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仿鞋產業(yè)黑幕堪比莆田系醫(yī)院 為牟利心更黑

　　晚上7點左右，各大快遞公司陸續(xù)來到福建莆田市安福小區(qū)附近的高仿運動鞋店門口“蹲點”，開始一天最忙碌的時刻。

　　“把這個發(fā)到北京。”一位操著莆田口音的年輕人拎著三個印有耐克商標的鞋盒對快遞員說。快遞員根本不問具體地址，輕車熟路地寫上地址，打好包裝,扔到車里，所有動作儼然是多年反復操作形成的慣性。

　　在一條不足百米長的街上，擠滿了眾多派件和送件的人，不到一個小時，街道被電動車啟動聲、快遞員呼喊聲所占領。到凌晨三四點鐘，嘈雜人群漸漸散盡，這里又恢復了寧靜。

　　而白天，這條街上的鞋店都閉門謝客，每每暮色降臨才開門營業(yè)，面對記者這種陌生面孔，店主沒有表現(xiàn)出類似深圳華強北一帶山寨手機商販的那種“主動搭訕”，而是愛理不理地回復記者的咨詢。

　　在莆田這個聞名遐邇的高仿運動鞋制造中心，這些商家似乎不為銷路發(fā)愁。

　　擺脫圖紙，看廣告就知用什么材料

　　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是，全球的耐克鞋中，有三成是莆田的高仿鞋。運動鞋的售賣體系主要分為專柜公司貨、廠鞋(所謂尾單)、裁片鞋(原廠拼裝鞋)、莆田貨。事實上，所謂的廠貨和裁片鞋的數量并不算多，大部分是莆田貨。莆田貨又根據做工、材料的不同區(qū)分為幾個等級。

　　莆田能擁有如此完備的高仿鞋生產能力以及銷售網絡，非一日之功。上世紀80年代初，由于靠近臺灣，莆田吸引了大量臺商來創(chuàng)辦制鞋廠，為國內外眾多品牌鞋代工，以耐克為代表的運動品牌成為其中的主力軍。制鞋業(yè)漸漸成為莆田的支柱產業(yè)，莆田也被稱為“鞋城”。

　　然而，當地低廉的原料和人工成本催生了高仿鞋。代工廠的工人得到賄賂，將樣品鞋或設計圖紙偷運出來的事例比比皆是。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莆田儼然已是高仿鞋“老巢”。

　　作為一個十幾歲就在耐克代工廠打工的人，歷經10多年的摸爬滾打，潘達已擁有一支完整的高仿運動鞋制造團隊。盡管他手下只有不到50人，但客戶一下訂單，最快4天內就可將貨送到客戶手中。

　　當時，莆田的高仿鞋產業(yè)雖初具規(guī)模，但并未達到如今幾乎能以假亂真的制作水平。“當時耐克的技術還是非常先進的，很多氣墊的制作工藝，對高仿商家來說是不可逾越的鴻溝。”潘達告訴記者。

　　在球鞋發(fā)燒友看來，耐克最核心的氣墊技術分為air max、zoom以及shox三個階段，air max和zoom早在上世紀90年代已問世，而shox盡管是新世紀的產物，但因鞋底過硬而淪為雞肋，已基本被棄用。

　　“但耐克的技術并沒有與時俱進，從上世紀90年代到現(xiàn)在，核心技術還是原來那幾套。”潘達向記者透露，進入2000年以后，隨著高仿商家鍥而不舍地鉆研，莆田鞋的仿真度不斷提高，漸漸名聲大噪。

　　盡管代工廠近幾年將安保措施武裝到牙齒，依然無濟于事。對于高仿商家而言，在已經掌握核心技術的情況下，盜取圖紙這種拙劣的做法早已過時。守衛(wèi)、監(jiān)控攝像、雙層外墻等安保措施，只是將代工廠包裝成名副其實的“馬其諾防線”。

