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收儲將停止 直補政策籌備登場

　　護棉農利益應運而生的;那么時值今日，這一執行了近三年的政策已到了“應劫而退”的轉捩點。

　　所應“劫”，一是“市場劫”，即收儲政策干預過度，導致市場機制弱化，高質量棉花供應不足，棉紡企業因成本畸高而生存困難;二是“灰色劫”，即收儲政策及配套的進口棉配額管理制度在實施中存在扭曲操作，滋生了轉圈棉、配額倒賣等灰色地帶;三是“資金劫”，如此龐大的收儲量耗資巨大，日常庫存、倉管等費用損失更是數以億計。

　　據權威人士透露，國家高層領導已表態“目前的棉花收儲政策已經不能再繼續了”，發改委、財政部和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等有關部門正在就直補政策進行調研，今年稍晚有望啟動試點，明年或正式推廣。這意味著直補政策已經進入“備孕期”，但“怎么補、補多少、怎樣保證補貼到位”都是需要仔細斟酌、周全設計的，這一孕育過程勢必復雜而艱辛。

　　錯放的“有形之手”

　　“目前企業經營十分困難，棉花原料采購不足、銀行貸款壓力，以及人工成本增加都是我們最大的現實困境，其中以原料采購壓力最大。”山東某棉紡織企業負責人張先生向中國證券報記者感嘆道。

　　在日前調研中，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副會長高勇也發現原料采購困難給純棉紡織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傷害。“目前，山東省從德州到菏澤地區，3萬錠以下產能的小型純棉紡織企業50%停產。河南安陽地區，年初也有50%的小型純棉紡織企業停產。有資格參與國儲棉競拍、能拿到進口棉配額的大企業，生存狀態相對較好。”

　　相關數據顯示，2012/2013年度國內棉花產量約740萬噸，國家以20400元/噸的收儲價累計收儲650萬噸棉花，約占全國棉花產量的90%，這導致市面棉花流通嚴重緊缺，國內棉價出現上漲。雖然此后國家通過放儲調節供應，但由于儲備棉質量下滑嚴重，同時拋儲價達19000元/噸左右，相比同期進口棉價格高出4000-5000元/噸，導致用棉企業拍儲意愿不高。

　　“收儲政策抬高了國內棉價，使內外棉價差擴大并長期高企，大企業能拿到進口棉配額，從而買到低價的進口棉，所以經營情況稍好;而中小企業買棉難或者只能買高價棉，市場競爭力下降，因而關停較多。”銀河期貨分析師紀紅指出。

　　可見，在紡織業競爭中，進口棉配額是制勝的關鍵。所謂進口棉配額，是國家控制進口棉數量、保證國內棉銷量、保護棉農的重要手段。可分為兩種，一是稅率為1%的關稅配額，二是征收4-40%的滑準稅的關稅外配額，前者便是與儲備棉按比例搭售的進口棉配額(以下簡稱配額)。

　　根據規定，配額是禁止私下買賣的。但在內外棉價差持續高企且進口棉質量較高的背景下，國內進口棉需求較大，進口棉配額因此形成了一個成交活躍的無形市場，部分有資格的企業會通過賣出配額盈利，甚至有純靠倒賣配額生存者，有的貿易商嗅出商機，專門做起了“配額經紀”。對此，業內人士分析稱：“這實際是市場在供應緊缺的條件下，被迫自發調節供需的無奈之舉。”

　　除了配額之外，“轉圈棉”也是灰色地帶一角。所謂“轉圈棉”主要指企業將低價拋出的儲備棉重新套包、打包冒充本年度的新棉交儲，不考慮相關成本的話，以當前20400元/噸的收儲價和19000元/噸左右的拋儲價計算，每噸轉圈棉的盈利空間在1400元。

　　“目前‘轉圈棉’不是普遍現象，還沒有影響到電子盤的市場價格和國家收拋儲政策。”銀河期貨分析師陳曉(微博)燕指出，國家在防止“轉圈棉”方面，已經出臺了很多辦法，其中包括采取“監督、懸賞舉報、預留保證金”等措施。“但只要收儲價和市場價存在利潤空間，就不能完全杜絕‘轉圈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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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9月，新棉花即將上市，有關部門宣布儲備棉將于2013年7月底停止拋儲。首創期貨首席分析師董雙偉認為，這可能是為了防止“轉圈棉”的出現，也表明新花上市后國家將繼續執行新花敞開收儲政策。“在7月底停止拋儲后至新花收儲前的空檔期，如果沒有有效防止轉圈棉現象的舉措出臺，繼續拋儲的可能性大大下降。”

　　“事實上，紡織企業連續上書，呼吁拋儲不能停。據悉，國家可能采取折中方式，在7月底拋儲暫停兩周后，繼續投放儲備棉，具體情況還有待進一步落實。”陳曉燕說。

　　直補政策進入“備孕期”

