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鞋企融資再現“多米諾骨牌”效應

　　當狂風、暴雨、天文大潮三個因子恰巧在時間上疊加發生時，便會導致損失最為慘重的災害。這便是江浙沿海俗語中的“三碰頭”。這個詞也成為了徐盛對此次溫州民間借貸危機的闡釋與定義。身為溫州本土投資公司的總經理，大量客戶企業的財務報表讓他對這場危機有著更加直觀的理解。

　　自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因資金鏈問題出逃美國之后，越來越多的溫州中小鞋企倒閉，這個民間金融最為活躍的城市所出現的斷裂，瞬間成為焦點，并引爆了各界對國內民間借貸風險以及中小企業生存危機的進一步憂慮。

　　從上世紀80年代的“八大王事件”到2004年的海外“焚鞋事件”，再到此次“三碰頭”的民間借貸危情，在整個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軌跡中，溫州總不缺少關注性的話題。這是偶然還是必然?

　　包括深圳溫州商會會長陳星平在內的多位受訪者認為，在國家貨幣政策松緊交替，企業擴大投資后青黃不接，政府政策、監管相對市場發展需求配套不足，中小企業銀行信貸困難，實體經濟利潤下滑，集中跟風投資等諸多因素的合力下，中小企業集中、民間資本充裕的溫州有其率先爆發民間借貸危機的必然性。

　　多米諾骨牌

　　“那都是廠房”，出租車司機向窗外隨意一指。在從永強機場開往市區的道路上，“空殼”廠房隨處可見。到10月，可統計的坊間消息稱，已經有近百家企業老板因資金鏈斷裂而“跑路”。而這只是冰山一角，相似的狀況，在溫州更多的中小企業中間上演。

　　2009年及2010年上半年，國家采取了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及財政政策。“出于寬松貨幣與通脹之間的邏輯推演，當時很多企業都加大了負債投資。”在溫州當地，一家太陽能企業市場戰略部人士對記者表示，由于光伏行業受政策優惠，從切割線到太陽能硅片，彼時很多企業都進行了全產業鏈的擴張。

　　但隨后貨幣緊縮，數次加息與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已經讓中小企業吃盡了銀行的閉門羹，原本只是補充作用的民間借貸成為了中小企業融資的唯一渠道。

　　“之前擴張的中小企業已經騎虎難下，資金緊缺，大家只能飲鴆止渴，互相拆借或者高息借債。”徐盛說。徐盛認為，貨幣政策的驟松驟緊，很難讓市場作出準確、理性的預期判斷，而利潤微薄的制造業在原材料與人工成本上漲的當下很難撐住。“倒掉的基本都是制造業企業”。

　　此前有消息稱，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因資金鏈問題出逃美國。“信泰集團的轟然倒塌與其進軍太陽能光伏地產項目關系密切，光伏行業尤其是太陽能項目的前期資金沉淀驚人，接近80%的企業都涉及到民間借貸。”上述光伏行業人士向記者透露。 
 

　他還透露，胡福林原本資金充裕，但今年一季度以來，光伏太陽能的主銷市場政策有變，德國、意大利、西班牙都削減了從中國進口光伏太陽能產品，導致信泰集團資金鏈斷裂。

　　該光伏行業人士還表示，二季度以來，已經有眾多光伏行業中的中小企業停產或消失。“假如情況繼續下去，行業內估計會有20%的企業倒閉。”

　　面對中小企業普遍面臨的生存窘境，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甚至表示，如果外部環境不改善，溫州存量中小企業將有40%停產甚至倒閉。而陳星平認為，除了有貨幣緊縮的原因外，也與地方政府在監管與金融服務配套上脫節與滯后有關。

　　“相對于溫州民間金融的發展，政府以及既有金融系統卻顯得官僚與不開放，這既不符合市場需求，也不符合資金的周轉盈利需求。”陳星平說。

　　這么多的錢，從哪兒來?

　　在接受人民銀行溫州支行調查的對象中，有89%的家庭或個人、59.67%的企業表示參與了民間借貸。借貸的資金來源主要是民營企業主和普通家庭的閑置資金等，具體包括溫州當地生產生活結余的資金、全國各地溫州人的投資回流資金以及世界各地溫州華僑的匯回資金。此外，也不排除有少量的銀行信貸資金間接流入。

　　不僅如此，在資金逐利的驅動下，目前的參與主體與借貸流通路徑要更加地長鏈條與多元化。在徐盛看來，年初至今，民間借貸的“野蠻生長”已經囊括了包括個人以及擔保公司、典當行、小貸公司、中介公司等各色企業。很多掛著擔保、典當牌子的公司，實際上都在做著高風險投資。