　　(注：一戰(zhàn)總共造成法軍近500萬人死傷，于是法國馬其諾防線建成了，它可謂固若金湯，但被德軍輕易攻破。1940年5月，德軍機械化部隊突襲比利時，翻越阿登山區(qū)，侵入法國，直接插到馬其諾防線的背后，同時兵臨巴黎城下。而此時，固守在馬其諾防線的法國士兵居然沒有向首都方向抽調一兵一卒，還在頑強地等待著敵人的正面進攻。)

　　潘達的團隊不要再依賴原有的設計圖紙，多年的操作使其團隊有能力通過耐克為鞋子預熱準備的廣告片，就能判斷出所采用的技術和材料，并趕在耐克推出新品之前，將產品推出市場。

　　但這種模式也帶一定風險，如耐克心血來潮臨時改鞋內技術，便可能將潘達的團隊推向深淵。

　　潘達經歷過這么一次“生死劫”。當時耐克推出了一款跑鞋，潘達預判這款鞋可以大賣，便按照以往的模式通過廣告片中泄露的資料來仿制，并開動所有工廠全速生產這款鞋。

　　但他沒想到，耐克在廣告片播出后覺得這款跑鞋還存在缺陷，便在鞋底內做了臨時小改動，這讓潘達上百萬元投入打了水漂，瀕臨破產邊緣。

　　導致潘達陷入被動局面的原因，還包括潘達所采用的“承包制”：

　　為保證質量可無限接近真貨，潘達將鞋底和鞋面分別承包給兩個團隊，這可將責任清晰化。

　　對于自己的承包商，潘達要提前支付款項來保證生產，而這種臨時修改的問題并非生產質量不過關，而是自己決策有問題，在已經支付款項、簽署相關法律文書的情況下，潘達根本無法叫停生產，只能自己承受損失。

　　“好在我挺過來了，感謝這幾年他們(耐克)再沒出現(xiàn)過這種事情。”潘達說。

　　遠銷海外，驚動美國警察打假高仿鞋

　　盡管莆田的仿鞋產業(yè)已存在近33年，但真正揚名天下是在2007、2008年左右。

　　莆田高仿鞋的制作工藝水平之高，在球鞋發(fā)燒友圈里也廣為流傳。郭宇是北京亞新體育總經理(亞新體育始于1990年，是北京最老的球鞋店鋪之一)在北京球鞋圈里算是資深人士，除了賣鞋，他也常在店里“兼職”，幫網友鑒定球鞋真假。

　　但郭宇在2013年2月遇到一件尷尬的事。有人拿著多雙比市場價格低出許多的“泡兒噴”(耐克限量發(fā)售的一款籃球鞋)到店里售賣。郭宇頓時起了疑心，畢竟這款鞋在網絡上的價格已經被炒到高于發(fā)售價，但做工上看不出任何問題。慎重的郭宇還是拿著真鞋仔細對比，發(fā)現(xiàn)是雙高仿鞋。

　　相對于板鞋、跑鞋等“低技術含量”的品類，籃球鞋的技術含量較高，制作工藝也比較復雜，能夠仿制出可以以假亂真的籃球鞋，證明莆田的制假工藝已經非常成熟。“在我這里，籃球鞋的進貨價要高于跑鞋很多，幾乎是一倍的價錢。”潘達說。

　　“你要相信我們的能力，現(xiàn)在很多專賣店的老板也來向我們要貨。”潘達表示，隨著實體店運營的費用提升，販賣真鞋很難保證專賣店的營收，只能混入高仿鞋來提高利潤。在莆田，2013年時，一雙耐克頂級跑鞋的進貨價才150元，而在專賣店的價格卻是過千元。

　　品牌商的一些銷售策略也使一些實體店頗為尷尬，一年到頭疲于為品牌商清理庫存貨，而拿到的暢銷貨卻少之又少。高強是耐克的一個代理商，他認為耐克善于做饑餓營銷，對市場節(jié)奏也把握得很準。耐克在發(fā)售AJ復刻鞋的策略就是饑餓營銷。

