下一個Ron Galella，因為我是獨一無二的。我有教養，對這份工作充滿愛與熱情。我甚至會去幫助競爭對手的雜志，因為他們缺少愛與熱情。現在大多數人都是為了生計才干這個，他們很無知，我為他們的處境感到悲哀。
Q：TMZ 這類娛樂八卦網站的涌現以及視頻和業余狗仔照的興起將如何影響狗仔文化的未來?
A ：出自專業攝影師之手的好照片總會有市場。這就像電視新聞只提供標題，完整的故事得在報紙和雜志上讀到。為了獲得真相，我們必須對多種渠道進行比較。
Q：在你看來，Photoshop、視頻、網絡等這些新技術如何改變了狗仔文化?
A ：Harvey Levin，TMZ 的創始人，也是一名律師。他對名人最新動向的掌握和反應速度出神入化。我反對Photoshop，因為我的照片只捕捉現實。我們都應該對真實抱以更多的尊重。只是照片的真實是借由攝影師的雙眼展現的，他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東西。完全客觀的照片只能由綁著相機的火箭來拍攝。
Q：如果沒有成為攝影師，現在你會在做什么?
A ：我的第二興趣是陶藝，1955 年，我曾在陶瓷藝術大學和藝術中心設計學校之間徘徊。要是我選擇了前者，恐怕不會像現在這樣出名。我相信自己選對了，攝影才是當代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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