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波動本不是什么大事

　　中國經濟已進入“換擋期”，從過去的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增長質量將進一步提高。中國正同時推進匯率市場化，利率市場化和資本項目可兌換等金融改革。從次序上講，中國會首先大力推動匯率市場化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和實現匯率雙向波動，然后謹慎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與此同時逐步推動部分資本項目可兌換改革。在經歷人民幣的一輪貶值之后，央行適時宣布將人民幣對美元日內波幅擴大至2%，此舉被市場已解讀為匯率市場化正加速推進。IMF總裁拉加德對中國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區間表示歡迎，她認為這是朝著人民幣國際化邁出的正確一步。拉加德表示：“近期人民幣匯率出現的擴大的波動幅度并非有意的貶值，而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部分”。

　　人民幣匯率近期波動本不是什么大事。仔細分析人民幣匯率波動程度相較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匯率波動，甚至儲備貨幣匯率波動，都是很小且正常的。但是，目前的狀況可能成為中美兩國政府間一個揮之不去的爭論焦點。

　　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一直敦促中國讓人民幣以更大幅度升值。他們稱，人民幣的走弱讓中國出口商與外國對手競爭時占有優勢，這并不公平。換言之，讓人民幣走強，中國出口商與外國對手競爭時處于劣勢，這才符合他們心中的公道。之所以本該是公平競爭的市場卻被如此扭曲的心靈所染指，皆是因為冷戰雖然結束了，但地緣沖突卻激烈不斷惹的禍。盡管“和平與發展”是21世紀國示關系建設的主題，但不容忽視的是，冷戰結束之后，國際政治局勢并未自然趨向穩定，地緣政治沖突反而變得更加頻繁和激烈，并對全球經濟增長和國際金融市場運行造成了較大沖擊，給工商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跨國經營和涉外業務開展也造成了較大干擾。對人民幣匯率的正常變化的非理性指責，只是其中很小的案例之一。

　　從根本上看，后冷戰時代地緣沖突的常態化具有客觀必然性。一方面，從經濟角度看，受全球經濟增長長期中樞不斷下降，經濟發展差異性短期加大的影響，全球經濟利益爭奪漸趨激烈，為政治對抗的加劇埋下了隱患。

　　另一方面，從文明角度看，伴隨著冷戰后多極和多文明世界格局的形成，文明差異和對抗引致的地緣沖突更趨頻繁和復雜。更重要的是，隨著人口流動和文明發展，文明之間的力量正漸趨均衡，這使得文明間的對抗變得難分高下，文明間的沖突和地緣政治沖突則由此具有了長期化長態化的特征。美國在這些沖突中始終站在冷戰時期原陣營領導者、指揮者的立場，追求其綜合利益最大化，于是不時發出些有悖事實與常理的言論，明眼人都是看得明白的。

　　如果不是這樣，安倍主政日本以來，極力在經濟上推行的所謂“安倍經濟學”，其起點就是日元貶值，其最直接的考量是通過促進出口，帶動日本經濟。2 012年3月日元兌美元大致匯率80，而2014年4月21日日元兌美元大致匯率103。安倍執政以來日元對美元如此持續大幅度貶值，而美國卻視而不見，就無法解釋了。所以在地緣沖突常態化的大背景下，美國經常執行雙重標準也已經常態化了并不是什么秘密。故而對美國的聲音，因為要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經濟貿易諸多方面還有許多合作，有關系就須聽，但必須分析地聽，自主而行。對于此次“嚴重低估”的說辭，大可不必理睬。世人皆明，清者自清。

　　當然，人民幣貶值會對那些有孩子出國留學、有計劃出國旅游、有國外采購任務的人家來說會帶來一定的壓力，這就提醒人們理財當有一定的國際視野，巧妙利用匯率變化增長個人財富也是一種理財。從更長遠的發展看人民幣升值的潛力還是繼續存在的，但在世界經濟復蘇加快，中國經濟增長換當期，改革深化之際人民幣匯率的起伏波動也是一定會有的，這其實很正常。