　　這儼然已經成為了一個借貸之城。

　　“要想知道溫州的民間借貸鏈條有多長，得看你想從哪根鏈條上往上捋，也得看你想捋多長。”徐盛說。

　　據了解，溫州當地很多擔保公司和中介公司都不做擔保，而是以每月2～3分的利息代客理財變相吸儲，然后再高息差放貸出去。

　　“除了代客理財斂取放貸資金，一些小貸公司或投資公司的資金還來自于銀行的理財產品等表外資金。而個人或企業間的借貸或委托貸款，估計也來自于低成本的銀行信貸。而這些流入民間借貸市場的信貸資金很可能來自于銀行間的拆借資金。”徐盛分析。

　　而在貨幣緊縮、企業資金需求高漲之際，溫州民間借貸的利率也是水漲船高。人民銀行的報告顯示，溫州地區年化平均民間借貸利率為24.4%，折合月息超過2分，比去年同期上漲了3.4個百分點。其中社會融資中介的利率為38%左右;小貸公司的利率則為20%左右，不超過銀行基準利率的4倍。

　　但一位鄂爾多斯的小貸公司負責人對記者表示，很多小貸公司的利率早已突破了不超過基準利率4倍的紅線。 
 

錢到哪兒去?

　　人民銀行的報告顯示，溫州民間借貸的規模為1100億元，其中僅有35%，也就是380億元的資金進入了實體經濟的一般性生產經營，較2004年90%的比例嚴重下降。

　　而其余的65%資金則進入到了房地產投資、集資炒房領域，或流轉在非正規的金融機構之間。

　　一邊是實體經濟的“空心化”，一邊是大肆泛濫的炒樓、炒錢等瘋狂的快錢游戲，市場人士所擔心的民間高利借貸對實體經濟投資的“擠出效應”已經顯現。

　　“擠出效應”被業內人士分為兩種。一種是徐盛所堅持的被動擠出。其認為盡管存在炒樓、炒錢、炒大蒜、炒辣椒等溫州資本，但并不是企業融資用途的主流。

　　而另一種，在上述光伏行業人士看來，則是借貸資本對皮鞋、服裝、眼鏡、家電等低利潤制造業的主動削減。“制造業的利潤微薄，再加上今年以來的人工、原材料成本上漲，幾乎很難再承受昂貴的高利貸資金。”

　　陳星平也認為，高回報的房地產等投資領域對民間資本的吸引力更大。他介紹，溫州人抱團，喜歡集中投資，估計會有將近7成的民間借貸規模直接或間接地進入到了房地產領域。

　　“我知道有3家企業抽調資金共同成立了一家地產公司，但目前遇到了地產調控，這3家企業都缺錢缺得厲害。”陳星平透露。

　　“地產調控所造成的資金占用與流轉周期拉長，也催化了此次‘溫債危機’的爆發。”上述光伏行業人士說。

　　應對與反思

　　面對全國關注的“溫債危機”，溫州市政府迅速作出了救市反應，派出了25個工作組進駐銀行，協助銀行做好銀企的結合，防止信貸資金撤出引發的一連串破產。

　　10月3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財政部、央行要員親赴溫州，提出要扶持中小企業，還提出要讓民間借貸陽光化、規范化。瑞銀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認為，隨著溫州市政府與中央部門的協同維穩處理，圍繞民間借貸問題的“恐慌和假想的最壞情況可能已經結束”。

　　農業銀行戰略部人士也對記者表示，從財政部對小微企業的支持政策、央行重申重點防通脹的表態表明，目前領導層已經開始重視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從市場經濟角度，逐利的民間資本與中小企業融資需求的一拍即合無可厚非，但態勢發展到現在，與國家的貨幣政策缺乏點剎的平穩性、國內金融組織的形式以及民間金融交易市場的建立、監管相對市場需求的滯后性、民間資本對投資的跟風性以及投資者自身對資產負債結構缺乏把握有關。”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說。

　　分析各因子的權重，陳星平認為，政策以及金融體制的不開放和監管相對滯后占50%的責任;民間借貸過于集中投資房地產，遭遇地產調控占30%的責任;溫州民間借貸自身在資產結構配比以及缺乏專業投資人才等方面的缺陷，占20%的責任。

　　“‘八大王事件’后的第二年，國家懲治了投機倒把，開始鼓勵民營投資;‘焚鞋事件’后，也引發了中國制造業的質檢反思;而此次，溫州出現的民間借貸危機，希望是一個改善中小企業生存環境、將金融領域向民資開放、完善與市場需求相匹配的金融組織形式的拐點。”徐盛說。

　　他表示，對此，民間呼吁一直都有，但監管層對金融領域向民資開放的呼吁卻一直有所顧慮。“民間借貸在市場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是不可忽略的，不能因噎廢食，關鍵還在于如何疏導與監管，使之陽光化。”申銀萬國分析師董樑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