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專家談最低工資標準、社保提高與通脹關系
今年以來,全國十多個省市已經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平均上調17%左右。央行新近發布《2010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顯示,2010年,全國共有30個省份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月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長幅度為22.8%。財政部、民政部一個月前也曾發通知,要求各地城市低保對象按每人每月15元增加補助,農村低保對象按每人每月12元增加補助。
有輿論稱,最低工資標準上調以及低保標準的提高,將加重通貨膨脹。
最低工資、社保提高與通脹關系要看短期和長期效應
據了解,北京的月最低工資已由960元調整到1160元,天津由920元調整到1160元。江蘇由960元調整到1140元,廣州和上海的最低工資標準都增至1300元,浙江調整后的1310元已成為目前最低工資最高的省份。
2011年起,各地城鄉低保標準提高幅度要與經濟發展速度、居民收入增長水平基本同步。中央財政對享受中央補助地區的城市低保每人每月增加15元,農村低保每人每月增加12元補助。各地將會盡快建立健全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
對于最低工資連續上調以及低保標準全面上調,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明確表示,加薪不會推高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最低工資上漲推動通貨膨脹的觀點不正確,通貨膨脹在全世界也不是由最低工資標準上漲推動的,多個省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做法非常正確。”
“收入增長與通脹沒有必然聯系。收入的工資提高了,百姓的消費水平提高,購買力也相應提高,可能對商品的需求也有增加,兩者間有一定的關聯因素,但不一定會是必然。”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林賢郁接受人民網記者采訪時表示,“工資水平很高的國家,難道都是CPI很高了?這是不可能的。只有流通的貨幣,以及提供的商品多得多的時候,才能引起通脹。”
“我國收入差別較大,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從社會平均化的角度來考慮,讓低收入者的工資水平不要過于低于社會平均水平。”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長劉迎秋告訴記者,從長遠來看,政府肯定會提高工資,但要一波一波地調,不會是一個行政命令或是一次性地統一提高,從目前來看,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對CPI會有一定影響,但不會太大。
“有人擔憂最低工資提高、社保提高有可能提高CPI,這種擔心符合邏輯。因為工資提高,意味著人們購買力和消費傾向上升,從而導致消費供給品的價格上升。”劉迎秋向記者解釋,在物價持續上漲背景下,提高工資,特別是對低收入階層來說是必要的,因為物價上漲,收入如果不漲,等于他們的生活水平要下降。“提高最低工資,短期內有助長CPI上漲的效應。但也要看CPI的結構,從目前階段來看,蔬菜的價格大幅度下降,低收入階層需要的是糧食、蔬菜、副食品等為主的消費,對推高CPI可能不會產生太大的助推效應。”
劉迎秋表示,從目前來看,普遍工資上調的可能性比較小。私營企業、中小企業占全國企業總量的90%以上,就業占80%,民營企業最大的特點就是要從效益的角度考慮工資。因此,工資會上漲,但上漲的幅度比人們期望的值要低很多。目前不會出現一個大范圍工資上漲的格局。國家雖然鼓勵企業漲工資,但是不代表會一定上漲。集體協商工資在“十二五”間要覆蓋95%的企業,這是今后的一個努力方向。
“目前,出臺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以及提高低保措施,是值得稱道的做法。”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韓兆洲認為,從去年開始,我國物價一路走高,今年又大幅攀升,一季度達到了5.4%,這意味著貨幣購買力貶值,如果工資收入增長不能超過5.4%,百姓的實際購買力在減少,生活水平在下降。
“與CPI直接掛鉤硬性推動工資上漲可能讓人高興,實際上卻會導致更嚴重的成本推動型通脹,推高CPI。”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認為,工資是個人對社會貢獻度的貨幣化反映,提高工資水平應以GDP增長、勞動生產率增長等為充分必要條件,同時考慮物價上漲因素。需要明確的是,物價上漲只是一個參考因素,而不是決定因素。不能簡單地認為,工資與物價直接掛鉤就可以解決問題,而應從更加宏觀的層面看待工資變動。
居民收入和經濟增長同步是趨勢
“近10年來,我國的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但是國家在倡導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同步。”林賢郁進一步解釋說,“十二五”規劃提到,要盡可能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經濟增長和GDP有關,但是過多強調GDP的增長,或者在增長過程當中過多強調國家分配的收入,而非過多地向老百姓傾斜,是不正確的。從這個角度,我們需要在兩者間找一個平衡點。
林賢郁認為,一方面,GDP不能盲目地追求,隨著結構的調整、增長方式的改變,更多從優化的角度出發,不是單純追求GDP的增長。另一方面,我們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從長遠來看,勞動者的工資水平,肯定是要逐年提高。
林賢郁透露,國家發改委目前也正在研究改革,從收入分配制度和機制上,向居民收入傾斜,讓居民收入的增長盡可能和GDP增長同步。“我們以前更多考慮GDP的增長,沒有考慮居民收入水平也相應的同速增長,工資收入增長得緩慢一點,可能今后要加快增長速度,這還需要一些具體的措施來保障。”
“未來30年的收入增長,不僅會與GDP同步,很可能會高于GDP。改革開放前30年我們國家沒有做到收入與經濟增長同步,未來30年,基本趨勢應該是同步或者略高的。”劉迎秋非常贊成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資水平,“未來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的幅度可能要高于其他方面的上升幅度,這符合整個中國經濟增長和國民福利改進的內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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