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結束這一切》：失序中的溫情

柳鶯/文

       查理·考夫曼是一位風格化極其明顯的鬼才導演，無論是其真人還是動畫作品，都無一例外地用腦洞大開的方式，探討當代人錯綜復雜的情感，既有面對世界的欣喜，又有生而為人的孤獨。無論在創作的哪個階段，他都帶著孩童般的眼神，為周遭的世界寫下注腳。新作《我想結束這一切》亦是如此。

電影的海報上，一位若有所思的人物靜坐在貼著墨綠色壁紙的墻壁前，她的面前是一桌家宴，端著酒杯的手卻似乎在猶豫是否要繼續將佳釀送進口中。此人一頭卷發，穿著寬松的條紋毛衣，要湊近了看才能辨別出是一位女性。海報似乎想營造出濃濃的家庭氛圍，但人物稍顯僵硬的表情和暗沉的色調，又隱隱顯示出某種不安。

進入正片，這種氣氛越發明顯。影片從一次公路旅行開始——杰克和他剛認識不久的女友露易絲驅車前往城郊的農場，對他的父母進行一次家常拜訪。這是一個寒冷的冬天，城市中已然飄起了雪花，而越往郊外，天氣亦越發極端。露易絲在車中心不在焉。她的內心獨白告訴觀眾，她想早日結束這次旅行，在天黑前趕回城市，以便進行第二天的工作。面對正在駕車的男友，她也并非十足動心，甚至有些許想要分手的念頭。

電影的前三十分鐘將鏡頭對準車里的兩人，一來一去的對話交代了他們的背景、愛好，雖然稍顯沉悶，但為之后的劇情發展進行了十足的鋪墊。熟悉考夫曼風格的觀眾，此時應該已經坐立不安。作為導演的他，從不甘心耽于乏味，如此漫長的情節，一定在醞釀著什么爆炸性的橋段。果然，到達杰克父母的農場后，情節開始逐漸激烈，這是一場失控的晚餐，人物們不斷地改變著年齡，他們的說話方式與情緒也隨著不同的空間而產生變異。

不得不承認，考夫曼是制造氣氛的一把好手，僅僅通過光線、服飾的變化，就讓觀眾察覺到異樣。長達二十分鐘的晚餐戲充滿著精彩的轉場，以及隨時而來的驚喜（亦或者說是驚嚇）。在密閉空間中，氣氛一度達到高潮。最為讓人拍案叫絕的是，考夫曼將人的一生的孤獨與興奮體驗，都融合在這個場景中——父母與孩子兩代人間的隔閡、家庭內部不可言說的秘密、成長中的傷痛與甜蜜，都以一種抽離現實的魔幻方式呈現出來。觀眾隨著“闖入者”露易絲審視著杰克一家，卻在無意間發現她也并非全然自洽。露易絲的身份在敘述中漸漸出現罅隙，她一會是畫家，一會兒是餐館招待，一會兒又搖身成為詩人……究竟是她的記憶出現了偏差，還是本來這場拜訪就另有蹊蹺？考夫曼在股掌之間，建構了不可靠卻迷人的敘事，不遺余力地加重觀眾的好奇心。

一心想要離開杰克父母家的露易絲不停地催促男友，終于如愿以償。回程的道路大雪紛飛，充滿著《穆赫蘭道》式的撲朔迷離。公路邊仍在營業的冰激凌店則散發著考夫曼標志性的幻想氣氛。它像是出現在孩童夢境中的棲息之地，提供著甜蜜的慰藉，同時也蘊含著一絲不安。導演一刻不停地為觀眾提供著支離破碎的拼圖，引導其推導出故事的全貌。直到影片的終章，這一管中窺豹的游戲才算宣告結束。但較為可惜的是，導演用一段極具戲劇感的舞蹈加舞臺劇，為觀眾揭曉了謎底。原來，影片此前所有的敘事都是一位多重人格癥患者在臨終前的所思所想，半夢半醒，真實與虛構并存。他窮其一生的力量，思念（或者說建構）在自己生命中漂浮而過的戀人與父母，并用浪漫至死的邏輯，為自己在人間的旅途畫上句號。

《我想結束這一切》根據加拿大八零后作家伊恩·里德的同名小說改編，本身就具有濃郁的文學性。電影版本同樣通過人物之口，從華茲華斯的詩歌到居伊·德波的景觀社會理論，從卡薩維蒂名作《醉酒的女人》到音樂劇經典《俄克拉荷馬》，旁征博引地探討人類對時間的感知。這種充滿知識分子氣的對話，讓觀影過程趣味橫生。不足之處是，影片的一些過渡頗為草率，風格轉換也顯得斷裂。作為個人情緒濃重的導演，考夫曼最后給影片添加了一抹生硬的暖色，也是有種畫蛇添足的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