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念“冷門絕學” 探尋楚服文化密碼——訪武漢紡織大學教授王柯

　　9月中旬的一天，記者走進武漢紡織大學教授王柯的辦公室時，王柯正在梳理電腦里命名為“楚學”的磁盤。研究楚服8年多，層層疊疊的電子文獻幾乎把磁盤填滿。

　　王柯的楚服研究歷程，圍繞著一個“找”字。在先秦以來的簡牘、詩歌、散文、研究材料等文獻資料中，他一直癡心尋找楚國服飾的身影，探究楚服的文化密碼。雖說遭遇到頗多艱辛，但他一直樂此不疲。

　　“文獻+實物”研究才可靠

　　楚國位于長江中游，是兩周時期的諸侯國，自周成王時期立國到被秦滅掉，楚國在歷史上存在了800余年。

　　1982年，考古專家發掘湖北江陵馬山一號墓，一批絲織物和刺繡完整地保存下來，包括絹、紗、羅、錦、繡、絳等戰國時期大部分絲織品品種，許多織物是首次發現，被譽為“絲綢寶庫”。它們的出土，證明楚國曾有過燦爛的服飾文化。

　　史學家常言“長江文明是中華文明的兩大源泉之一”，而楚服就是先秦時期長江文明的重要體現。

　　王柯是“80后”，讀博期間研究清朝服飾，得益于豐富的實物和史料，學術成果有不少。2013年，他來到湖北工作后，被以屈原為代表的楚人浪漫主義情懷所吸引，將楚文化作為研究方向。經過可行性分析和選題論證，他決定研究楚服。很快，他就遭遇了學術研究上的“滑鐵盧”，最常發出的感嘆是“太少了”。

　　2000多年前的墓葬，出土的服飾基本都是殘片，除了馬山一號墓，其他墓葬很少有如此大規模的服飾實物出土。即便被譽為“絲綢寶庫”，馬山一號墓中出土的服飾相關實物僅有數十件，綜合其他相關材料，可使用的圖像資料也不到200張。

　　要從數量有限的圖像資料中參透楚服文化密碼，王柯必須借助文獻，但先秦時期楚國服飾的文獻記載同樣稀有。以禮儀服飾為例，在古代，服飾和禮制存在緊密聯系，但作為諸侯國，楚國遺存下來的關于服飾的禮制類資料很少，要研究楚服禮制，只能從同時代的《周禮》中參考，或從《春秋》《左傳》等史書中探尋。

　　可靠的文字記錄也并不是無跡可尋，王柯的方法是從前人的研究中溯源——先找到學術文章中的參考文獻，再從參考文獻中追溯原文。很多時候，原文是古籍，圖書館或沒有資料或因為珍貴而難以外借，王柯就只能四處聯絡，借閱線上古籍資源。

　　在文獻中找到楚服的蛛絲馬跡后，他再和出土實物印證，最終才能形成可信可靠的學術結論。

　　技術加持重現“冷門絕學”

　　受限于出土實物的數量和研究難度，近幾年，王柯的學術成果不多，用學術論文衡量，一年2篇至3篇，在學界屬于產出慢、成果少的學者。對此，王柯也比較豁達：“楚服研究急不來，發一篇就要有一篇的分量。”

　　2019年，王柯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與國別史專項項目《楚國服飾研究》獲批立項，研究團隊深感振奮。

　　“冷門絕學”是所有國家社科基金中，唯一一個不設研究年限的基金項目——參與學者可以一直研究下去，直到有滿意的研究成果出現。這一特點也從側面印證了楚服研究之難。

　　面對這樣一個“沒有盡頭”的研究項目，除了對照服飾實物，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解密服飾密碼，還有其他的研究方法嗎？王柯的探索是：做實驗，搞復原。

　　課題組研究生蔡虹對馬山一號楚墓出土的綿袍感興趣，研究古人在腋下縫制的布片——嵌片。這塊布類長方形，連接了衣袖和衣身。蔡虹從嵌片的結構出發，先用設計常用的白坯布對楚服進行結構復原，通過增減嵌片的長短、變換嵌片角度，試驗嵌片在衣袍中的作用。

　　為此，蔡虹做了4種設計方案，經過一年試驗，認為嵌片一方面起到了增減調節腰線圍度、提升穿著便利度的作用，另一方面還起到了穩定衣服形制的作用，有了嵌片，裁縫得以用有限的面料包裹人身。這意味著先秦時期，國人已經將立體造型的思路用于服裝設計。

　　團隊教授郭豐秋在課堂《楚文化與楚藝術》上，展示一件復原后的楚國禮服——淺黃絹鳳鳥花卉綿袍，浪漫奇詭的“三頭鳳”紋樣讓學生們興奮不已。今年暑期，王柯派遣研究生宋可欣前往中國絲綢博物館學習進修，學習如何利用數字化技術，對不完整的楚服實物進行修復。數字復原技術的加持，又給楚服研究開辟了新的可能。

　　“學術成果是‘暫時的’，它們可能因為新的實物出土或文獻發現而被證實或被推翻。”王柯說，作為高校教師，不僅要看到楚服研究的學術意義，更要讓研究楚服不再“只可遠觀、不可褻玩”，學生們也能運用服飾結構、現代技術，親手制版、試版，在實踐中深入感受幾千年前古人的造物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