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領袖 而非領導

　　對領導力最大的誤解，就是在領導力和職位之間劃上等號。中外都是如此，但是中國尤甚，原因很簡單——在現代漢語中，“領導”這個詞最流行的用法，就是指“擔任領導職位的人”。許多人認為：(1)領導力是有領導職位的人才需要的;(2)只有擔任領導職位，才能發揮領導力;(3)自己能夠擔任領導職位，就是自己已經有領導力的證明;(4)因為自己有領導職位，所以別人就會服從自己的領導。

　　實際上，就像我在《領導力就像愛情》一文中所說：領導力就像愛情，領導職位就像婚姻。婚姻和愛情有聯系，但是有婚姻不一定有愛情——擔任領導職位的人不一定有領導力;有愛情不一定有婚姻——真正發揮領導力的人不一定是擔任領導職位的那個人;有時候，婚姻是愛情的墳墓——領導職位可以是發揮領導力的障礙。

　　領導力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領袖力”。擔任領導職位的人，我們叫做領導;真正實施領導活動的人，我們叫做“領袖”。領導有下屬，而領袖有追隨者;領導運用權力，而領袖運用影響力;領導安于現狀，維持秩序，而領袖與時俱進，迎接變革;領導追求地位，而領袖追求成果;領導發布命令，說“給我上”，而領袖以身作則，說“跟我上”;領導抓權，讓自己偉大，而領袖授權，讓眾人偉大。

　　長征就是區分領導和領袖的一個完美案例。長征的最高“領導”是誰?在遵義會議之前，是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博古。在遵義會議(更準確的說是遵義會議之后隨即召開的扎西會議)之后，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是張聞天。然而，博古盡管是最高領導，卻不是領袖——他沒有發揮領導力，幾乎把中國革命帶入絕境。而連中共中央的核心決策層都沒有進入的毛澤東是，卻成功地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扭轉了中國革命的局面。之后八年的時間里，盡管是張聞天擔任總書記，毛澤東卻實際發揮了領袖的作用。{page_break}

　　不當最高領導，可以當領袖

　　長征中的毛澤東便是如此。當上了最高領導，也要追求當領袖——香港企業家李嘉誠便是如此。李嘉誠稱之為老板和領袖的不同：“我常常問我自己，你是想當團隊的老板還是一個團隊的領袖?一般而言，做老板簡單得多，你的權力主要來自你地位之便，這可來自上天的緣分或憑仗你的努力和專業的知識。做領袖較為復雜，你的力量源自人性的魅力和號召力。要做一個成功的管理者，態度與能力一樣重要。領袖領導眾人，促動別人自覺甘心賣力;老板只懂支配眾人，讓別人感到渺小。”

　　當然，領導力和領導職位并非完全沒有關系。我在“領導力的八項修煉”的工作坊上，都會問參加培訓的經理人這個問題：領導力和領導職位之間到底有什么聯系?他們一般都會這么回答：“領導職位能夠為發揮領導力提供一個更好的平臺。”這個回答是對的，但是不完整。的確，領導職位可以是發揮領導力的幫助。擁有領導職位，意味著你擁有更多的組織資源來發揮領導力。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當選為政治局常委，第一次進入中共中央核心決策層，對于他發揮領袖作用也是很關鍵的資源。

　　最大的挑戰就是：當領袖，而非領導

　　但是領導力和領導職位之間的聯系，至少還有另外兩點。首先，擔任領導職位，意味著你有發揮領導力的責任。所謂的領導職位，其實也可以叫做管理職位，也就是層級組織中的一個崗位，往往同時要求你從事三種活動：處理、管理和領導。簡單地說，處理是循規蹈矩地做事，管理是正確地做事，領導是做正確的事。在層級組織中，職位越高，從事領導活動的責任就越大。也就是說，當領導的人必須要當領袖，責無旁貸，不然后果很嚴重——博古就是個例子。

　　然而，領導職位在很多時候會成為發揮領導力的障礙。這跟婚姻是愛情的墳墓的道理類似，但是幾乎沒有經理人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盡管擔任領導職位的人有從事三種活動的責任，但在大多數時候，他們從事的是管理活動。管理活動運用已有知識，解決技術性問題。而領導活動是學習新的方式，解決沒有現成答案的難題。擔任領導職位的人，往往容易犯這樣一個錯誤：因為自己擁有職務權威，所以認為自己掌握所有問題的答案，導致把難題當做技術性問題處理。博古就是如此：中國革命是一個難題，但是博客作為一個技術性問題處理，認為自己擁有現成的答案——俄國革命的模式，從而使得自己的職務權威阻礙了領導力的發揮。

　　每個經理人、每個“領導”面臨的最大的挑戰就是：當領袖，而非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