　　“比如在北京只有少量的實體店有貨，AJ11黑紅發(fā)售的時候更是號稱全市只有4家終端店面有貨。往往一個實體店只有40雙左右的量，不得不采取搖號的策略。”高強表示，“對于AJ鞋子，耐克從來不允許代理商訂貨，只是在一個季度一次的訂貨會上提前告訴代理商可能發(fā)售什么款式，什么產品配色，但鞋子不讓我們訂貨，到時候臨時分配，數量多少都是耐克說了算。”

　　同時，耐克會控制AJ鞋子的發(fā)售數量。另一位代理商于亮抱怨說：“AJ11給我們中國市場的數量也就是美國市場的十分之一，但中國消費者的需求一點都不少。我也理解，畢竟第一物以稀為貴，第二沒有哪個廠商可以靠一款鞋子維持長期的競爭力，耐克還要保證其他產品，特別是融合了最新科技的產品的銷售。”

　　到2013年3月，莆田高仿鞋產業(yè)的客戶不僅來自國內，美國和俄羅斯已成其最大的外銷客戶，據莆田業(yè)內人士估算，這一產業(yè)的內外銷比例約為1：1。

　　莆田高仿鞋的猖獗也引起了美國方面的重視。2007年9月，紐約市警方從布魯克林的兩處倉庫查獲291699雙假耐克，中國、紐約和至少6個美國的州同時展開打擊行動。

　　美國當時的“打假”行動揭開了整個販假網絡：中國的高仿耐克到達紐約，常常是通過UPS從紐約運至布法羅、羅切斯特、匹茲堡等十個地方。美國一名移民海關執(zhí)行署的官員表示，那批貨物的市價超過3100萬美元，“想要確認假貨來源很困難，報關文件都是假的，但是可能來自莆田附近”。

　　產業(yè)鏈已成型，還直接推動房地產繁榮

　　提起《紐約時報》的報道，潘達顯得非常得意。在他看來，這種國際知名媒體的報道對于莆田仿造產業(yè)的能力是一種肯定，整個高仿鞋的產業(yè)鏈已經成型，實體專賣店居高不下的運營成本以及品牌商的運營策略，使得那些質量過硬的高仿鞋成為一種“剛需”。

　　“鞋子的事情不光讓我過上好日子，而且還讓這個城市走向繁榮。”潘達告訴記者，他的檔口附近那些將要竣工的樓盤，在安福小區(qū)沒有成為高仿鞋集散地之前只是個墳場。

　　在潘達看來，王石、許家印這些地產大佬能夠在莆田分一杯羹，要感謝那些制作高仿鞋的人，“莆田的房地產繁榮是我們直接推動的，你知道嗎?在莆田有將近四成的房子是被我們或租或買下來，變成做網上交易的公司或是倉庫。”

　　安福小區(qū)一個晚上的鞋類成交量保守估計在2億元以上，高峰時段，在安福小區(qū)一帶出現(xiàn)這個城市為數不多的堵車現(xiàn)象。更有趣的是，在這因堵車而出現(xiàn)的車輛輕微擦碰不會有人計較，因為大家都趕著將貨物運出去。

　　近年電商的普及對莆田高仿鞋產業(yè)的興盛，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或者說這些地下經營者充分利用了電子商務的便捷性和隱密性。

　　一般來說，在莆田進行電商買賣就是租一套房子做辦公地點，找人建個B2B或B2C網店，幾個人加上幾臺電腦就可以營業(yè)，具體就是選擇貨源下單、網絡推廣銷售、物流快遞送貨幾個環(huán)節(jié)。

　　實際上，經營高仿鞋只要準備幾天時間就可以營業(yè)，經營者甚至前期不需要對網店和網絡推廣進行投入，這方面有專業(yè)公司為其包裝，還可等到經營者有收入時才付費。