　　“收儲政策本意是好的，從近兩年的收儲效果看，收儲政策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保護棉農、穩定種植面積的作用。但是通過連續兩年不限量收儲，國家累計收儲量超過1000萬噸，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本年度中國的棉花庫存消費比達到140%，棉花庫存占全球期末庫存的50%以上，這種收儲規模在全球十分罕見。”銀河期貨分析師紀紅說。

　　中紡工業聯合會副會長高勇給記者算了筆賬，2011/12年度收儲313萬噸，收儲價為19800元/噸，耗資619.74億元;2012/13年度的收儲價提高至20400元/噸，收儲量累計高達650萬噸，耗資1326億元，兩年累計收儲量963萬噸，合計耗資1945.74億元。

　　“收儲的資金來自農發行貸款，收儲和放儲的差價則由財政部補貼。收放儲差價加上倉儲、管理、人員等費用，一噸棉花國家大約倒貼3000元，1000萬噸就是300億元。如果改用直補政策，可能只需要花費其中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便可達到保護棉農、穩定市場的目的。”高勇嘆息道。

　　據權威人士透露，國家高層領導已表態“目前的棉花收儲政策已經不能再繼續了”，農發行也表示難以長期支持如此大規模的收儲放貸。同時，記者了解到，發改委、財政部和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等有關部門正在就直補政策進行調研，下半年有望啟動試點，明年或正式推廣。這意味著直補政策已經進入“備孕期”，但怎么補、補多少，怎樣保證補貼到位都是需要仔細斟酌、周全設計的內容，這個孕育的過程勢必復雜而又艱辛。

　　首創期貨首席分析師董雙偉表示，直補政策在實施之前必須解決好一系列細節問題，如直補的依據，是按交收籽棉量還是種植面積;補貼的具體標準如何;補貼的執行主體是某個部委還是協會，亦或者是下放到企業;補貼執行過程中的監督如何來進行并盡可能防止尋租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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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直補政策使紡織服裝業有望獲得價格更為低廉的原材料，但若直補政策沒有落實到位，并未從根本上保護棉農利益、穩定棉花產量，那么，可能反而會因棉花供應大幅波動而導致棉價大起大落。因此，政策設計者十分謹慎。”銀河期貨分析師陳曉燕表示，由于棉花種植區域分散、面積不明，直補資金如何保證補貼到種植農戶的手中，仍是問題。具體到是按畝補還是量補、是否選擇試點，有關部門還未形成最后意見。

　　直補并非最終目的

　　“目前的棉花政策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我們提倡直補政策，只是為了打破當前的制度，希望更多地實現市場化。但是直補政策也并非是最好的調控政策。”中紡工業聯合會副會長高勇表示，只有走出小農經濟式的種植模式，實現規模化、機械化和產業化發展，提高棉花質量，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力，才是解決棉花問題的根本之路。

　　目前新疆兵團已經開始大規模使用機械采摘，明顯提高了棉花種植的效率、降低了生產成本，而且目前新疆棉花產量占全國棉花產量的50-60%。因此，新疆既是直補政策的最佳試點，也是未來棉花產業發展模式的試驗田和先行者。

　　中證期貨分析師陳靜也認為直補并不是最佳的方案，國外發達國家例如美國更傾向于市場的問題用市場手段解決，如利用期貨、期權等金融衍生工具規避價格波動風險，很好地替代了原先為保護農民利益而采取的補貼政策。

　　從產業發展的角度，棉紡企業要走出目前的困境，陳靜認為，一方面，紡織業要提升自身的生存及競爭能力，再不能將行業定格于前兩年低門檻、大打價格戰的局勢，應在保證品質的基礎上，加大研發與品牌樹立、培養;另一方面，要有風險控制意識，可借助金融工具規避一定的市場風險。

　　“棉紡企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多年來對我國經濟增長、出口創匯產生了巨大作用，但在我國經濟發展轉型升級之時，棉紡企業又處于相對的夕陽產業，此后應立足于結構性行業調整，鼓勵兼并重組、淘汰落后產能，提高品牌附加值。同時，借鑒歐美市場的先進經驗，對原材料進行一定的風險控制管理，在尋找適應公司產品的原材料替代品之外，更要運用棉花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與套期保值功能，有效降低企業原料成本與庫存跌價損失，鎖定企業預期利潤。”首創期貨首席分析師董雙偉表示。

　　“應盡可能用市場化手段去解決棉花產業面臨的問題。”董雙偉建議，近年來政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國內棉紡企業用棉成本高企的困境，未來有關部門應該為企業創造市場化、公平化的競爭環境。在此基礎上，棉紡企業要適應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客觀要求，主動提高自身產品競爭力與品牌附加值，進行升級換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