　　“做淘寶比我們這些做工廠的人輕松很多，我們一雙鞋就賺個10塊錢，到他們手上一轉，單價就上來了，我們得到的是數量帶來的技術反復操作。”潘達說。

　　莆田的高仿鞋產業(yè)已經成為當地支柱產業(yè)，相關從業(yè)人員近20萬人，除了基本的產業(yè)工人外，多數為從事電子商務的營銷人員。

　　間接從事或受益于高仿鞋產業(yè)的人員更是其數倍之多，而莆田的戶籍人口僅為300萬左右，在消化當地就業(yè)人口問題上，高仿鞋產業(yè)貢獻不少。

　　為避免當地工商部門的檢查，安福小區(qū)一帶的商家以各種外貿鞋作為招牌，只有夜晚才開門迎客。店主對于21CBR記者這種“不速之客”貿然提出的下單要求也并不感冒，一些優(yōu)質貨源往往要通過熟人介紹才能拿到。

　　技術牛逼，但無法培育拿得出手的品牌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如今莆田鞋的代名詞是“正宗的假貨”。

　　莆田可以做出以假亂真的國際一流品牌的高仿鞋，卻無法培育出一個拿得出手的品牌，而晚于莆田起步的另一個福建城市晉江，從“鞋都”到“品牌之都”的嬗變之后，已進入資本經營階段。截至2013年3月，晉江的鞋業(yè)擁有12家上市公司和26家上市后備企業(yè)，安踏、361°、特步等都是家喻戶曉的品牌，相比之下，莆田鞋業(yè)尚無一家進入資本市場。

　　莆田在上世紀90年代至2000年期間輸給了晉江。當時，晉江鞋企投入巨資“造牌”之際，莆田鞋企卻依然守著代工的一畝三分地，與晉江市政府積極扶持鞋業(yè)發(fā)展不同的是，鞋業(yè)規(guī)模同樣很大的莆田市，卻長期缺乏對鞋業(yè)的整體規(guī)劃和引導，一直以來對代工業(yè)難以割舍。

　　除了缺乏長遠規(guī)劃外，莆田本地的創(chuàng)新能力也不足以支撐建立一個獨立品牌。

　　盡管在技術層面可以無限接近國際一流品牌，但潘達對于莆田建立本土品牌尚無信心，他認為莆田的高仿鞋產業(yè)經過將近10年的摸索才學會了耐克上世紀90年代的技術，然后通過反復的生產加工來熟練這一過程，期間并沒有任何自主創(chuàng)新的因素。

　　“如果耐克或阿迪達斯現(xiàn)在研究出具備革新力量的技術，那么我們會全面陷入被動，好在20多年來，他們一直沒有真正的革新。”潘達對21CBR記者表示。

　　制作高仿鞋需要有超強模仿能力，而建立品牌則需要差異化的創(chuàng)新能力，這些高仿商家一旦被掛上品牌的帽子，最擅長的模仿能力將無法施展，因為做品牌帶來的知識產權保護將限制他們肆無忌憚的抄襲，而從無到有開拓自主核心技術，并非其優(yōu)勢所在。

　　對二三線城市和城鎮(zhèn)客戶群體來說，莆田高仿鞋是“價格屠夫”，它們可以順利滲透進來，不到專賣店一半的價格便可以讓客戶“享受”到頂級品牌。“讓全世界都穿得起名牌”是潘達及其同行們的一句口頭禪。

　　“不光是網上，貴州、云南等內地省份的專賣店也是我們最為穩(wěn)定的客戶，只要他們在，就不愁沒生意。”潘達說。

　　盡管近幾年生意還過得去，但總有一種危機感和糾結情緒纏繞著潘達。一方面是不斷上漲的用工成本以及優(yōu)質技術工人的不斷流失;另一方面則是做自主品牌所需的高額投入。潘達的生意似乎進入了一個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